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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北京、富阳两地举行了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对郁达夫一生及其创作个性作了应有的评价，确认了郁达夫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作家”[1]的历史地位与文学地位。无疑， 这为新一轮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同年出现的文学方法革新的浪潮，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突出文学本身特点、作家研究突出作家自身主体地位的发展，又给郁达夫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合文学本质、效用的理论视角契合点。之后，《郁达夫研究通讯》刊行，不仅为研究者交流了信息，而且为部分学者、后起之秀提供了“自己的园地”。10年来的郁达夫研究，就是依靠了上述三者走上了新途，出现了新的研究格局，展现了新的风貌，取得了可喜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0年国内外出版专着、编着、译着、传记20余种；论文、史料、考证、笺注100多篇，各类文集相继重新付梓；《金秋桂花迟》、 《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郁达夫之死》等电影、电视剧、传记片也先后拍摄了不下六、七部。
　　　　　　（一）
　　郁达夫是在本世纪中外文化撞击中成长的作家。民族文化传统培育了他的艺术良知与耿介不阿的道德操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化的熏陶，又给予了他作为“现代人”应具的现代化品格。在思想意识和人格观念上与传统文化培育下的封建士大夫有着很大差异。这种历史的困惑，本身就揭示了研究者只有将作家自身的主体地位与灵魂物化的结晶——文本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与理论视角——“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以“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为基础的“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的大背景下予以检视，才能真正看清对象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揭示郁达夫作为一个具有现代品格的真正文人的深刻意蕴与丰富涵义。
　　1986—1996期间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就是在这种理论视角和文化意识下展开的。
　　把郁达夫的早期作品，置于“五四”特定的文化背景上，试图从文学本义——人学这个观念阐述郁达夫早期小说的意义及其作家的艺术良知，是视角相似的几篇专题论文的共同点[2]。研究者认为， “五四”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解救危难的中国，寻求一个崭新的国家而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传统国家观念的洗刷和更新上。闻一多、艾青、戴望舒等人的诗作所表达的是一个“现代化”的、理想的、甚至是一个红彤彤的完美的中国。而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虽然也为同一目标奋斗探索，但是他们似乎更注重文学的本义——人学观念，更注重阐发人的自我价值，注重人的自我解放和觉醒，更契合“五四”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则为“人的文学”主张的提倡。其观念结构则以“灵肉合一观（自然人性论）为基础，以个性主义与博爱型人道主义为两个主要的理论支柱……”[3]。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说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他只是从本体论上对人性和人的价值进行阐述和张扬。而郁达夫则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使这种“主义”的现代意识脱离传统思想的钳制，在人类历史与“五四”人文思潮的发展中，独立不羁，超然放达，挚着地追求个性自由，充分展现个体生命潜在、动荡的激流，实际上已涵摄了庞大的历史与文化内容。从这个意义论，郁达夫前期小说的全部意义在于他艺术地把握了“五四”人文主义精神发展的理性要求，即把自己对人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转向到对艺术、对文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他早期作品所表现的中国人深受日本人侮辱而产生的屈辱感往往是和中国落后的焦虑感联在一起的。因此，现代人的苦闷，灵与肉的冲突，常常成为他早期作品的主题，而在表现形式上，又往往是外向的、政治的、社会的。他抨击黑暗，揭露时弊，诉说苦闷，诅咒岛国的“狭量”、“险恶”、“无情”和故国的“群魔乱舞”、“百鬼成行”……屈辱与愤恨，焦虑与无奈、率真与无情的情感表现了一个文人的艺术良知。
