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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新诗的“发生”历史，从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开始，就有不厌其详的讲述，在这个“故事”中，有主角(胡适自己)，有配角(美国的梅光迪、任叔永以及北大的陈独秀、钱玄同等)，有与反对派的激烈论战，有个人的“实地实验”，更有一批新诗人的响应。(注：有关新诗的发生史的经典描述，可参见胡适的《尝试集》自序，《逼上梁山》等文。)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也多沿用这种套路，主要从诗人、批评家的言论和实践中，寻找“新诗”发生的历史轨迹。然而，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似乎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新诗的读者。对于某一类文学体式而言，其兴起或发展，都与一个读者群的确立密切相关。(注：伊恩·瓦特就18世纪读者大众与小说兴起的关系作过研究，见《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在新诗的发生期，新的读者群的寻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诗成立的决定性的环节，在谈论“文学改革”的程序时，胡适就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注：答盛兆熊书，《新青年》4卷5号。)只有得到了一定范围内读者的认同和阅读，新文学(包括新诗在内)的成立才不是一句空话。对新诗发生初期，读者问题的考察，也就是本文讨论的起点。
　　 一、作为一种阅读时尚的新诗
　　具体说来，新诗“读者群”的形成，是与新诗传播的扩张相伴随的。最初，胡适在美的白话诗尝试，只局限于私人的讨论和书信中，是《新青年》上的发表，确立了新诗的起点。(注：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无疑使个人的诗歌实验得以进入公共的阅读，也使一批北大教授参与到新诗的“实验室”中来。但最初的发表、阅读空间并不很大，主要作者无非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三四人，同人之间多次写作“同题诗”现象，更是说明“新诗”交流的“同人性质”。(注：在《新青年》4卷1号上，就有胡适和沈尹默的两首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4卷3号上，则有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人的同题诗《除夕》。)新诗传播空间的大幅度扩张，应是伴随五四前后新出版物的激增而实现的。(注：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有人估计在1919年中，至少出了400种白话报。)当时在各类新式杂志上，登载“新诗”成了一种风气，“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注：《谈新诗》，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在某种意义上，“新诗”成为了新文化的标记，一位批评者就讽刺说，当时“无论什么报章杂志，至少也得印上两首新诗，表示这是新文化。”(注：张友鸾《新诗坛上一颗炸弹》，《京报·文学周刊》2号，1923年6月16日。)《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成为主要发表机关，培养出一批新的读者和作者。(注：1919年的郭沫若就是因为在《学灯》上读到了康白情的新诗，而投身于“新诗”写作的，见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尝试集》、《女神》、《草儿》、《冬夜》等新诗集的出版，更是扩充了读者群，苏金伞就回忆：“当时新出的诗集，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集》，汪静之的《蕙的风》，谢冰心的《春水》等等都买来读。”(注：《创作生活回顾》，《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读者的欢迎，也可由新诗集的发行量见出，《尝试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数15000册，据汪原放统计到1935年亚东结业时，共出47000册，数量惊人。(注：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8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女神》出版两年内也出四版，至1935年也达12版之多，与《尝试集》不相上下。《蕙的风》也“风行一时，到前三年止销了二万余部”。(注：此说法出自汪静之《中学毕业前后》，1935年开明书店。)在当时，一本文学书籍的销量超过一万，就属于最畅销之列，(注：化鲁曾言：“文学书籍的销路，在中国至多不过一万，而报纸行销至四五万，却是很平常的。”(《中国的报纸文学》(一)，1922年7月21日《文学旬刊》44期))其他几本早期新诗集，虽不似这三本风光，但销数都很可观。
