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汪精卫于1935年11月遇刺后不久，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由于蒋介石不像汪精卫那样有敢于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因此蒋介石执掌党政军后，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不过，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1935年初，就在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之时，蒋介石调原冯玉祥部将杨虎城率所部西北军赴陕南剿共。杨虎城与红军交战数月，互有胜负，自身实力受到削弱，但蒋介石却因杨虎城所部并非嫡系而不愿给予其补充，结果杨虎城与红军暗中接触，达成默契，相约互不侵犯，偶有“遭遇”就向天放空枪敷衍南京。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不久，中央红军数千人完成长征，抵达陕北。当时，蒋介石看的很清楚：逃窜到甘肃、陕北一带的毛泽东、彭德怀所部红军兵力单薄，只是红军的一小部分，而红军真正的主力是仍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于是，蒋介石将陕西一带的剿共事务全部交给张学良处理，让其代行总司令职务，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10月到11月，张学良与红军打了三仗——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结果三仗皆败，损失了两个师，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张学良则就此发现西北剿共对东北军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当时，张学良觉得，如果再这么打下去，那么东北军就将完全消耗在西北内战上，自己将无颜面对成千上万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另一方面，中共所提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也已经动摇了大部分东北军将士，尤其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就这样，张学良开始考虑联络共产党，与早已同中共“私通”的杨虎城合作。1935年底，中共在积极准备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东征”的同时，对东北军展开了积极的统战工作，当时统战的主要目标是东北军中的部分将领，而不包括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因此在红军的各种宣传品中，几乎都是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的。后来，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红军才了解到，原来张学良也在动摇。

红军在与东北军几度交手后，发现东北军的战斗力较弱，因此红军将领都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军事行动也越发大胆。后来，在进攻甘泉的战斗中，红军遭到具有武器优势的东北军的顽强抵抗，伤亡很大，却迟迟不能破城。于是，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并找来已归顺红军的原东北军67军的一个师长高福源到阵前喊话，劝说守军起义。高福源在阵前通过电台得知，67军军长王以哲要他速往洛川67军军部一谈。在征得红军领导人的同意后，高福源便成了中共和东北军之间的联络使者，并于1936年1月8日前往洛川。有人认为，作为张学良最信任的将领之一，王以哲一向行事谨慎，并对张学良十分服从，就算心里赞同中共的立场，也断不会有任何公开的表示，因此这次他邀高福源来洛川，必然是张学良在幕后主使的。

1月15日，高福源自洛川返回红军司令部，并带回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洛川，高福源不仅见到了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更令人振奋的是，不仅王以哲对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就连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对于张学良的诚意，毛泽东并不care，他所需要的是可供共产党利用的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不管张学良是为了保存实力或是别的什么目的才找到中共，只要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整个西北的局面就会改观，红军下一步东征山西就会减少许多后顾之忧。于是，毛泽东电令彭德怀，对张学良、王以哲应提出如下条件：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五、立即交换密码；六、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目前派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去洛川，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1月16日，中共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17日，王以哲与李克农会面，进行了初步的交谈。1月18日，张学良来电，通告即将亲赴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毛泽东因此于20日下令彭德怀解除对甘泉的包围。1月20日晚，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来洛川，与李克农秘密会谈三个小时，表示愿意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张学良虽然赞同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但仍明确表示对蒋介石还有好感，不赞成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希望红军能够北出宁夏，到绥远背靠外蒙发动抗日。

由于没能争取到张学良“抗日反蒋”，中共高层对这次会谈不是很满意，认为这只是张学良在蒋介石一时抽不出军力来援助他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缓兵之计，特别是张学良劝说中共“北出宁夏，到绥远背靠外蒙发动抗日”简直就是企图让红军脱离陕北，以使其甘陕地盘完整，并引发日苏战争。于是，中共将统战的重点转向“更有诚意”一些的王以哲，不过由于当时红军“东征”开战在即，与王以哲的进一步接触也就因此不了了之了。

1936年2月中旬，中共和张学良相约再次在洛川谈判。2月21日，李克农由瓦窑堡动身，前往洛川，当日，毛泽东发去谈判训令，要求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对待，不要因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而使谈判破裂，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如果张学良提出取消苏维埃，则李克农就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如果张学良提出取消暴动，则李克农就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另外还要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

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因张学良临时有事去南京，没来得及赶回，李克农先行会晤了王以哲，与67军达成了一定的谅解。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并于4日夜亲驾飞机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面。这一次，张学良绝口不提对蒋介石的问题，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中共发难（李克农事前所做的“功课”算是白准备了），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尽快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扩大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宣传和与各方面的接洽。同时，张学良还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

当时，东征的红军正在山西石楼准备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就连身在后方的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也都已赶往山西石楼，因此来不及在张学良所提的一周内回到延安与其会晤，再加上此时张学良正好也生了病，需要静养，于是双方的会面就耽搁了下来。考虑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必须留在山西前线指挥东征作战，不便赶回延安与张学良会谈，3月16日，毛、彭二人通电表示，中共方面将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学良会面。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驾飞机抵达延安，与中共周恩来、李克农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就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以及红军和东北军停火等问题的细节进行了商讨，并达成了一致的对蒋态度——“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5月初，红军完成东征，返回陕北，此时突然传来消息：张学良愿意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在西北另立局面。但5月5日，中共却在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首次放弃了“反蒋”，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川口第二次会面，商谈了东北军反蒋行动的各项具体准备，向其它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东北军日后与红军的共同行动方针和如何应对中央军在陕北军事行动等问题。此后，张学良开始在武器弹药、军事行动和情报等方面不断向红军大开方便之门。

至此，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所部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状态，并结成了共同抗日的同盟关系，此后更是越走越近，9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抗日救国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