　　文学是“人学”，是“人心史”。文学的主体意识就是人的主体意识。郁达夫前期作品通过人的精神个体和生命欲求，通过主体的心态与生态描写，不仅艺术地再现了“五四”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理性要求，而且也表明了“五四”作家以适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笔法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其情绪感兴的文学形态，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
　　郁达夫小说现代化品格研究的专题论文不多。进入90年代，思维、视角、观念较新颖的当为《论创造社文学的现代化品格》[4]。 作者把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独立不倚的精神和踔厉风发的意气”视为“五四”时代个性解放，“思想奔放的现代化文学品格的典型体现”，认为这种精神和意气本身，就是“这一社团的现代化人格形象”。郁达夫的《沉沦》以哀伤幽婉的语言诉尽了时代青年的人生苦闷和青春悲哀，喊出了个性、人性的肯定、解放和发展的时代要求。这种鲜明强烈的现代化品格“投合着那个时代觉醒了的‘现代人’的心，在客观上充任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者角色，应合了这一时代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化要求。”在创作中，则“典型地表现为现代人生活感兴和现代人生真谛的文学形态”，直接表现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感兴情绪。《沉沦》乃至“于质夫”系列小说中的情感病态和“凄切的孤单”等“零余”之感，甚至显露出来的对于既成道德秩序抑压不住的超越和反叛，无论是亢奋热烈的还是灰冷感伤的，“都是‘五四’时期这个特定时代氛围下具有敏锐感知的现代人所普遍领受或乐于认同的。”郁达夫等人的创造社文学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巨大影响，学者也都乐于把“五四”时代精神与郁达夫等人的创造社文学表现的现代情绪、感兴直接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现代化气息的强烈性和集中性上典型地展现了‘五四’时代风采。”
　　然而，我们看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几乎都用现代感知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研究者以同时代的鲁迅作比，不仅显示了主体的全景意识，而且在比较中，更显示出郁达夫小说文体的全新意义。诚如研究者指出，鲁迅的现代感知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体、民族主体的理性自觉的价值追求上。他的文学选择旨在“撄策人心”，让国人脱弃愚钝麻木而敏于自觉。鲁迅的全部文学业绩使得他成为一个冷峻而理性的现代感知形象。而郁达夫等人的现代感知则“主要立足于自我主体，从自我强烈的情绪感受出发，努力反映现代生活的脉搏与气息。表现现代人的心理感应和生命节律。”作品中的表现形态便是自我情绪、时代情绪和普遍的人类情绪。作为这种美学选择和文学倾向的理论表述，就是强调情绪表现是文学的本质。
　　诚然，情绪表现倾向是郁达夫等创造社文学现代化品格的体现与表露。这种以情绪表现的作品，被当代学者称之为情绪小说、抒情小说或散文化抒情小说[5]。即以抒情为其主导艺术功能的小说。 这种小说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小说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小说构成方式。其出现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首先它意味着“小说审美素质的增新”——小说开始向人的心灵世界开掘，探索人的心灵底蕴。人的情感、情志、心绪成为小说建构的主体；其次，“表现了小说审美功能的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小说不仅拥有叙事功能、描写功能，而且开始真正拥有了抒情功能。这为小说从实践上而不仅仅是在观念上摆脱了以往通俗文学的地位而大踏步迈入纯文学领域创造了重要条件；再次，表现了小说文体体式的发展与更新，传统的故事型讲述体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研究者把这种文体体式的特征归纳为情节叙事因素的淡化或弱化和情感因素的强化，叙述视角的“内转”。认为这种变化必然会加强创作主体心理体验的内容与初始状态情思的抒发和作品中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情绪的表达，而两者又往往交融为意境、氛围和情调。
　　郁达夫小说的情绪化倾向及其审美特征，已被多数研究者认可，并正在从文艺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等多种学科中寻找或建构其相应的理论。《情感在郁达夫创作中的审美作用》、《论郁达夫小说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与西方文化散论》、《郁达夫早期文艺美学思想论稿》以及《郁达夫文学批评探索》等都作了有益的探索[6]。
　　　　　　（二）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说的中国现代散文的特征——个人的发现，取材范围的扩大，人性、社会性和自然性的调和——虽然早被学术界接受并认可，但是对作家本人艺术实践的审视与评价并未到位。1987年，研究者带着重新估价的行为心理，再次闯进了这个尚待重新开拓的领域。