　　诚如很多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新式教育的展开，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知的普及是一个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新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个相应的读者群。“以着名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主要媒介则为出版物”，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方式。(注：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87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新诗”的读者群，自然也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不仅阅读新诗，而且主动模仿，既是最初的读者，也是主要的追随者，如茅盾所言：“初有写作欲的中学生十之九是喜欢写诗的”，(注：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8卷1号，1937年1月1日。)当时在中学读书的曹聚仁也回忆：“关于无韵自由诗，几乎成为我们尝试写作青年最爱好的体裁。”在《觉悟》的编辑室里，他还看见成千份的诗稿，一位诗人，十天之内写了三百多首白话诗，可见写作与投稿之兴盛。(注：《尝试集》，《文坛五十年》14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学衡派在攻击新文学时，抨击胡适等人投合一般少年的心理，(注：梅光迪就称：“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2期，1922年2月))这反倒暗示出一般读者群的构成。
　　然而，在新式教育培养出的“知识青年”中，真正趋近新文学的人数，不可过高估计，(注：后来王任叔就说，在大革命前新文学“还只能盘旋在几个文学者和文学青年之间。仿佛一本新书出来，读者的数目，大致早可决定的。”《新双的踪迹与其出路》，《文学》8卷1号，1937年1月。)具体数目曾虚白曾有一个估计：“也不过三四万人吧!”(注：《一家言》，《给全国新文艺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转引自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317页，上海古籍书社2000年。)“新文学”的阅读或许只属于一小批“激进青年”，许多学生的阅读空间仍是被通俗小说和流行杂志所占据，(注：譬如，陈广沅《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学生生活》一文记录，读小说是当时学生的首要娱乐，“差不多一种《礼拜六》在校内就有二百余本”。1922年7月5日《学生杂志》9卷7号“学生生活研究号”。)至于新诗以及新文学，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欢迎，(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更是出版一册反对新诗的《诗学研究专号》，在《文学旬刊》上引发一场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的大争论。)接受状态的差异，与整个新文化传播的不均衡有关，地域的差异，学校的基本氛围，阅读出版品的种类，多种因素往往会影响到青年读者的取向，一般说来，在旧派文人把持的校园，学生的文学取向就趋于陈旧，而在新知传播便利、思想活跃的地方，新式青年往往会得风气之先。(注：杭州浙江一师学生对新文学的参与，就是一个可资讨论的个案。五四前后，浙江一师成为东南新文化的一个重镇，学生中涌现出湖畔诗人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这首先与杭州的地理位置相关，杭州地当沪杭铁路的终点，上海、北京出版的书刊容易先看到，接触新人物的机会也较多。另外，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新文化人物先后到这里任教，也带动了学生的新文学热情。同是在杭州的宗文中学，也很有名气，但被旧派人物把持，学校中除了教科书中的古诗词，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林纾译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该校读书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施蜇存等人组成“兰社”，一同在鸳蝴刊物上发表小说，文学起点与汪静之等迥然不同。)
　　“新诗”的吸引力，当然与白话自然、清新的活力相关，(注：谢冰莹就说“像胡适的《尝试集》和俞平伯的《冬夜》等都是我喜欢看的书。其中以胡适的《除夕诗》和《我们的双生日》，完全用通俗的国语写成，不但易懂，而且非常有趣。”《胡适》，《追忆胡适》366页，欧阳哲生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也投合着年轻人追新逐异的心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以“新”为价值尺度的阅读时尚中，阅读“新诗集”已经成为某种获得共同的“代际经验”的方式。依照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参与某种“文学活动”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社会身份追寻的冲动，布尔迪厄就认为，获得某种文学能力，是被允许进入某一精英文化圈的资本。这一点在“新诗”的接受中就表现出来，不仅是新式学生，就连旧派人物也尝试新诗，“时髦”之中就包含着对成为“新人物”的渴望。譬如上海的鸳蝴派文人胡怀琛，就努力求新，不仅主动为胡适改诗，还出版一册《大江集》，自封“模范的新派诗”，他的一位同情者也暗里讽刺说：许多人对新诗没有十分研究，“胡凑几句，就冒昧的刊在报上，以为可以借此得个新学家的头衔，功名富贵，不难坐得。”(注：余裴山《给胡怀琛信》，《诗学讨论集》71页，新文化书社1934年再版。)顾颉刚也说当时，“凡能写此白话文章的，人家都觉得很了不起，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注：《回忆新潮社》，张允侯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24页，三联书店1979年。)而退位的宣统皇帝在与胡适会面时，还在炕几上摆上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并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的情况，有意迎合这位新文学的领袖。(注：《宣统与胡适》，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报》12期。)宣统是否真的喜欢新诗，他人不得而知，但对自己阅读取向的故意暴露，无非是要表明自己“趋新”的身份。胡适也曾说，文学家的养成“决不能说是看了几本《蕙的风》、《草儿》、《胡适文存》之类的书籍就算可以了”。(注：《新文学运动之意义》，1925年10月10日《晨报副镌》。)从这段话中不难揣测出“新诗集”，在当时作为新文学的范本，已成为获得新“文学能力”的入门手册。
