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近年来，颇多论着指摘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论者认为，这个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妨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现代化不能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有的论者进一步认为：文化激进带来政治激进，新文化运动后期，国民革命接踵而至，其结果是开创了“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体制，后果十分恶劣。笔者认为，这些指摘都似是而非，与历史实际不符。澄清事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文化运动，继承五四精神。
　　应该说明的是，近年人们使用“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各人所指不尽相同，有的没有对自己使用的这个概念作出严格的界定。本文所说的“激进”，指的是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是中性的概念，其后果应根据每一言行的情况，具体地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战乱频仍，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对社会的发展十分不利。时贤企盼悲剧不再重演，善意地谴责激进。在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的同时，避开笼统的论断，才能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文化“激进”
　　学术界早就对五四爱国运动与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与区别有广泛的共识。就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它与“激进”有什么关联？请从一些具体问题谈起。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古今中西文化的大讨论，其基本内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锐地批评以儒学为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现代生活。
　　时至九十年代，仍有人为此愤愤不平，说此举是“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早已指出，这些指摘不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1、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白话文学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严厉批判三纲，但对儒家一些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说他们“全盘性反传统”，有过于武断之嫌。
　　2、这个运动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 个别论断或有偏颇，完全没有超出文字讨论和法律之外的激烈行动。
　　3、在社会生活变迁过程中， 它不过是本世纪初以来乃至更早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不是思想观念没来由突然全盘变化。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已经开始清理传统文化的积垢。民国元年，有识之士深感要巩固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当务之急是对国民进行共和思想补课。
　　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开创期， 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繁荣期之一。不能说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叫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不是灾难。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学革命，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有人也目之为造成文化“断裂”的激进。时至今日，这类责难恐怕已不值得认真答复。上一世纪下半叶语文合一的呼声此起彼伏。由等级森严和愚昧的中世纪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少数社会精英垄断主要交往手段——文字的局面肯定无法维持。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文学和硕果累累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这样的“断裂”和“革命”肯定会赢得多数人的赞许。
　　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多个思想流派的汇合，其中确有极端激进的流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这些流派中偏激的莫过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朱谦之称得上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号召进行“宇宙的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举宇宙的存在物而悉灭尽之”！　（朱谦之《革命哲学》第217页，泰东书局，1921年，上海。）可是，没有多久， 他便大声疾呼：“我的朋友们呀！我恳求你，不要怀疑，不要想打破一个东西，甚至一微尘都不须打破，这些形形色色，都要信他本来让你真诚恻怛的一点情……这么一来，就能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于‘真情之流’，都复归于神的当中，而人们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而然的得个解脱，而实现真情生活在人间上了”。（朱谦之《通讯代序（致李石岑）》，《周易哲学》学术研究会丛书部出版，1923年，上海）从要消灭宇宙间的一切到一粒微尘都无须打破，最极端转化为最平和，是激进还是保守，实在说不清楚。另一着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有类似的情况。
　　无政府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不但言辞激烈，有的还积极参加暗杀，行动亦极为激烈。民国建立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力量最强的晦鸣学舍除了印发一些宣传资料外，没有任何反抗“强权”的实际行动。粗略统计一下，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有六十多种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出版，相应有一大批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出现。但他们均与上述几位明星式的人物一样，或敏于言而钝于行；或如惊雷闪电，旋踵即逝。对刘师复等人的宣传有过镇压，唯一的效果是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刊物易地出版。这一流派式微的原因主要是自身失去吸引力。
　　任何时候，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统一，言论也不可能一律。如果把激进界定为冀图急剧改变现状的言行，那么，这样的言行即使不是所在皆有，也是颇为普遍的。
　　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民间的思想文化运动。是非和成败完全是在自由讨论中由广大的参与者自行判断、自由选择。没有人能够运用超出思想和学术以外的权力作出判决。陈独秀曾经声称他们的某些主张“不容匡正”，而匡正者却层出不穷。林纾在自己编写的小说中表达了依靠外力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人一网打尽的愿望。除了留下足资谈助的一个笑话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袁世凯病逝，黎元洪和段祺瑞立即下令废止袁世凯限制言论自由的《报纸条例》。有了新闻和出版自由，短短几年，各地就创办了四百多份支持新文化的报刊。虽然出现过一些封报和逮捕新闻记者的事件，但创办新的报刊登记即可，实际影响不大。就中国大陆而言，这是继民国元年、二年后，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再加上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原则改造这间学校，学术自由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状态下，各种思想可以自由竞争，多种声音并存，互相牵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气较易化解。在北京大学，最极端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有一些感兴趣的师生组成研究会公开、自由地研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而且“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蒋梦麟：《西潮》第114、115—1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思潮的激进通常是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压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又以维护和扩大这些自由为职志，视之为导致文化激进思潮泛滥，显然不符合实际。
