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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1)02-0016-05
　　治学前的准备：立志·读书
　　为什么大家知道我，因为我写了那篇《论“文学是人学”》，我是批出了名的。1979年后我带了很多的研究生，他们都不错。所谓“名师出高徒”，事实上高徒出名师，是他们把我抬出来的。泰纳有次到巴黎高师讲美学说：我这个人没什么学问和教训给你们。所有的教训无非两种：一种是我们要有天赋，这是你们父母的事，与我无关；另一种是你们应该勤奋、努力，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也与我无关。我所能做的呢，就是将美学像植物学一样告诉你们，什么条件之下，植物能够生长。我没有这个学问，但是我有一点跟泰纳相反。泰纳说天赋是学生父母的事情，跟他无关。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潜在的能力，虽然不是说无穷无尽吧，但是恐怕很难穷尽的。
　　今天在座的许多人还比较年轻，还没有完全定型，你究竟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自己下定决心，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去做，都会成功。歌德说“一个人在少年时候所希望的，到老年时候一定能达到”，这句话一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有志者事竟成”了。但我总觉得这句话是说了一个方面，如果一个人少年时候的希望到了老年才能完成，这个希望实现了，但他不一定满意，因为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的思想观念往往变了。所以，我们一生都在做桥梁。《古诗十九首》里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是说两个男女之间真心相爱，就因为缺少桥梁，成为千古悲剧。但真有了桥梁，走过来一看却不像你原来想的那样。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并不一定死心塌地相信，有时还要保持怀疑：多半会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这就给人许多的空间余地，这是一个人自觉自足的力量。既不要盲从，也不要轻信，但也不要什么都怀疑。一个人总要保持心态的自由，保持自己独立的自主的姿态，什么事都自己考虑一下。
　　我觉得做人第一要正直，这无须多说，我最看重的是真诚，但真诚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一点不假，康德就讲过我没有必要把我内心所想的话都公之于众。我自己怎么想的都公之于众，那没有必要，但我决不说违心的话，你不以为然的，可以保持沉默。在“文革”时代，没有人讲真话，是不能够讲的，但至少保持沉默，不应该讲违心的话，这是做人的一个道理。做学问和做人一样，都要真诚，只有真诚，你才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入进去。追求任何一桩事情，你不花劳动，不深入下去，你就得不到，你必须钻进去。有的人可能对自己的才能不了解，不晓得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但作为一个老师，年纪比较大一点，阅历多一点，他就可以发现这个学生哪一方面是他长处，哪一方面是他短处，方可扬长避短。大家知道努力是一件好事，但他不肯努力，他没有努力的动力，非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不可，那怎么办呢？老师就要试着让他肯努力。那么什么条件下他才肯努力呢？唯一的办法是让他爱这个专业。无论是搞文学的也好，搞美学的也好，搞数学、物理的也好，他爱好，不需要人督促他也会做；他不爱好，你再督促也没有用。什么事都得靠自己。鲁迅说过：创作终根源于爱；托尔斯泰也讲过：没有爱，你就没有办法从事任何活动，作家成不了，其他的也成不了。王国维讲过做学问有三种境界：第一，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昨天晚上忽然起了西风，一下子碧树凋零。季节变化了，独上高楼，一个人到了季节变化的时候，常常触景伤情，睹物思人了，内心有一种思念。思念才能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我思念的那个人在哪里呀？故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他必定确定了一个志向，忽然他心中有了触动。第二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就是说，天天在一起，心心相念。到最后嘛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忽然成功了。的确如此，没有确定一个坚定的信念就不会舍得花时间。不肯花精力，就不会成功。
　　治学是从读书开始的，书很多，哪一本都想看，可没有时间，那就要看哪些更好、更适当。好书实在太多了，什么叫好书呢？凡是有定评的，千百年来大家都读的就是好书，而且“开卷有益”。那么许多坏书怎么办呢？你也读。凡是流传下来的书都能读，能够流传到上百年以上的没有真正的太坏的书。因为人类的鉴别能力还是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坏书不会流传下来的，所谓的“坏书”尽管它有明显的毒害的一面，但一定有非常可取的一面。我提倡看名着，看古典名着。我提倡看看经典性的名着，它所以经典，就因为有人反复提它，反复说它。比如说莎士比亚，特别是歌德，要不是多少人反复谈，大家都不认识。为什么多少年来一直有人谈？那可见它里面是有好东西的。所以有定评、历久的、经典性的东西，不要认为大家都看过了，你就不要看了。安妮·班纳特在《为什么经典着作是经典？》中说：因为人的眼光，受时代因素的影响，这个时代风行什么，那个时代风行什么，多少时代都下来，还能提到它，可见这个东西的经久耐用，这就是它的价值。而当代的许多作品你看一下，就不愿再看了。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多读经典性的名着。