　　然而，将参与文学活动，看成是为了获得某种“文学能力”，提高参与者的声誉，但这种说法有可能简化文学生活的多样性。从一个更周详的角度看，阅读文学，就是一种“文化参与”的方式，它与多种动机联系在一起，在阅读中形成一种与“他人协作”集体性共同经验就是重要的功能。(注：对此问题的讨论，可见《机构和阅读能力的社会分层》，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173～1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18世纪兴起的小说和报刊，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联系起来，认为在小说和报刊的阅读中，不同地域的人们会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思路也开始被引入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在近现代中国，每一次社会性运动往往伴随着阅读活动的兴盛，这本身就说明了书刊阅读对某一类“经验共同体”建立的贡献。五四前后，对于新一代知识青年来说，打破传统的地域、血缘的联系，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建立经验联系，是一种主动的构想。(注：傅斯年就说：“我们是由于觉悟而吉合的……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新潮社之回顾了前瞻》，《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30日。)这种构想的实现，与书报的流通、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就说：“报刊，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去，邮寄去。有了新出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友看，好像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上。”(注：钦文《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984～9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一些新的社团组织，也是围绕“阅读”形成的。(注：夏衍回忆五四后，诸种新杂志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地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8月下旬，杭州一些青年“通过阅读《新青年》和给这个杂志写通讯的关系，开始联合起来，打算出一份刊物(《浙江新潮》)”。(《懒寻旧梦录》)增补本30页，三联书店2000年9月)。)共同的“阅读”带来了共同的代际感受和经验构成，汪静之就说过：“当时青年人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看一个青年进步还是落后。”(注：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由来》，王训昭编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29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新诗”的阅读，也发生在这一背景中。艾芜的一段回忆生动地记录这样的感受：在小学时代，他的国文教员十分严厉，在学生眼里并不亲切，有一次却看见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这一发展，使我们学生对他的感情，格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而另一位教师打扮时髦，在休息时，“居然摸出新诗专号的《直觉》来看。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但在人丛中，他却变为我最亲近的人”。(注：《五四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录》(下)964～965。)阅读“新诗”，在标志一种“新”身份的同时，也建构起一代人在经验上的情感联系。
　　 二、读者分类与新诗的“阅读程式”
　　在早期新诗讨论中，最早关注读者问题的，应该是“新潮”社诗人俞平伯，他曾以分类的方式细致地勾勒出新诗读者诸多面貌(反对的分三派，赞成的分两派)。(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俞平伯主要是从对待“新诗”的态度上着眼的，但从读者的身份看，对新诗的读者还可进行一种分类。
