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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两三次开会见过任继愈，未有近距离接触。

但经历过一件事，与他有直接关系——

1992年，我编辑出版了希腊作家卡赞扎基的长篇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

上市没几天，当年“两会”有委员质疑此书伤害教徒感情。

事情迅速扩大化，书要禁，人要深刻检查，责任领导也不例外。

我年轻气盛，不服，四处以顶撞的姿态做检查。

有趣的插曲是：每天接中宣部一位“局级调研员”的质问电话。

老太太也挺逗，经常质问几句为何还不通知书店下架图书之后，就开始和我谈文学。

《基督的最后诱惑》一书译者是董乐山、傅惟慈，他们身正不怕影子歪，

也与相关质疑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可惜，文人言轻，不起什么作用。

关键时刻，有人想到任继愈——学者，宗教方面权威人士，又有官方身份。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请任先生审读一下，看看此书到底有无大逆不道。

没想到，很快，四五天之后吧，一份三页纸的审读意见返回。大意是：

本书作者系希腊左派，一向与中国人民感情很深。

该书纯属小说创作，虽对基督作了一些人性化的描述，但主旨并未见有反基督之相。

对任当时的身份而言，这份意见写得既大胆又讲策略，对出版方非常有利。

我迅速将此审读意见层层上报，作协、出版署、中宣部……

有点像得了面挡箭牌。说来也怪，此事后来竟然真的就不了了之了。

那个局级调研员后来又打过电话，开门见山直接谈文学了。

季羡林。

与季羡林倒是多次见面，不过多是小时候陪家人去的，印象不深。

只记得他家一间大屋全是书柜书架，藏书量挺大。

还记得季很有礼貌，每次走时都送出门，车开出很远，回头看他还站湖边目送。

1999年，我当时供职的出版社要出十卷本“建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

各卷设主编一名，力求名头最权威。《散文卷》的主编定了季羡林。

大概是夏末的一天，我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与石湾、林非二位前辈一道，

又一次来到季家。可巧，客厅里，季正接待另一出版社的女编辑，

她同样是来请季主编什么书。

女编辑说：“……我们这书的编选工作想请您担纲主编。”

季听了连连摇头，说：“你这是个病句，担纲、主编二词重复了。”

见女编辑满脸通红，季又和蔼地找补一句：回去查查担纲是何意思吧。

那次聊天中，话题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诸种体裁，季突出惊人语：

“中国的现代白话诗，毫无成绩可言，不能算诗，仅有一首勉强可以算，戴望舒的《雨巷》。”

季说这话时，神情很激越，斩钉截铁，甚至有点怒气，令我一惊。

后来读过一篇季的文章，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不过因为是写文章，说得就比较含蓄：

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七十多年，“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

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杨葵 2010-09-14 08: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