　　读书有两种，一种精读，一种泛读。哪种书应精读，哪种书该泛读？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看你需要什么。比如说：诸葛亮在陇中没出山的时候，常常跟孟公威、石广元、崔州平几个人在一起读书、一起玩。他们读书的方法是不同的：亮喜记大略，看一下，了解它的大概就行了；孟，读书要精要熟。这两种读法哪一种好呢？不一定，要看情况。亮是有大志的，在陇中时就知道三分天下，作为一个政治家，只要关注大略就行了；孟有专于学问，作为学问家，对书本就要精、熟。不过，我想诸葛亮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只关注大略，他也还要精读一部分书的，而孟也不见得每本书都精熟，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有略读的。究竟什么书应该精读，什么书应该泛读呢？其实自己也能分辨，你不能分辨的，问问老师。精读就是要反复阅读，透彻了解，不是读一遍就行了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有些书虽然文字不好也要读。比如说，秦汉两代之书因难懂而不看，那是不行的。当前的书，当然绝不能轻薄，你要了解现在人们怎么想的，必须要读当代的书。广泛地阅读，也是必要的。比如说，你要了解鲁迅，就一定要了解鲁迅读些什么书，他是怎样成为鲁迅的，包括了解他的家庭，他的社会，等等。两种读法，怎么选择，一定要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学习要不要依傍？起先一定要依傍，到你成材了，才可以摆脱依傍，如果从来就没有依傍，那你就不会成材。一定要按部就班，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多方继承前人的经验。当然，有的经验你还需要改善。
　　治学三要素：真·深·新
　　我觉得做人要真诚，做学问更要真诚，不把自己整个精神都扑上去是不行的。过去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要得到一件东西，你光从表面看，你看不深，你看到的一般人都能看到，你再深入，“从细微处见精神”，特别是我们搞文学的，文学的东西总是从细微处显出一个人的个性处。文学上讲个人风格。一个人没有真诚就不会有什么风格。《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的那个王朗最佩服华歆，华歆每到冬天就要聚集家人在一起玩，王朗也这么做。张华就说：王之学华是“因袭之外，却之根源”。意思是王之学华，只是从表面上、形式上学，而不是从内心上学其真精神，故而说“却之根源”。冯友兰讲“精神继承”，就是这个意思。虽很抽象，但继承总是抽象的，抽象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他的精神。总得要学到好处。
　　学术上最可贵的是创新。一个人如果总是跟着人家，那就没有什么出息。所谓“新”，并不是说要你说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的，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讲“日光之下无新鲜事物”，天下的事过去都有过的。只要这句话的确是你自己说的，带着你自己的感情、色彩、声音，即使别人讲过，它也是有新意的。因为这是你用你自己的声音、语言说出来的。比如说，谢庄《月赋》里的“美人迈兮音城阙，隔千里兮共明月”，的确是很好的境界。唐朝张九龄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到苏东坡成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这个意思，话变了一下，这就是创新。所谓推陈出新，也就是把过去的那个意境变一下。陈子昂《登幽州台》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今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几句话，其实屈原的《远游》诗里边就有：“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不及兮，来者吾不闻。”陈子昂的诗句倒一倒就是了，但我们觉得这还是创新。陈子昂大概读过屈原的诗句的，他写这个诗句时心里未必想到屈原的诗句，因为这种感受大家都会有的。有了这感受，能用自己的话说出来，那就是一种创造，就是一种创新。创新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科学上，还是艺术上、医学上，都要求不断创新。陈陈相因，我们的学术就不能前进了。