　　如上文所述，新诗的发生，是从朋友、同人间的讨论、实验开始的，而发生的空间与阅读的空间，往往是重合的，比如，在美国与胡适争论的梅光迪、任叔永等友人，以及支持胡适的钱玄同、陈独秀，替他改诗的周氏兄弟，作为后辈的俞平伯、康白情等，都可算得上胡适最重要的读者。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一般都拥有相对自主的观念和趣味，身份也多以能够公开发表意见文人、批评家为主，或本人也是新诗人，宽泛地说，可以算得上是一类“经验的读者”，胡适自己就说，最初提倡新诗时：“读者圈不大，但是读者们思想明白而颇富智慧”(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一“读者圈”不只存在在胡适身边，对于其他新诗人，情况也很类似。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当时虽然身处异域，但通过投稿《学灯》结识宗白华、田汉，三人的通信结集成《三叶集》出版，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就是围绕着对郭沫若诗歌的解读、评价而展开的，宗白华、田汉可以看做是标准的“经验读者”。除此之外，他的作品还在张资平、郑伯奇等人中传看，创造社的元老们形成另一个“读者圈”，那时他们还尝试过一种回览式的同人杂志，即：将某人的作品订成小册子，在友人中传阅，每人都在后面的空白上写一些读后的评语和感想。(注：可参见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忆创造社》两文中的相关回忆，饶鸿竞编《创造社资料》752页、84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相对于精英范围内的“经验读者”，对于“文学”并无太多观念和经验，受风尚驱使、处于阅读的“无名”状态的“一般读者”，却构成着新诗接受的真正主体。当然，“经验读者”与“一般读者”之间无法做清晰地划分，许多“文学青年”也可投稿报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成为“经验读者”中的一员；而批评家的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般读者的观感。但是作出这一宽泛的、“策略性”的划分，目的在于分析新诗阅读的某种基本状态。
　　如许多人所描述过的那样，新诗的发生是处在“四面八方反对之声”中的，攻击之声此起彼伏，即便是在持接受态度的读者那里，打破既有诗歌规范的新诗，同样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存在。譬如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后风行一时，激昂扬厉的诗风颇为符合五四青年的“阅读心理”，但在这种公共化的说法之外，另外一些读者的反应，也值得重视，聂绀弩的回忆就生动地记录了他读到《女神》时的困惑：
　　一位老书记官拿着一本“怪书”给他看，嘴里说着：“不通不通，这算诗么?”“我呢，看着听着，渐渐走进一种高度的迷惑的情境……这是诗么?这诗好么?我一点也不晓得，如果一定要我发表意见，也很简单：岂有此理。”(注：《＜女神＞的邂逅》，《文艺生活》1卷3期，1941年10月。)
　　“这是诗么”的疑问，与《女神》特殊的想象空间和泛神论背景当然有关，但也可能是从既有的诗歌观念出发的，对新诗整体上“陌生化”效果的反应。俞平伯就说过，读者反对新诗，是因不明“文学是什么?文学的作用是什么?诗是怎样一种文学?”而这三个问题“本是有文学常识的人都该能解答的。”三个问题，已大致勾勒出阅读新诗的一个常识性的框架。(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这意味着，懂与不懂，接受与不接受，要取决于新的“诗”观念的有无。然而，观念的普及毕竟还有些抽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观念的接受，首先应落实为一种与新诗相应的“阅读程式”的建立。
　　“阅读程式”一语，出自西方学者乔纳森·卡勒，在卡勒看来，具有某种意义和结构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读者当做文学来阅读，原因在于读者具有一种无意识中的、基于“约定俗成”的“阅读程式”。这意味着，所谓“文学性”不仅是具体的文本属性，它的存在还有赖于读者间达成的一种协议。(注：见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6章《文学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这个角度说，“新诗”成立与否，也不只是写作和理论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阅读上的问题，即能否在一般读者那里，形成一种有效的“阅读程式”。
　　具体说来，虽然，无论“新诗”，还是“旧诗”，都含有普遍的文学共同性，(注：当时反对独尊“新诗”一家的学衡派，就是站在某种普遍的文学立场，反对新旧的说法。吴宓就称：“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胜任之思想情感者也”，是世界古今的通例。(《诗学总论》，《学衡》9期，1922年9月)；吴芳吉也说：“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原载《湘君》2号，收入《吴芳吉集》451页，巴蜀书社1994年10月。)但是相对于旧诗，新诗仍然是对另一种审美可能的追求，在形式特征上迥然不同，但很多读者仍是以旧诗的“阅读程式”来接受新诗的，词句的精美，诗意的含蓄，音律的和谐，都是这一“程式”包含的因素，譬如，在诸多因素中，“音节”的有无，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如胡适所言：“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注：《谈新诗》，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鲁迅小说《端午节》，就描写了一个教师捧着《尝试集》摇头晃脑、咿呀诵读的滑稽场面，就是阅读惯习的生动写照，(注：见《呐喊》，《鲁迅全集》第1卷。)而报章之上一些读者的反应，更是说明了问题，譬如一位名为郑重民的读者曾致信西谛，说稍有旧式文学根底的青年，都不十分反对新诗，“但他们有个共通的不满意于新诗的地方，就是旧诗可以上口吟诵而新诗不能。”