　　　　　　政治激进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从辛亥革命至五十年代，中国一直战乱未息，如果加上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则动乱的时间更长。这些动乱是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后果？限于篇幅，一篇小文不可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主要以紧随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国民革命为例，看看两者有何关连。其实弄清这一时段情况，整个问题的答案也思过半矣。
　　这期间的战乱首先是由军阀造成的。段祺瑞等人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军阀则以“护法”为名，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用孙文的话来说，两者是“一丘之貉”。
　　“国民革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它的兴起深受苏俄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中采纳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党军的编练，都留下了来自苏俄的胎记，不过，不能把苏俄的影响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后者反对的是中世纪的意识形态；而前者虽然与后者有切合点，亦有很大的相左之处。
　　苏俄十月革命的冲击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不过，作为激进思潮，布尔什维主义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能否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实践，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国民革命。无可讳言，新创建的小组织——中共发展如此迅猛，借助国民党之处更多。
　　以《建设》、《星期评论》为代表，一些国民党领袖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人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他支持思想革新，对新文化运动却不完全理解。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宣传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孙文：《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09～210页，中华书局，北京）因此，他汲汲于筹款建立印刷所，鼓吹他所发明的让后知后觉跟随先知先觉的“知难行易”一类理论。而对作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以及白话文学等等则持反对态度。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其领袖虽然以不谈政治相标榜，其实他们选取了一条与当时的军阀、政客有别的救国道路。《青年》创刊伊始，便在第一页登出《社告》，揭橥他们的宗旨是“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社告》，《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所谓“不谈政治”不过是避免进行当前政治行动的鼓动，着重从学理的层面讲清有关问题，使人们可以得到认识和处理当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启示。这就是他们说“不谈政治”而又突显“修身治国之道”的真实含义。后者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1、根据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学理， 反复阐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以＠①人拄国家；牺牲一己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故国家职务，与小己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第一卷第四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2、提倡以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更替东方的家族本位主义。 陈独秀指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而个人无权利……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同上注）
　　3、鼓吹法治。陈独秀写道：“以法治实利为重者， 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个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同上注）而法治的必然归宿是宪政。
　　4、反对南北军阀进行的战争，支持和谈、裁军， 力图以思想的灌输和批判，帮助中国人树立科学（理性）的态度，摆脱中国古代文化负面因素的束缚，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提高现代公民素质，为民主共和的现代中国构筑牢固的基础。所谓“西化”、“反传统”，就是这些努力的不尽准确的表述。
　　新文化运动这条“修身治国”之道，与当时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的主张迥然不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它一直没有放弃武装，是政治激进主义代表。1917年开始，在“护法”的旗号下，力图用武力扫平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以段祺瑞为代表则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在混乱的政局中，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国民革命的兴起虽有苏俄和中共参与的新因素，但它是国民党的“护法”战争的继续和发展。离开了这条基本线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
　　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建立的专制统治，是1927年蒋介石等人在“清党”中“背叛”革命的结果。其实，从国民党改组到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极权统治体制已见端倪。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黄埔军校造就了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基本骨干。孙中山以其一贯思想，对黄埔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教诲的就是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孙中山：《来校最后训话》，《黄埔军校史料》，第2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领袖对此深信不疑。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跟着说：“总理曾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政治部周主任恩来讲演词》同上第224 页）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响，使之成为驯化盲从工具，建立个人独裁的思想武器。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于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蒋介石：《对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训话》，《蒋介石年谱初稿》336页，档案出版社，1992 年）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讲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蒋介石：《对军校第三期学生讲话》，同上， 526页）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