　　从事学术研究，第一要求真，追求学术真理。第二要求深，要有深度。还有呢，要求新，要有创新。真、深、新，这三个我们都应该追求。但如果要讲它的重要性，那真是第一位的。如果不真就毫无价值。然后再谈深，最后追求新。真、深、新，不能倒。但有一个时候，特别是1986年，大家都要求创新，唯新至上。当时有人（可能是黄子平）说：好像我们后面有一个疯狗在追我们。其实，在求事物的真、深的时候，自然就有新了。你如果单为求新而求新，那非但得不到新，连真、深都离开了，那就更没有价值。要创新，不应该墨守成规，不敢向前，但你不能够为了求新而求新。陆机的《文赋》里说：“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之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个花本来开得比较好，可开到最旺时，马上就要谢了。如果大家用过了，我们就不要了，只有在含苞待放时，才最可贵，因为它有很强的生命力。创新、喜欢标新立异，本来是好事，但现在成了贬义，什么道理呢？老子说：“天下之事，美之为美，此不美矣；善之为美，此不善矣。”没有什么“新”，它也标出来，没有什么“异”，它也要立起来。这就败坏了标新立异的名誉。做学问呢，追求创新，那是无论如何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新见解，那你就可以不谈了。大家已说过了，你何必再说？这是不是说：什么话人家都说过了，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事实上不是如此，任何事情都有几个方面，他看到这个方面，你看到另个方面，所以有时候换一种方式，反过来往往就会有新东西。萧伯纳就是常把人家讲的反过来说。另外，你老是用一套方法也是不行的。新呢，事实上永远不会完的，如果说无新可标、无新可创，那这个世界多寂寞、多悲哀啊！总有新的东西可以发现，但不是凭空想或者凭空反一反就新了。一定要深入下去，抓住它的本质，那么你才可以创新。我们应该把标新立异的名誉恢复过来，但是一定要肯用功。
　　任何东西都是有机缘的，气候、土壤、时尚等都是这个机缘组成成分，譬如李白杜甫两个人高下的问题一直是好多年争论的问题，慢慢地我们觉得两个人都各有长处，这两个人都很伟大。莎士比亚当时也被骂，骂他的人很多，伏尔泰骂：这个人是土匪呀，像哈姆雷特，简直是个疯子，但他毕竟也认为《哈姆雷特》里边有许多闪光的东西。托尔斯泰也骂“莎士比亚连第四流的作家也称不上”，托尔斯泰是用原始基督教义来评价的。钟嵘其实很懂诗，也很能欣赏陶渊明，但他只能把陶摆在中品，因为他不敢违反当时的时代风气。我们没有办法跳出现实环境，不能无所顾忌，一点顾忌没有那必然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倒，过了几十年后你可能再起来，但当时你没有办法。当然，我们应该不顾一切，然后才有创新，才有变化。所以，一方面要求创新，敢于冲破已有的定评，敢于越雷池，不要墨守成规。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对的清醒，现实中阻力有多大，你要有清醒，如果阻力太大，你这样硬冲是冲不出去的。（古人的方法是，暂时记下来，自己不发表，让子女去发表，让别人去发表，因为他知道提出来别人容不下。）同时，我们要求有独创，必然要宽容，宽容与独创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宽容就难有独创，应该宽容别人。独创的东西，起初出来的时候，往往粗糙不完善，但它有可取的地方，你要容许它存在，如果没有宽容，那么就很难有独创。绝对宽容那也不行，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之中，一定要有许多限制，加上许多束缚。这固然不好，但也有优点，它可以避免走弯路，譬如我们在大海里航行就必须有一个航道。这好像是束缚你的，其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你想能够通过又想丝毫不受拘束是不行的。总得有个限制，有的时候要自己多加限制。比如，格律诗有格律给予束缚、限制。从前，听说练武的人先要在两只脚上绑上铅，绑得很重的，练到后来他把铅一拿掉了，他就身轻如燕了，飞檐走壁，是不是有这回事还不确切，但它是说给自己限制、束缚，其实也就是帮助自己更好地成长。所以许多事情都有两面性，大家思想要开阔一点，心灵开放一点、自由一点，要活得自在一点，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批判为艺术而艺术，其实，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应该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做学问，就应该有这个态度，我追求这个东西，心没有杂念，那么追求的时候一定就专心致志，所以，一定要有这种精神。陈寅恪就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学问的时候，你不应该、不能有学术以外的考虑，但是等到你成功以后，对党、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利。你如果研究学术课题遇到有争议的时候，就想到这样那样的，那你就深入不下去。所以，为艺术而艺术不应该批评，或者在批评的时候应该考虑，这种精神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的。德川说做学问有两条路，一条外围包抄，另一条深入内核，其实它们是互相促进的。我们要做一口井，想要掘得深，口径非大不可，越深越要大。我们做学问也一样，如果你要深入研究一个学问，那就要了解许多东西。这里还有点和面的关系，它也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你不深入一点，你就得不到面，但你如果不作面的了解，你就不可能深入。
　　写文章要有真性情