(注：1921年1月1日《文学旬刊》24期。)阅读的“失效”与“不满”，就与“阅读程式”的错位相关。一位20年代读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更为准确地谈出了这种感受：“到底是我没有读新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不是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两样都是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心头。”(注：友人致胡适，1923年10月7日胡适日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4册，台北远流版1990年。)是不是“诗”的观念，与读诗的习惯，在这里是互为表里的。
　　因此，在既有的诗歌阅读程式之外，建立一种相应的阅读习惯，就成为新诗成立的关键，有人曾言：“中国新文学创造者的第一职务，是在改变读者的taste。”(注：傅东华对“冰”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的补充意见，见1920年1月23日《学灯》。)从这一角度看，“经验读者”与“一般读者”的影响关系，也就显露出来了，即：少数新诗人和经验读者间的先锋性探讨，必须从“同人圈子”向外扩散，影响、甚至塑造一般读者的阅读程式，新诗的广泛接受，也就显现为一个“教化”和普及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许多环节：利用现代知识资源进行理论的建构，正确的“文学常识”的大规模介绍，新诗作品的广泛阅读，书报上的批评阐释，诗集的序言，以及国文课堂上的教学实践，都有所贡献。譬如，作为一个“超级经验读者”，胡适的作用就不容小觑，喜爱“戏台里叫好”的他，不仅忙于为自己的《尝试集》定位，(注：譬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针对守旧的批评家“一面夸奖《尝试集》第一编的诗，一面嘲笑第二编的诗”，亲自指出真正的“白话新诗”，以免读者“误读”了自己的努力。)还热衷于为他人作序(《蕙的风》序)或评介(《草儿》、《冬夜》书评)，为读者指点阅读新诗的门径，而新文学史上的两部经典《三叶集》和《女神》，则为讨论“经验读者”对“一般读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契机。
　　 三、从《三叶集》到《女神》
　　上文已提及，畅销不衰的《女神》，最初在某些读者那里，接受起来并不如后来想见的顺畅，下面几条材料，也可说明这一点。郑伯奇就谈道：“郭沫若君的诗，据上海的朋友们讲，一般人不大十分了解。”(注：《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学灯》。)谢康也说：“沫若的诗，颇有些人不大了解。”他自己1919年初读郭诗时，就感到“如此雄放，热烈，使我惊异，钦服，但是不大懂得。”并认为要读懂郭沫若，至少要受过中等教育，因而“了解者是不及其他诗人的普遍的。”这一说法表明，要读懂《女神》，某种通过教育得来的“文学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更有意味的是，谢康还说道：读者对于郭诗“不大了解”，“这大概是未曾读过《三叶集》的……《三叶集》是《女神》Introduction啊!”(注：《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直接点明了《三叶集》在阅读层面与《女神》的关联(这一点也被《女神》的第一个批评者郑伯奇指出)。
　　在新文学的发轫期，《三叶集》与《女神》一样，都是最初的创作实绩，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注：《三叶集》1920年6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时“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和社会的关注，书销售得很快，几次重印”，还被田汉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宗白华《秋日谈往》，《宗白华全集》1卷3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另外，据汪原放统计，至“亚东”结业时，《三叶集》前后共销出22950本，《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它与《女神》在出版时间上，相隔一年有余，表面上看是彼此分离、各自独立的两本书，但如上文所述，《三叶集》可以看做是宗白华、田汉这两位“经验读者”对《女神》的先期阅读。重要的是，对于《女神》来说，“阅读”是先于“写作”结集问世，可以想象的是，当一位20年代读者拿起《女神》时，他(她)的阅读视野里可能首先会浮现出另一本书——《三叶集》。与同一时期动辄冠以“长序”的其他新诗集相比，《女神》“无序”似乎是个例外，但从某个角度看，作为“Introduction”(介绍)的《三叶集》，似乎可以看做是它的一份长序。20年代初的文学青年冯至，已开始接触新诗，但不满足于当时的样本，处于迷惑之中：
　　正在这时期，我读到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当时对我却起了诗的启蒙作用。我从这三个朋友热情充沛的长信里首先知道了什么是诗……
　　阅读《三叶集》时，冯至住在故乡的小城内，没有一个朋友，“这个小册子便成为我的伴侣”，“直到第二年《女神》出版了，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辽阔而丰富的新的世界。”(注：《我读＜女神＞的时候》，《诗刊》1959年第4期。)从《三叶集》到《女神》，对于冯至来说，是一个“阅读程式”塑造的过程，更是一个“诗”的启蒙过程，是一个“什么是诗”的问题获得解答的过程。当对新文学所知不多的聂绀弩，面对《女神》大呼“这是诗么?”“岂有此理”时，阅读了《三叶集》的冯至则知道了“什么是诗”，这种比照本身就意味深长。