　　把郁达夫的散文与周作人并列，称为“现代散文的开拓者”[7] ，表明了研究者的见地。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前期的文艺作品中，散文创作虽然可说为“一枝独秀”，但是大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议论。周作人提倡“美文”，即后来所谓的“小品文”，其叙事与抒情兼而备之，诗与散文揉合的新型文体，为传统散文向现代散文的过渡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他矫然独步，致力于“言志”的个人主义和“趣味主义”的“小品文”创作，为后来者郁达夫等人推许赞誉。郁达夫的散文正是沿着周作人的路子，努力表现自己的个性。无论是记叙个人经历遭遇的抒情文，还是描绘山川胜景、自然风光的游记随笔，都可以看到作者的经历、思想、感情；看到他毫不掩饰的痛苦和欢欣、忧伤和愤懑。郁达夫的散文是他的“生命史”、“情绪史”。这种“情绪式”的言志散文，显示了传统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特征，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郁达夫强调散文创作的“个性”，他解释“个性”是“个人性”与“人格的混合”；赞同林语堂等人提出的“个人文体”——即“随心所欲，随情所欲”的概念；他恪守传统散文的要旨，但又反叛严守古圣昔贤明训的“心”，崇尚古雅模范六经的“体”。用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话似的体裁，写自己的思想、发自己的声音。因此，他的散文是一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描写议论抒怀相结合，漠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新型文体。这正应和了周作人所谓“美文”的要旨。从这个意义论，视郁达夫为现代散文的开拓者当不过分。
　　但是，郁达夫散文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停留在平面扫描的层面。以艺术品具有评判生活现象功能的倾向为立论支点。因而在诸多论述特别是综合性的描述中，以捋理作家散文创作的发展线索与特点见多。以“感伤的行旅”与“屐痕处处”为前后期散文的分期，为研究者认可。前期以写个人心境的叙事抒情散文无多歧义；后期以描画自然风光为主的纪游散文，有研究者认为，作为“软文学”，艺术上是“精进了”，但是“作品的社会意义要小得多，弱得多。”对此，我们不作理论。但是，如果把郁达夫在1935年写的《静的文艺作品》中关于静的遁世文艺的论述细加究索，就不难发现，这种藉游记为淑性陶情之具的个人因素，并未消磨精神跋涉和心灵追求的情志。从文艺本身说，它原不是无价值的消闲品。
　　郁达夫的抒情散文，为我们提供了他的情感真实。在他用这种文体表现自我时，真正把现代意识注进了散文。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并未得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阐述，致使这个领域长期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1990年，苏州大学的两位年轻学者发表了《女性的四种意象与孤独的灵魂漂流——郁达夫精神分析》[8]， 可谓是空谷足音，打开了这个沉闷局面，带来了新的生机。两位作者试图用精神分析法揭示郁达夫人格、灵魂和生命力的表述的超群功力以及散文所具不衰生命力的真正底蕴。文章说，郁达夫漂流不定的灵魂“集中在他的与女性交往中予以鲜活展开和体现”。作者把郁达夫交往的女性分为四种意象，分别代表他在不同区域的孤独程度，代表他孤独情感的不同层面。作者立论本身契合郁达夫颇具个性色彩的精神个性和他“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立论基础——“生命意识”的哲学主张，更契合郁达夫审美态度的多向性倾向。倘若文章以此论述作结，那最多只能说作者用精神分析法阐述了郁达夫孤独情感的不同层面，然而作者却用不无睿智的语言深刻揭示了这种孤独蕴涵的时代、社会内容：“更多的是他郁愤悲凉的内容方面，竟然承受着民族和阶级的重荷。”郁达夫的性爱，“不只是两性的情感内容，而更多的则是一种时代、社会的内容，是人与世界的联系方式体现。”
　　如果说，郁达夫的抒情散文是以精神个体和生命欲求来承载民族和阶级的重荷，那末抗战时期的政论、杂文、随笔等作品，则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品格，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凝结着民族文化品格，饱和着情感血肉，又充分体现着历史生活本真状态的形象与事件。从这个意义论，抗战作品与前期抒情散文，乃至于小说，其精神意蕴、文化内涵均都相通。
　　研究者注意到，对郁达夫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及其抗日活动作客观分析、评价时，将文人良知与生命亮色置于1937—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定背景下检视，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态，更具真实性、可感性。《忠诚的反法西斯战士》、《郁达夫在福建的活动》、《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9] 都以翔实史料描述了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于抗日洪流的动人事迹。让人信服地看到一个以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号吹在前，身先士卒，呐喊鼓噪，以身许国的“真正文人”的身影。这个身影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精神文化品格。由于研究者把作家自身主体的抗日活动与创作放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上，用焦点透视方法深入细致地探究，因而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切合实际的人格形象。