　　文章写得好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看有没有把你自己摆进去，特别是写散文，散文写得好坏，文字技巧当然要紧，但关键是要有真性情，要把你自己摆进去，要乘兴而言、无所顾忌。但是我们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鲁迅就能做到。而我们有人会想，自己是一个教师，写文章要谨小慎微，要不失教师的身份，不像我们教师的话就不敢讲了，这样缩手缩脚、瞻前顾后，怎么做得好？要做就要大胆，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要披头散发，大踏步地走出来，等到穿好衣服，照照镜子再走出来，那就小家子气，就没有你自己了。真正的才子、英雄，他就不，他藐视一切，高视阔步地就跑出来了，这就是气概。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大家，他气度就不同。你没有学问自然就气馁了。我们常碰到尴尬的场面，所谓尴尬场面，就是明明是这样，自己没有勇气来承认，那就尴尬了。如果有勇气、心地坦然，会有什么尴尬？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当然，人跟人之间有高下之分的，差别最大的就是内心的境界，不要把自己看得过分大过分高，也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矮多少、在人前很气馁，那就行。要各方面都接触，了解人是第一重要，而要了解人，首先就要了解你自己。我信奉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神庙里的一句格言：“知道你自己。”因为这涉及到人性，我们过去对人性论是批判的，其实，总应该有人性。詹姆斯也讲过人性。人性几千年来变化很少，我们现在的人跟一两千年前的人在性情上有什么不同？因为人性相通，所以可以彼此了解，我们中国人可以了解西亚人，了解非洲人、美洲人、欧洲人。因为都是人，大家有共同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构成一个社会，所以有历史。我们过去的阶级论把它绝对化，硬说各个阶级说各个阶级的话，人们之间那就无从了解了，还怎么可能组成社会，互相沟通呢？几千里之外的非洲、拉丁美洲、澳洲又怎么能相通呢？就是因为人性相通，所以可以推己及人，通过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自己反省三次，当然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就能改正过来，我们也可以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不断地反省自己，这样彼此间就容易沟通了。作家对别人的了解无疑要比一般人深厚，他知道人的一笑是什么意味，他有什么感受，他会怎么反应。如果你平时留心一点，也容易做到，你自己有痛苦，那么你想到别人在这种场合下也会有痛苦。这样，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容易与他人相通，一方面使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所以托尔斯泰认为文艺能使人沟通，使人相互了解。所以，我们读文学的人尤其应该懂得感情的重要，文学主要就是靠感情起作用。
　　文章写得好坏，还要看你有没有真性情，当然一点文字表达能力没有，也谈不到写文章。再看你这个真性情是怎样的真性情，就像见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人品，你的修养，你的学问……摆的东西越多，那你价值的含金量越高，这个“量”就是你的人品。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这个话不是千百年来大家经验的一个总结吗？我想“人学”的话确实不错，是应该这样。
　　 （王永兵 张爱凤 整理）
　　收稿日期：2000-09-18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6～20J1文艺理论钱谷融20012001立志与读书，是治学前的必要准备；治学的真谛是求真、求深、求创新；为文要有真性情，这便归结到做人。文品即人品，文学即“人学”。真/深度/创新/人学truth/depth/originality/study of manA Discussion on Scholarship with Young Scholars in the New CenturyQLAN Gu-rong(Chinese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Making a resolution and doing readings ar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pursuing academic studies.The real essence of scholarship lies in the pursuit of truth,depth and originality.Academic writing must be backed by true disposition,which boi-ls down to behaving oneself.The quality of the article mirrors that of the person.The study of scholarship is that of man.钱谷融 (1919-)，男，江苏武进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作者：《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6～20J1文艺理论钱谷融20012001立志与读书，是治学前的必要准备；治学的真谛是求真、求深、求创新；为文要有真性情，这便归结到做人。文品即人品，文学即“人学”。真/深度/创新/人学truth/depth/originality/study of man

网载 2013-09-10 21: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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