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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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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3)5-0066-06
李敖，历史学家。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跟随其父赴台。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后退学接着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他挑起了“中西文化论战”。1970年被捕入狱，1982年再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他自认为其是五百年来白话文学第一人。李敖的着作丰富，包括《传统下的独白》、《国民党研究》、《求是今说》、《白色恐怖述奇》、《李敖秘藏日记》等等，从三皇五帝到民国台湾，古今中外皆囊括在他的话语范围。不过集中起来无非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传统的批判。主要是他在1961年时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时的文章，集中表达了对历史传统的抨击；其次是对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批判，另外还有些书信和小说。本文主要是对李敖的杂文做一个总体性的评述。李敖的杂文以批判而闻名，他对历史和现实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文字幽默风趣犀利。李敖交战的政敌和论敌都十分畏惧李敖的文字，这就助长了李敖的霸气。使其自认为是五百年来白话写作的第一人，又自诩以及被一些人奉为当代文坛的文学巨匠和思想家。虽然李敖的知识面丰富，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但实际他并没有深厚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作为根基，他对历史传统和当今社会的批判也缺少深度和力度，由于批判深度和力度的缺乏，犀利的语言也变得苍白，变成了油腔滑调的自我炫耀，古代哲人有句名言：“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最高的目标。”[1]由于不能自我认识，李敖的作品最终只能停留在“讽刺作品”的水准，而不能上升到巴赫金所说的诙谐文化的范畴，上升到对人类社会生状态和自我个体的生命流程的整体观照上。
一
李敖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批判意识比谁都强，除了自己他几乎是见什么批什么，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台湾，从传统的儒、道、释到当今的卖淫嫖娼，从国家到个人无所不谈。童子功、皮尔逊、张天师、日本鬼子、基督教都纳入到他的批判范畴，其批判之泛滥真可谓包罗万象，广泛的批判确实显示了其异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但批判的泛滥其实显示了李敖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石。在批判的过程中李敖的主体意识是非常强的，他总是将自己纳入批判的过程中，在批判中凸显自己爱憎分明的思想情绪，或者直接把自己的情感发泄到对象身上。对他喜欢的他绝不隐蔽，对他不喜欢的他也绝不放过，他将自己置于写作贵族地位，着名作家莫言曾经说过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李敖也明显具有这样的气度，所以他的写作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但有思想的批判不是和对手面对面的交战，而是保持理性的距离，这样才能更加认识对手，而李敖似乎一定挨近对手，他总是和对手贴面而战，他甚至还不知道认识对手的深浅就开始高声叫骂，毫无理性可言。李敖自己也说：“作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2](《十三年和十三月》)，看来他也只满足于小战士一样的近距离战斗，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认识。当然，虽然李敖的批判对象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几处集中点，一就是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以及对当下的台湾本土文化以及知识分子进行批判。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战”这个老话题是李敖成名的开始。“中西文明”的话题早在五四已经争论了无数次，胡适、鲁迅、陈独秀都在论战中成为新的历史人物，新文学在那次论战中早已胜利，再次挑起“中西文化”似乎十分无聊，但李敖所处的台湾在六十年代正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因此再次挑起中西文化论证确实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李敖也在这次论战中大出风头，他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将历史踩在脚下，许多尖锐独到的观点令对手望而生畏。台大历史系出身的李敖并不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他不仅熟悉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社会风俗和文化成规，对于现代的台湾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化传统的批判着作里总是渗透着大量的历史知识，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识型的杂文家，李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声称他是真正的“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很显然李敖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且是一位既有强烈反叛精神的历史学家。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没有养成他对古国文明的厚爱，相反倒成了他反叛传统的武器，传统在他眼里一无是处，专制制度、社会风俗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
