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百年(五):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19)——“华北事变”前后的中国局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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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

中日两国在1933年5月底签署的《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但华北问题却又随之浮出了水面。当初南京政府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这里边很多名字我们在上篇讲华北抗战时都曾提到过。日军占领东北以后,这些华北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又不愿邀请南京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于是便搞了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乐意看到华北搞独立,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但蒋汪政府则不然,他们既不愿看到华北独立,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允许华北“轻度独立”。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

先前讲“江西剿共”时提到过,在南京政府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曾发生过所谓“闽变”,这里就详细交代一下。1932年夏,淞沪抗战中承担主要战斗任务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在《淞沪停战协定》达成后奉命移驻福建休整,并协同南京方面剿共。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本身力主抗日,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素来不和,蒋介石也因此想借剿共之战削弱十九路军的实力。1933年秋,就在国府第五次剿共之战打响前夕,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交火并遭到重创,蔡廷锴为保存实力和北上抗日,遂将先前“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随后积极与红军联络,于9月下旬实现了停战,10月26日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与此同时,蔡廷锴还与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以及李济琛、陈友仁共同组织了生产党,并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李济深出任主席,蔡廷锴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取消党旗、国旗。11月24日,陈铭枢出任行政委员会主席,改十九路军为人民革命军,蔡廷锴任总司令。此即所谓“闽变”。

闽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2月15日下令褫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本兼各职,并调集数十万大军进攻福建。12月28日,蒋介石亲临福建浦城督师,中央军分兵三路进攻叛军,海军也南下厦门、福州。1934年1月初,中央军发动总攻,13日收复福州,李济深、陈铭枢先后逃亡,蔡廷锴出走欧美澳洲,闽军余部向南京投降,闽变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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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于是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给予积极的响应。5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相继被刺杀。由于胡白二人都是着名的亲日分子,因此他们被刺后,日军方面立刻找到了当时国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要求中国停止此种“排外之举”,否则将采取自卫行动——此即“河北事件”。随后,驻天津日军开始在河北省政府门前连日武装示威。5月31日,南京方面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6月10日,日本北平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要求南京政府撤换河北省主席,取消河北省内国民党党部,将驻防河北的中央军撤走,并限期三日答复,日军也于此时越过长城,威胁京津。经秘密谈判,何应钦于7月4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接受了备忘录的全部要求。后来,这两件往来于何梅之间的备忘录和复函被通称为《何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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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5月30日,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秘密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下令将四人释放,此即“张北事件”。事后,日军不依不饶,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南京政府表示抗议,并调兵进驻察省边境,进行武力威胁。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签订《秦土协定》,中国不但要向日军道歉,还取消了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党部,并将驻军全部撤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南京政府内部的反汪呼声日渐高涨。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并于8月8日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于“媚日卖国”这一黑锅被汪精卫背上,向来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因此轻松了许多,不过汪精卫的辞职却使蒋介石不得不单独承担“卖国”的责任,所以这一次蒋介石一反常态的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国民党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精卫留任,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后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提出的复职条件全部被国民党中委会接受,汪精卫遂于8月23日宣告复职。

日本方面,在《何梅协定》后,土肥原贤二积极奔走于北方各军人和政客之间,策划冀、鲁、晋、察、绥五省的“自治运动”,亦即所谓“华北五省自治”。10月22日,日本浪人率领收买来的暴民、汉奸在香河制造了“香河暴动事件”,攻入县署,组织维持会,宣布香河自治。同时,日本还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反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请宋哲元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并限于11月20日前宣布。然而一直到11月25日,宋哲元仍没有宣布自治,于是土肥原贤二策动原河北冀东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县自治。随后,天津和河北的其它数十个县也先后发生“自治运动”,这一系列分离华北的活动总称为“华北事变”。

11月26日,南京政府将殷汝耕撤职,取消滦榆、蓟密两行政区的督察专员署,并裁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特任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随即与日方展开交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国民政府于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冀察平津事务,宋哲元任委员长。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具有一些“自治的味道”,因此它既保全了南京政府的颜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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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中国的国土、主权受到日寇的肆意践踏,人民惨遭荼毒,华北乃至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内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便去休息室催促,蒋介石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不料合影刚刚结束,伪装成记者的爱国军人孙凤鸣就高呼打倒卖国贼,然后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三枪均命中,汪精卫重伤倒地。幸运的是,汪精卫伤势虽重,但却不致命,经手术,射入体内的三颗子弹被取出了两颗,汪精卫随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与刺汪事件有牵连的40多人被捕,包括孙凤鸣在内的10余人被杀。

1935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针对中日关系,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由于此时汪精卫因遇刺受伤已经前往欧洲疗养,其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之职亦已辞去,故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一职,外交部长则由张群接任。1935年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召开;7日,大会选举林森继续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则同时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行政院长。由于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蒋介石因此得以独掌国民党,其权力也扩展到政府、军队、党务各个方面(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常委副主席)。 


三鉴斋 2010-07-20 1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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