　　1985年前，由于史料的短缺，郁达夫在海外7 年发表的作品及其抗日救亡运动，知者甚少。根据仅有作品作系统研究的评论，亦未见。1990年后，这个课题有了进展，取得了一定成果。《郁达夫海外文集》[10]（以下简称《海外文集》）与《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太平洋战争与中国作家》[11]的出版，不仅为郁达夫的海外活动提供了较为完整翔实的资料与史料，而且为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
　　《海外文集》是迄今辑录郁达夫最后几年在海外发表的作品较为完整的集子。从内容说，时局政治、军事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运动、游记、随笔、书评漫笔……一应俱全。它集“散”、“论”、“杂”为一体，写得真诚朴素。可以说，这些作品是郁达夫晚期为人为文的总结，体现了作者一直恪守的对民族、对祖国的爱和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恨。它浸透了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对历史、对时代、对民族和国家的沉重历史责任感。
　　但是，郁达夫的一生毕竟是复杂的，捋理出一条较为鲜明的发展线索，或许能更清晰地勾勒出作家为人为文的品格。有的研究者把郁达夫给文人下的定义——“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视为“始终一贯的鲜明主线”。根据这一“主线”，作了这样颇有意味的概括与评价：“郁达夫的晚期，是不断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最后一程，而不是作家到战士的突变。他仍然是写《沉沦》的郁达夫，仍然是伴随着悲愤、误解、贬抑、孤寂而挣扎奋进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为人类的不平而狂叫，为新文学的曙光而欢呼的郁达夫；是那个当创造社奄奄一息，放弃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学最丰厚的待遇，还要忍受着战友谴责，独自跑回上海挑起创造社出版重担的忍辱负重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崇高灵魂的郁达夫。”[12]
　　是的，他不是“战士”，是个文人，一个将个人情感逐步向民族国家情感转化的文人，一个将精神个体和生命欲求转化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品格的“真正文人”。
　　　　　　（三）
　　郁达夫虽然成名于小说，但他的旧体诗却被推入新文学运动以来一流诗人的行列。郭沫若说：“达夫的诗词实在比他的小说或者散文还好。”[13]夏衍认为在新文艺家的旧体诗人中，“鲁迅、郁达夫和田汉可称三绝”[14]。刘海粟坦诚，“郭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世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为退避达夫三舍。”[15]诚然，郁达夫的旧体诗无论是数量（据不完全统计，共367题，582 首， 其中诗357题，571首；词10题11首）还是质量都远迈同代诗人。但是，1985年前，学术界对郁达夫诗词的研究除了几篇零星小文与新加坡郑子瑜的论文外，几乎看不到较为系统的研究与评论。1985年后，出现了可喜现象，虽然不成气候，但有了较好开端。综论、评点、笺注、论述等各类文章见诸于几十家报刊杂志。
　　旧体诗研究的最大困惑是背景材料，历史人物的辨伪考证。因此，考证、诠释、笺注是旧体诗词研究的基础。1993年，蒋祖勋、蒋祖怡的《郁达夫旧体组诗笺注》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组诗”选注了郁达夫诗词22组（诗158首，词一阕）。 内分“注释”和“赏析”两部分。注释详略得当，深入浅出；赏析不拘一格，读诗论诗，可窥见郁诗源本所出。从某些作家作品的评述中也可略见郁诗嬗变的轨迹。此书的出版，标志了郁达夫旧体诗词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为深入探索郁达夫旧体诗词的特点、嬗变及其艺术风格铺下了坚厚的基石。
　　郁达夫旧体诗词的艺术及其风格探索，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弱项。在几篇专题论文中，分类基本相同：一、爱情诗；二、政论诗（包括咏史诗）；三、论诗诗；四、山水诗；五、异国风情诗。研究者认为，爱情诗缠绵哀艳，尤多用事，且为朦胧，但失晦涩；泳史诗反是；论诗绝句，则突出表现了作者旧体诗的造诣所在，不仅可以窥探诗人才、学、识的造诣，而且亦可通过它来探索其旧体诗词的渊源。而且在写法上亦有独致的特点。特别是“以事论纲”的写法，突破了传统“以人为纲”或“以人带事”的窠臼。不尽人意的是，这个课题至今未深入开掘[16]。
　　一般认为，郁诗中的感怆世事，俯仰身世，针砭时俗是承龚定庵“恕中晚”文学观之遗绪；沉郁、忧伤、缠绵悱恻之情调则受李义山、吴梅村影响；其俊爽、温婉而又不失阳刚之气的格调则沿杜樊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一路。从而形成了郁诗“温婉而又不失阳刚之气，豪壮而无剑拔弩张之态；大处着眼，不拘于小节，绝无艰涩隐晦之病”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使郁诗呈现出“妍华、俊爽、深婉”的风格。