在专制的荫护下生存的文化传统确实养成了种种积习，到了晚清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国形象”已经颇让人失望。或许历史自身是其自身的否定，对传统的熟悉没有让李敖对民族传统产生好感，反而造成了李敖对民族传统的抛弃，“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3]因此李敖执意要抛弃虚伪的传统，要以愤世嫉俗的态度与传统抗衡。
除了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批判传统和当局，批判知识分子也是李敖的重点，当然李敖的目的不是要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尽管在他的视野之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本真角色。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实际上是集中了社会的各种文化符号，知识分子既联系着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的意识形态常常既是由知识分子建立又由知识分子传达，知识分子也联系着民间，民间的各种思想活动通常又由知识分子传播；知识分子是传统得以传承、建构的重要力量，也是新的文化引进、创造的主要阶层。所以在近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李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非常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大部分虚伪的知识分子，李敖的批判是异常激烈，但其中也不乏深入对象内心的独到认识，最精彩莫过于他对陈布雷之死的文化分析。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又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意识已经深入其内心世界，他在国民党崩溃前夕死于自杀。李敖以《陈布雷自杀写真》为题目探求陈布雷之死，将陈布雷的身世、国民党、蒋介石、新闻机构、家庭成员和私人信笺融入到一起，以一种奇怪的文体揭示了陈布雷一生的命运悲剧，而这种迂回曲折的揭示实际上恰如福柯所做的从历史的断裂处寻找真正的历史，历史的真实往往也就显现于这些断裂的事件中。陈布雷之死既是一个个人化和私人化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却隐含着国家、民族、党派和历史传统、家庭以及个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福柯说：“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4]历史的裂缝在此刻显现出其强大的力量，《陈布雷自杀》、《“中华民国”亡国考》、《“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等许多文章都这样巧妙又一针见血地击中对象的要害。
二
批判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终结于批判本身，而是从批判自身出发寻求建构的可能。李敖的文章缺少重建意识，虽然他在传统中成长，但他没有什么根基，他对历史传统激烈批判的结果是形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使人不仅对民族历史的过去产生绝望对它的将来也毫无信心。他的诸如对中国的“国民性”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鲁迅和胡适。在《由一丝不挂说起》、《长袍心理学》、《用他们的规则，出他们的洋相》中他只是复制并且夸张了鲁迅等人的历史意识。梁启超、鲁迅等人提出“国民性”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由传统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国民身上自然遗留了许多传统的痕迹，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等人诉求现代性的体现。李敖的时代已经是台湾转型过渡到现代性社会，李敖对“国民性”的再次批判则显然缺少理性，转移了根本的问题，相反再提“国民性”的问题，无疑是“事实上有助于西方文化建立其种族与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5]
李敖对传统断裂式的批判或许更缘于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危机。批判需要尺度，没有尺度的批判就会失去理性，走向虚无的泛滥漫骂。很显然李敖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是不信任的，对台湾地方政府的当下的价值理念也是不信任的，他自称被人看作是胡适的同党，主张全盘西化。但从他对西方的批判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是不信任的，比如在《美国人忘了什么?——寄美国在台协会文化中心的头儿》中对美国“人道主义”的质疑，杂文《神像百年一感》中对爱好自由的美国人反过来却助纣为虐，专门给蒋介石政府送子弹的行为的批评都表现了李敖对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怀疑和批判。但也正因为如此，李敖的批判失去了尺度，他没有自己的标尺，他只知道打倒一切，而没有建构的意识，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样建构一个新的世界，他也似乎从来没有建构的想法。在他看来，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首要的方法是培养愤世疾俗(《十三年和十三月》)。而中国的事实正和他说的相反，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愤世嫉俗之士，到处是唧唧喳喳的不满之声，到处是自命不凡的“人物”，但真正的能够提出建构方案的却没有一个人，以至主义满天飞，真正有实际价值的意见却没有一个。李敖也是这样，他自命为思想家，但他连自己有什么思想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思想家是要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不是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就完事的。
