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失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迅速扩展到南方各省。当时，除西南桂、黔、川、滇四省仍由地方军阀控制外，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已经落到了袁世凯手中。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认为自己独裁的主要障碍都已被清除，于是便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称帝。

首先，袁世凯要利用国会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由于大总统是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因此袁世凯也想尽办法拉拢国会。在镇压“二次革命”时，袁世凯没有驱逐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而且还把诸如梁启超、熊希龄这样的社会名流请进内阁，组建了一个“第一流人才内阁”，进步党人熊希龄甚至还被任命为国务总理。袁世凯这么做是为了拉拢进步党，使之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但由于进步党主张宪政，袁世凯并不放心，因此他又高价收买一批议员另组公民党，作为其御用工具，以操纵国会。

袁世凯指使国会中的公民党议员与进步党一道，操纵国会通过了“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提案，还示意各省都督联名通电，要求先选总统。最后，在草草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后的1913年10月6日，国会开始投票选举大总统。选举当天，袁世凯派遣数千便衣军警和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选举会场围得水泄不通，扬言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就不让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们忍饥挨饿，14个小时内连续投票三次，袁世凯这才勉强当选；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周年，袁世凯趾高气扬的宣誓就职。

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认为国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反而是他独裁的障碍，于是1913年11月，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与讨袁军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导致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开。1914年1月，袁世凯更是下令解散国会，给每位议员400个大洋，打发他们回家，然后以其新建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取而代之。2月，熊希龄被迫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倒台。

搞定了国会后，袁世凯立即向束缚他手脚的《临时约法》开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政治会议很快成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约法会议，并炮制了一部有“袁记‘新约法’”之称的《中华民国约法》，以此取代了《临时约法》。“新约法”取消了内阁制，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的咨询机关，参政由总统任命，在立法院成立以前由参政院代行立法权。不久，由参政院出面，约法会议又推出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无限制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一来，大总统简直是在享受皇帝的待遇了。

在袁世凯不断破坏民主法制，试图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并没有放弃斗争，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总结经验教训，认为“立党”是当前的首要任务。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号召党员“共图三次革命”。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因与孙中山存在政治分歧，故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而是另组“欧事研究会”，但在讨袁问题上两者还是态度一致的。

回过头再说袁世凯。已经有了皇帝般权力的袁世凯显然并不满足于“有实无名”，他开始做起复辟帝制的美梦了。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为列强们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强化对全国的统治，以为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提供更良好的大环境。

1914年6月，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上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一位塞尔维亚青年刺杀了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这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7月底，得到了德国无条件支持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俄国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初，德国向俄国宣战，后又向法国宣战，并入侵了保持中立的比利时；考虑到比利时对自身国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1839年签署的伦敦条约，英国向德国宣战；不久，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在欧洲全面打响了。一战的交战双方被称为同盟国和协约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是协约国；在战争进行的1914年至1918年期间，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意大利转投协约国，另有大批欧美亚国家和地区加入协约国，使协约国成员总数达到31个，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和中国。

欧美列强都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这给了日本扩张在华势力的良机。1914年，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派兵登陆山东半岛，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对此，袁世凯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本人了解到袁世凯有称帝野心，于1915年1月以“襄助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内容十分苛刻，简直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就连日本政府都料到这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因而要求袁世凯迅速接受，并保守秘密，以造成既成事实。

为了得到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没有断然拒绝“二十一条”，而是派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曹汝霖为全权代表，与日秘密谈判。但“二十一条”的内容很快就被披露，中国人民随即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反袁斗争，罢工、游行四起。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碟的方式迫使袁世凯几乎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全部条款。

取得了日本的支持后，袁世凯便开始为复辟大造舆论，他“邀请”中外各界人士发表文章、组建学术团体“筹安会”，鼓吹“君主制更适合中国”、“袁世凯应该当皇帝”；同时，袁世凯的亲信部下也纷纷上书“劝进”，组织各种“请愿活动”，要求袁世凯称帝。1915年10月，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国体问题；不久，又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根据此法，各省在军政长官的监督下进行“代表”选举，然后在当地举行“国体投票”。

1915年12月，各省投票结束并被汇总到北京，参政院开票公布：所有1993位代表一致赞成施行君主立宪，并拥袁世凯为帝。当日，参政院按各省代表的“委托”，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佯装推辞；当晚，参政院草拟第二次推戴书，“再劝进”，次日，袁世凯接受帝位。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对文武要员大加封赏；31日，宣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于元旦举行登极大典。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中华革命党趁机组建中华革命军，向全国各地派遣骨干，部署起兵计划，“三次革命”进入了第一个阶段——中华革命党孤力奋斗时期。但这一时期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的反袁运动并不顺利，多以刺杀和策动军事冒险为主，最终都归于失败，一直到后来护国运动爆发，“三次革命”才进入了第二阶段——全国共同讨袁时期。

另一方面，进步党本是与国民党对立的一个大党，袁世凯早先曾联合进步党打击国民党，但后来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进步党失去了利用价值，逐渐受到冷落，再加上袁世凯恢复帝制引起众怒，于是进步党改弦易辙，转而反袁。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成为了反袁的主要角色，他与进步党军人蔡锷一文一武，同时从舆论和军事两方面讨伐袁世凯。袁世凯接受帝位后，梁启超见事情已无可挽回，便于1915年12月底南下上海，次年三月受广西都督陆荣廷之邀入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