　　郁达夫旧诗词研究中最为棘手而困惑研究者的问题是对《毁家诗纪》的读解与评析。长期以来，一些严肃的学者很少问津。一方面固然是诗中之旨扑朔迷离，难以尽悉。但其根本是研究者不愿踏进这容易惹起是非的泥淖，何况当事人尚健在。但是，“诗纪”的丰富意蕴又是揭示郁达夫审视生活及其性格的重要侧面。因而，分析激情的来由和暴露目的，从宏观探究其深致的历史与文化意蕴，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主要视点。诚如有的研究者说，郁达夫之所以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渲染他心碎的爱情和那种灼人的愤恨，其“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是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辑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也正是他恰好又在抗日战乱中成为闯入他的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许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作为佐证的材料即是收录在《海外文集》中的一篇政论[17]；另一佐证便是郁达夫寄稿陆丹林的附信[18]。作者以此论证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的目的则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诉”。
　　论证是否切合文本，有待新的成果。
　　（编者说明：本文原有第四部分对郁达夫文艺论着研究述评及第五部分对郁达夫与西方文学、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述评，刊发时从略。）
　　注释：
　　[1]胡愈之在1985 年首都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的讲话。转引自蒋增福着《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2]见陈其强《郁达夫与日本文学》，载《浙籍作家论丛》，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
　　[3]见罗钢《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4]朱寿桐：《论创造社的现代化品格》，载《文学评论》1992 年第6期
　　[5]见季桂起：《关于“五四”时期的抒情小说》， 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解志熙：《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 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6]均载《郁达夫研究通讯》第3、6期；《富春江》1988年第 4—5期；丁亚平的《郁达夫文学批评探索》，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9期
　　[7]见张恩和编着《郁达夫研究综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
　　[8]喻季欣、 吴跃农的《女性的四种意象与孤独的灵魂漂流—郁达夫散文精神分析》，载《郁达夫研究通讯》第7期，1990年
　　[9][10]蒋增福的《忠诚的反法西斯战士》， 张均的《郁达夫在福建的抗日活动》，均载《富春江》1995年第6期。 郁风的《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载《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三联书店1990年版
　　[11]《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太平洋战争与中国作家》，铃木正夫着，日本东方书店1995年5月31日版
　　[12]见郁风《海外文集·编后随笔》，同[9]
　　[13]见《郁达夫诗词抄·序》，于听、周艾文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4]见夏衍《忆郁达夫》，引自张ｋūｎ＠①《郁达夫旧体诗词的成就及其风格特点的探索》，载《富春江》1988年第2期
　　[15]见《文汇》1985年第8期
　　[16]张ｋūｎ＠①的《郁达夫旧体诗词的成就及其风格特点的探索》所持观点与蒋祖勋、蒋祖怡基本相同
　　[17]题为《抗战中的教育》
　　[18]附信说，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怆、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见郁风《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两方下加土
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金华45～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其强19981998 作者：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金华45～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其强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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