民族、历史、国家一直是李敖关注的中心，也是李敖在批判过程中自身分裂的显现。李敖对处于边缘化的台湾本土大中华文明均抱有复杂情绪，但在有一点上李敖倒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深信重建历史根基尤其是台湾根基的命脉不在于“台独”，也不在于国民党，依靠国民党和台独只能将台湾置于更加危险的深渊。无论“台湾”的经济实力多么强大，它也不可能从边缘走向中心，台湾也只能在中华民族一统的文化圈中即在“中国视野”下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希望。“统一”是中国历来的传统思想。正如费正清所言：“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的一个新的重大事实是现代姓氏的群众民族主义的传布，如前所述，这种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并受到城市中心的现代报刊的培育。统一作为正统王朝的标志，其形象扩大了一百倍，而成为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这个象征不但是一种文化，而且现在是一个国家，它通过国际交往逐渐代替了地方，而成为中国的社会精英认定效忠的中心对象。”[6]那些台湾的地方性色彩也只能在整个一统的文化圈中实现，失去了对大陆的依附，台湾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根基，这种“一统观念”倒是呼应了历史传统也呼应了现代中国和台湾的需求。确实，台湾只有依靠大陆才能生存和发展，李敖的这些看法确实是卓有远见的，所以尽管他对大陆的共产党也有疑虑，但这种坚定的“一统观念”倒是处处体现在他的文本中。
三
柯林武德说：“一个人不仅应当具有关于历史思维的经验，而且还应当反思那种经验。他必须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应该是一位哲学家。”[7]李敖从来就不反思，他对自己也没有真正的理解，柯林武德还说：“一种历史过程或精神过程的特点是，既然心灵是认识它自身的那种东西，所以成为心灵生命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是一个理解它自身，批判它自身，评价它自身等等的过程。”[8]鲁迅也是自认为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过客，亦曾象李敖一样“荷戟独彷徨”，但是鲁迅的彷徨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孤独。他对于民族传统认识太深，又想重建历史的根基。但是鲁迅又意识到重建历史传统的根基是虚妄缥缈，所以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过客境地，因此鲁迅并不像李敖那样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虽孤傲却并不是自大，他不但否定历史传统也否定他自身，他对自我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对自我浓厚的怀疑精神反而使得鲁迅超越了自我，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势达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深渊之所。而李敖却相反，他缺乏对自我认识，尽管他对整个民族传统和成规了如指掌，尽管在他嘴边时常挂着的话是印度诗人古伽拉德的诗“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请再勇敢的喝下这杯毒酒罢!”尽管他也说：“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9]但他实际上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他的这些话也是一种作秀的姿态，他将自己看成了时代的精神领袖，而实际上他并没有为青年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倒是教会了青年人养成心浮气躁，目空一切，叫爹骂娘的坏脾气。他对自己的评价太高，因为如此，在别人看来他自然成了一位象鲁迅一样的斗士。李敖自己显然也是这么认为，他将自己也看成是中国传统几百年来屈指可数的伟大的文学家，他自称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勇士。编选《李敖文集》的司空在总序中就将李敖抬高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六百零九年的唐宋两代才不过出了八大家，但是六十不足五十九岁有余的李敖却以一当八，早已超迈古人今人。”[10]他觉得他远远高于别人。看起来李敖似乎傲视一切，独与天地的精神相往来，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独战斗群雄，拒见蒋经国、与民进党也不合作。但是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孤傲的性格倒成了他取悦大众的手段，在此之中对传统的批判也成了外在的表象。李敖对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他知道大众的趣味，经常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你看只要稍稍人称赞他两句，他立马就和那个人成为好朋友，而一旦有人骂了他几句，他必是睚眦必报，就连与他离婚的老婆胡茵梦女士他也不饶恕。或许李敖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骂人斗士，他无畏专制政体数度入狱，但是他确实称不上是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他缺乏起码的哲学根基。在李敖的着作中，我们时时都会看到监狱，蹲了几年监狱仿佛成了他成为大思想家的资本，动辄回忆监狱，那些洋洋洒洒但是颠来倒去的着作，反复描写监狱生活的就占去了大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敖的思想是极其有限，他还没有资格把自己比作伏尔泰(他曾自比伏尔泰)，他连胡适也比不上，说到底他的思想根本没有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多少实质的影响，因此他还配不上是几百年来屈指可数的大文豪、大思想家，他离大思想家差得远呢!