　　其次，与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行“党化司法”。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辞地宣布：“权源要必操之于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造，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
　　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地推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大背道而驰，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戴季陶：《中大的改进》，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第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
　　国民革命是国民党固有传统加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与合作的产物，这一类“政治激进”的恶果，应该从中俄两方的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归罪于新文化运动。
　　　　　　政治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
　　说明政治激进主义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后，仍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为什么在二十年代，政治激进主义会成为群众性思潮？国民党内有激进的传统，但自发动“二次革命”后，不少国民目之为“过激”和不切实际，支持者不多。在党内，孙中山虽然仍是威望最高的领袖，但不赞成其主张者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后的三次大斗争（反袁、护法、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党内都有严重的分歧和分裂，国民党已演变为实力不强、影响不大的政治组织。但是，国民革命帮助国民党扭转了被动局面，吸引了不少年青人，成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思潮，并取得了基本统一全国的实绩。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和其他影响大小不一的人物也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历史现象？原因非常复杂，有待反复研究。窃以为以下几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思想变迁。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精英思考和辩论的中心是要不要学西方。甲午战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学什么和如何学逐渐成了精英们关注的中心。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缺陷，梁启超要与共和“长别”；孙文则构想“三民主义”，冀图“毕其功于一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战胜强权”的幻觉尚未完全消褪，光怪陆离的现实又带来新的困惑和激愤。人们纷纷探求在人间营造理想世界的新路。直至1919年底，陈独秀执笔写成的《新青年》“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向往“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用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国；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本志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多年来，中国不少社会精英都把学习西方视为救国的主要途径。但西方列强厮杀的惨剧和战后的破败景象，给这些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困惑，不少人希望寻找新的文明。“劳工神圣”以互助取代竞争等观念风行一时；特别是与主流文化迥异的另一西方学说——社会主义，成了广受欢迎的新思潮。当时不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也大讲社会主义。他们所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宣称第二种文明（资本主义）已经崩溃，全世界将“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必定是取互助主义与劳动生活”，建立“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一期）此外还有不少刊物与小团体表现了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倾向。
　　第二，平等的诉求压倒了自由、民主。
　　作为上述趋向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也在悄悄地起变化。
　　最初揭示的是“科学与人权”。后者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与法治、宪政。“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义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共和国之本质，既基于小己之言论自由”，“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论，固属巨谬，即人民抹煞自由言论，亦为厉禁。”为此必须“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同上刊）
　　三年多后，在1919年1 月发表的《本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上，陈独秀开始用民主与科学取代人权与科学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他说的旧政治，指的是“特权人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民主，内涵比较宽泛，贯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凡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特权，均在反对之列。
　　这个口号的转换意味着什么？在同中世纪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军阀、政客斗争中，“民主”的号召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民主有多种诠释，在二十世纪西方主流文化中其基本内涵有广泛的共识。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接受和拒绝了什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这些领袖思想取向的差异日趋明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流派，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大发展的重要领袖。但在这个大转变之前，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已与西方主流文化有颇大的差异。
　　首先，立宪和政党政治成了应予抛弃的垃圾。1919年6月， 五四爱国运动进入高潮，陈独秀明确表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陈独秀：《随感录·立宪政治与政党》，《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这个政治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失望，也包含着对世界的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解。
　　其次，在实现民主的方法上，把民众的“直接行动”，看成是首要的。1919年6 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5页，三联书店1984 年）这实际上已带有依靠群众夺取政权的性质。陈独秀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这个威胁没有吓倒有关当局，反而被官府捉去坐了三个月的牢。这一年的十二月，《新青年》社发表作为“全体社员公同意见”的《本志宣言》又宣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翌年，陈独秀重申：“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8页）