四
李敖让人记忆的一是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二是他坐牢的光荣经历。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李敖的虚弱性。李敖还有一点自鸣得意也是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犀利的语言风格，骂人确实也是一种艺术，你要骂得别人痛，让别人心服口服那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其实从李敖的“诙谐风格”中完全可以看出李敖作品的批判深度，尽管李敖和鲁迅都以一个都不饶恕的斗士面目面对现实社会和民族传统，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都采用了“诙谐”的语言将传统纳入叙事的游戏中，李敖的尖刻丝毫不逊于鲁迅，鲁迅在杂文、小说文体中常常将老子、墨子、女娲这些奇闻怪事和神话故事纳入隐指现实的叙事序列、制造出了奇特的叙事景观，从而也使得鲁迅始终与官方正统文化保持着叙事距离。李敖看来深受鲁迅影响，他也常将历史人物、神话故事、掌故、新闻和现实人物并置杂列，借此颠覆官方的正统文化。
李敖的文章亦具有一点点诙谐风格，但这种诙谐风格并不能严格地称为“诙谐风格”。鲁迅和李敖的杂文应该同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如果从官方的角度出发他们也应该归为具有民间性的文化，尤其在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里，杂糅了许多民间俗文化，比如女娲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在《无常》、《社戏》、《阿Q正传》中绍兴民间戏的运用都渗透着纯粹的民间内涵。正是这些民间内涵和官方的正统文化形成了冲突，也使得作者的个体充满了一种自由狂欢的体势，这些自由狂欢的体势以不可阻挡的姿态与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对峙，构成了内在张力，而鲁迅似乎正是从吊死鬼这些狂欢的乡村场景中吸收了本源精神，正是这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使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具备了“诙谐文化”的内涵，也使得其人真正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势，在他的诙谐语言明显地渗透着个体孤独感和悲剧氛围。因为他的写作恰如巴赫金所言，集中了遭到禁止和从官方言语交往中被排斥出来的各种言语现象。但是李敖的杂文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意识深度，它的诙谐还停留在一种表面的语言工具认识论上，他只是将骂人、奇闻怪事作为一种增加谩骂力度的手段，并没有很深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深度，因此他的诙谐或许只能称得上巴赫金所说的一种讽刺体文章“一种讽刺性作家只知道否定性的诙谐，而自己置于嘲笑的现象之外，以自身与之对立，这就破坏了从诙谐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体性，可笑的(否定的)东西成了局部的现象。”李敖的文章即是这样，他不能从世界的整体从历史的深度去看待问题，他对台湾的认识，对中国人的批判都带着一种极端片面的认识，因此他的诙谐语言就成了一种失真的夸张，他的语言太直白，近乎大街上的叫骂，失去了诙谐固有的内在品质，使得其文本呈现出一种喜剧色彩。真正的“诙谐风格”应该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具有悲剧性，二是要有隐喻性。在鲁迅的《阿Q正传》有这样一个场景：阿Q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围观的群众喊着“好”的时候，在这样的狂欢场景中，不乏诙谐风趣，但其内在已经渗透出无法排遣的悲剧色彩，在这笑声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个体的命运悲剧。李敖的杂文却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诙谐”，有的只是谩骂和侮辱。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真正的战斗需要历史理性，需要深度，真正的诙谐包涵着很深的人生体验。因此具有诙谐风格的作家，象鲁迅就精心的选择题材，他绝不会泛滥地寻找骂人材料，尽管鲁迅也和梁实秋等人开展面对面的笔战，但是在笔战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和体验，因此他的笔战也就超越了笔战自身。许多历史题材、民间轶事、典章制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但是优秀的作家并不是以随心所欲的安排这些事物，在这些词语的背后他们将自我的意识传达出来，即通过一种隐喻的象征形式将事物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因此这种诙谐的风格就包含了事物的双重甚至多重景观。象鲁迅在《秋夜》中那样，鲁迅不是将诙谐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是将其建立在一个象征的森林里。李敖的杂文缺少这样的深意，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文章骂倒对手，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别无深意，或许有时李敖仅仅是满足于一种感官上的愉快，只是为了单纯的文字炫耀和发泄。
过分裸露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就象人类如果全部都赤身裸体，那就失去了意义。而李敖却偏偏是“赤裸主义”，他《纵裸女战斗》说：“我在文章中喜欢涉及‘性自由’，我在《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中也喜欢以裸女参战，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后令人佛智。’一直欣赏裸女，因为裸女是战斗中第一流的武器，幸亏不解风情的国民党不知道，你可别告诉他。”(《传统下的独白》)李敖的文字即是一种“裸体语言”，他用一种脱光了不要脸形式和对方战斗，以至读者并不能从其文字中发掘深意，中国古代的黄色书籍象《肉蒲团》虽然书的作者也声称此书的目的是劝戒隐喻，让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此书却正好作了读者放纵声色的诱饵。这正是李敖的悲哀，他自认为自己已经驾御了历史和文字，但他没有料到无论是历史和文字，它们自身都是一种自在的体系。
结语
本文无意否定李敖在台湾地区乃至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地位，也无意刻意诋毁李敖的贡献。李敖作为一个有独特个性的政治人物和文学人物在文学、政治和思想界都有重要意义，他的独特的文风、特立独行的精神也确实值得学习。但不能因此就把他抬高到几百年少见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地位。或许李敖能够勉强称一个历史学家或是半个文学家，但绝难称得上是一个思想家。概而论之，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李敖具有其独特的地方，他的战斗精神和不妥协的气概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他在论争中确实失去了度的掌握，所谓的度不是要求不偏不倚，而是要防止主观性-意识性的随意泛滥，“主观性—意识性恰恰可以缺乏‘度’。这是由于没有客观物质生存的直接制约，主观性—意识性常常可以泛滥华文文学汕头66～7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吕20042004本文从李敖的杂文的批判性入手，揭示李敖杂文批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指出虽然李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的文笔具有犀利的风格，但由于作者缺少哲学认识和历史意识，他的批判只停留在表层，而不能系统化和深入化，他的语言也由于过于夸张而陷入了油腔滑调的地步，反使其批判的深度受到了致命的影响。李敖/批判/历史意识/诙谐风格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颓废主义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市 250100
译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Perspective into Countercorrupt Novel's Obscene Inclination
HUANG Jia-neng
Anhui Social Science Acadeny;Hefei Anhui 230051,ChinaThe countercorrupt novels relish themselves on the surface depiction,holding back their speare from the deep layer;their plots are free fromvariety and confined to a certain model or an idea.The bottleneck of thecountercorrupt novels to be broken through in thought and artistry is theobscenity-inclining circles.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吕林，男，南京大学中文系2001级博士生 作者：华文文学汕头66～7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吕20042004本文从李敖的杂文的批判性入手，揭示李敖杂文批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指出虽然李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的文笔具有犀利的风格，但由于作者缺少哲学认识和历史意识，他的批判只停留在表层，而不能系统化和深入化，他的语言也由于过于夸张而陷入了油腔滑调的地步，反使其批判的深度受到了致命的影响。李敖/批判/历史意识/诙谐风格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颓废主义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市 250100
网载 2013-09-10 21: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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