　　如果把“直接行动”理解为游行、示威、罢工等和平表达意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是现代民主主题中应有之义。像五四爱国运动这样的“直接行动”也在近代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不过，此类行动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些活动有可能过于情绪化而理性精神不足。因此，它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非常手段，不能用以取代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后者主要是宪政、法治、三权分立，以两党或多党制和民主选举为基础的议会制等等。不幸，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驭实际政治斗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公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过高，不适当地贬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把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
　　这些偏激的认识，使陈独秀越走越远。一年后，他断言：“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同上，第67页）皈依西方非主流文化，终于使他转向拒绝民主政治。
　　中国接纳西方现代文化的时间很短，也很不系统。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批留学生涌进日本，多半读的是“速成”科。以陈独秀来说，两次赴日本留学。第一次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初回国， 历时四个月，进的是补习性质的学校。1902年9月再度赴日， 读的是成城学校陆军科，翌年四月又跑回来了。时间不长，且很快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风云际会，把他推向历史舞台，扮演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没有系统研究过西方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他，偏偏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动荡中，承担了为中国思想文化导航的重任。他有过非比寻常的出色贡献。但在纷至沓来的世界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潮袭击下学养不足和个性弱点都使他无力解决世界性的难题，于是，反主流的思潮把他卷入了漩涡。
　　从高举民主大旗到否定民主，其中一个理论误区，是对民主与自由、平等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民主必须以自由（言论、信仰、集会、结社、居住……等方面的自由）为条件；也必须以一些领域的平等为前提。后者主要是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平等，人格和机会等方面的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之间有内在的张力。如果在各个领域要求绝对的平等，必然侵犯个人的自由。如何恰当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是至今仍在不断探讨的问题。问题在于1919年9月，陈独秀走出牢房后， 平等成了他关注的焦点，出现了把平等看作民主主义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不能忽视的内涵。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他直截了当地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49 页）民主主义在他笔下，已经等同于社会主义。更危险的是这一平等的诉求已演变成：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平等”和自由，应该以民主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这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激愤，而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思潮。它与国民党结合，成了彻底否定民主的重要依据。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季陆提出议案，建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政纲之一，以便保护少数，完善民主制度。拥护者在发言中说：“选举本为和平运动中之第一方法，欲在议席上有发言权，即须竞争选举，而竞争的机会不要助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毛泽东立即在大会上发言反对：“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提案人解释：“比例选举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毛泽东又一次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如此坦率地申明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十分罕见。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一代表发言补充说明：“本党政纲中规定通通选举，本席即有疑义，曾询宣言审查委员会，据云此不过形式规定，因吾党现在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此等选举法当然不适用。后总理又添一案，厘定考试制度，以济选举制度之穷，可见我们现在只适用考试选举，其他选举是不适用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四号）民主、选举云云，通通说说而已，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决定的既定方针。在这一问题上，国共合作是亲密无间的。
　　第三，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情结排拒和平发展的“联省自治”。
　　激进思潮泛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处于屡受列强侵略的贫弱地位。如何改变这个状况？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内因是主要的，主张着重内部的改革。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祸根是帝国主义，他毫不含糊地说：“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再加上在他看来，“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陈独秀：《复东荪先生》，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3、56页）他的这种急于从列强欺压下拯救中国的情绪，是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人民长期郁结的民族主义难分难解的。
　　当时响彻南北，此后又长盛不衰的“打倒帝国主义”或“打倒列强”的口号，除了个别时候有武力抵抗外敌入侵直至侵略者降服或推翻外国政权，推进世界革命的含义外，基本的要求是：1、 收回被割据的领土和租界；2、 取消不平等条约；3、收回关税自主权；4、取消治外法权；等等。这些都是正义的要求。胡适等人的主张，是通过内部的制度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澄清吏治，实现法治，以文明形象和实力，和平谈判，收回利权。而在陈独秀等人则一反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张，认为这些都缓不济急，应该用武力手段急速实现这些目标。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的统一。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各地的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他们支持孙文和国民党武力统一和北伐的主张。胡适等人则支持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等地方实力派的主张，实行“联省自治，”逐步和平统一。（“联省自治”与孙文之争，海内外已有不少论着作了详细分析，笔者另有专文评述）
　　胡适等人对内对外的主张不过是新文化运动揭橥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延伸，但在当时就被视为支持“军阀割据”，后来更赢得一顶“买办文人”帽子。陈独秀等人的慷慨悲歌迅速压倒了胡适等人和平变革的呼号。这个现象后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代代相传的大一统情结和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两极化的思维方式与“党军”结合的恶果。
　　前面已经说过，新文化运动本来是各种流派兼容并包、自由争辩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制度和氛围）中，所在皆有的极端思想将得到自然的化解。可是在国民革命兴起的地方，这样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精神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非黑即白的两极化思维方式，而且以政权和军队为后盾。文化的警察和法官，取消了文化自身的消解和淘汰功能。
　　办军校、编练“党军”，是国民革命的特点和赖于兴起的基石。蒋介石是这样训练军校学生的：“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盖天下事不是则非（不进则退），理固然也。”（蒋介石：《军校第一期同学录序》，《蒋介石年谱初稿》，348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 兼与香港龙门书局《民国十五年前的蒋先生》校改）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子任（毛泽东）：《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政治周报》第三期，第五页）毛与蒋，一文一武，认识完全一致。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明，如果广州的革命军队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润（毛泽东）：《向左还是向右？》，《政治周报》第二期，第十三页）后来，国民革命军打到上海，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以革命和多数人的名义剥夺言论自由的局面果真实现，但毛本人的言论也属被剥夺之列了。
　　蒋和毛的上述主张，按其极端性来说，远远赶不上朱谦之。朱不过是一介书生，他的“宇宙革命”革不掉北大的一片破瓦，而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几分热闹。蒋和毛的背后有枪杆子，“言出法随”，老百姓只能徒呼奈何。
　　不是要追究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吗？历史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正视的。
　　头一条不应忘记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是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宋明理学反复宣扬“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是中世纪意识形态奴役人们心灵的工具。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冲破这一类思想牢笼。以革命的名义继承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是各种重大变革的先导。这种思维方式在革命的名义下复活，强有力地证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必须坚持和更广泛地进行。此后，它屡仆屡起，顽强地以各种形式再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不应该笼统地指摘“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因为思想文化的变革仍是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出现光要思想文化而不顾其他领域的变革的历史现象。上述种种思想文化传统压倒新文化运动的诉求，导致激进思潮泛滥的事实；近年“说不”等廉价的狭隘民族主义居然蛊惑了那么多人，都应该引起中国人高度警惕。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不长期耐心反复系统地清理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不坚持不懈地传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多元、理性等现代观念，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事业，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经验还表明，化解激进，稳定社会秩序，最根本的保证是寻求建立适当的制度。
　　国民政府统治下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连中间派也没有言论自由，新文化运动赖于生存的制度消失了。
　　激进思想所以危险，在于它与党军结合在一起。从民国成立之日起，派系有军队；私人有军队；就是没有以扞卫自由、民主和宪政为职志而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军队。这个制度缺陷，因“以俄为师”编练“党军”而登峰造极。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国会和共和政府已经被扭曲，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已被阻塞，硕果仅存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成了失去屏障的孤垒，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危险。国民政府成立，干脆“以党治国”，推行“党化教育”，连北洋军阀不敢公然抛弃的国会、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也一概化为乌有。
　　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商会等民间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学生和其他知识阶层的各种自由结社如雨后春笋，工人也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这些组织既是民主自由的基础，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国民党的党化政策实际上取消了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和集会结社自由。（参阅李天纲：《1927：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文化上海》第51—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专制统治导致激烈的反抗，加上军阀之间的矛盾，农民失去最低生活保障后的反抗，整个中国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状态。
　　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求激进思想泛滥的原因，更不能把战乱归罪于知识阶层和新文化运动。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化解激进的机制在中国被摧毁？从制度着眼才能找到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根本原因，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找到相应的对策。
　　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思想变革。如果需要“超越五四”，也应该从当时的制度缺陷中寻求可供今日改革借鉴的智慧，完成新文化运动清理中世纪意识形态，确立现代观念，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历史重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冀图从有待清理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很可能是南辕北辙。
　　　　　　　　　　　　　　　　 1999年3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找的左半部右加耆
　　
　　
　　
东方文化广州6～15K4中国现代史袁伟时19991999“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抑或因文化的激进而导致了本世纪政治的激进？本文通过大量的事实、严密而有说服力的学理上的论证，指出：造成激进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去寻求激进思想泛滥的原因，而应追问为什么化解激进的机制在中国被摧毁？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继承五四，首要是继承和回归当初已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和教育制度，并从当时的制度缺陷中寻求可供今日改革借鉴的智慧。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东方文化广州6～15K4中国现代史袁伟时19991999“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抑或因文化的激进而导致了本世纪政治的激进？本文通过大量的事实、严密而有说服力的学理上的论证，指出：造成激进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去寻求激进思想泛滥的原因，而应追问为什么化解激进的机制在中国被摧毁？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继承五四，首要是继承和回归当初已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和教育制度，并从当时的制度缺陷中寻求可供今日改革借鉴的智慧。

网载 2013-09-10 21:57:5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