　　在讨论《三叶集》对《女神》的导引作用之前，有必要对《三叶集》作简要的分析，表面上看，三人的通信你来我往，十分默契，但田汉、宗白华二人对郭沫若诗歌的阅读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形成了微妙的“双声”现象：对于倾心于哲学研究的宗白华来说，他最感兴趣的是，郭沫若诗中“清妙幽远的感觉”，自然玄思是他主要的“阅读焦点”，对“泛神论”因素的着名解说，就由此发生。(注：见《三叶集》3～4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3版，以下引文页码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郭沫若对此虽然十分认同，但他真正关心的是“人格公开”的表白，这其实偏离了宗白华的阅读焦点，形成某种对话的错位。(注：对于宗提出的“诗人人格”的说法，郭的反应十分强烈：“可是，白华兄!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接着，便讲述起自己“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还颓废”的真实人格。(8～9)这种“引申”其实已偏离了宗的重点，形成了对话的“错位”。因为后者关注的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诗人，而首先是一种观念领域中的人格造型，果然，宗白华对郭的坦率，似乎也不很积极：“你的旧诗，你的身世，都令我凄然，更不忍再谈他了。”(24)后来，当郭四川的同窗魏时珍将郭过去的劣迹向宗和盘托出后，他也只是在信中敷衍了一下而已。(28))相比之下，在《三叶集》中，郭沫若与田汉更是一拍即合，首先吸引田汉的，正是郭沫若有关自己“人格”的讲述：“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30页)进而大力标举“人格公开”。郭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我现在深悔我同白华写信的时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秽处，表白了个干净。”(35页)由此，郭、田的通信便以“人格公开”、“忏悔的人格”为契机展开了，田汉的介入改变了《三叶集》的重心，使它从诗歌观念的讨论移至诗人的自我。当“忏悔的人格”成为讨论的重点，它也同时成为诗歌阅读的前提。(注：田汉将自己的诗作《梅雨》与自己的家事联系起来(59页)，郭沫若也顺着如此的思路，把《独游太宰府》一诗解读为灵魂困境的写照。(72页)在读到郭的《抱儿浴博多湾》与《鹭》后，田汉说尤喜爱前首，“因为既知道了你的career就知道你的诗，都是你的生之断片啊!”(79页))如果说宗白华欣赏的是郭的“抒情天才”，那么田汉却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79页)
　　从“泛神论”的哲理着眼，与以“人格公开”为阅读前提，这就形成了《三叶集》中微妙的“双声”现象，隐隐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对立，并对后来的阅读都发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将《三叶集》说成是《女神》的“Introduction”的谢康，就说到自己读过了《三叶集》，才知道“泛神论”是重点，沫若的诗“全是以哲理打骨子的”，由此解开了初读时的困惑。(注：《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显然，这里回响的是宗白华的声音。“泛神论”的哲理解说，也成为《女神》阅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被后来的论述反复征引，宗白华的声音回响在后来的文学史中。
　　然而，宗、田二人的“声音”在《三叶集》中并不是对等的：在186页中，郭沫若的书信占84页，田汉的书信占68页，而宗白华只占了14页。显然，宗白华的文字所占比重很少，其声音是相对微弱的，《三叶集》中主要的篇幅都留给了郭田之间的“人格公开”。相对于哲理的解释，“人格公开”似乎更具影响力。闻一多就说：“我平生服膺《女神》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可考见。”(注：《致顾一樵》，《闻一多全集·书信》41页。)郭沫若自己也向友人推荐《三叶集》，在致陈建雷的信中说：“不知道曾经蒙你鉴识过么?我的信稿大概是赤赤裸裸的我，读了可以看出的大概。”(注：《新的小说》2卷1期，1920年9月。)不难看出，基于一种内在感性的“人格公开”，由是成为《女神》的阅读参照，譬如郑伯奇就认为，郭诗不大受人了解，“这原因大概就由于不晓得沫若君的境遇和个性所致。”他自己开始对郭沫若狂暴的诗歌形式，是不很接受的，在阅读田、郭间的书信，“知道我所爱读的那位诗人的身世”后，才改变了态度，因为“不久我很怀疑我对于诗形的那种成见”。(注：《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学灯》。)从“不接受”到“怀疑自己的成见”，《三叶集》的作用，其实是在为《女神》构造一种有效的“读法”(“阅读程式”)。谢康更是向读者建议：“作者是一个possional，我希望读者须用passion去读才可以。要是求知识的根据，理性(狭小的)的满足，读这书的只有堕于不可解之渊而大叫失望罢了。”
　　将“境遇个性”或“身世”作为有效阅读的前提，方式本身无太多特别之处，甚至还是传统诗学批评模式的延伸，但重要的是，从《三叶集》到《女神》某种“阅读导引”被建立了起来，在《女神》天马行空的体式面前茫然不解的读者，找到了一种途径和这本诗集间建立联系，即：诗歌阅读首先要从内在的主体性话语开始。这种“阅读”上的导引，与新诗观念的建立和普及，有密切的关联。
　　如果说胡适等新诗倡导者们，主要是从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出发(新/旧、文言/白话)，去论述“新诗”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后起一代对现代学术的专业分工有了更清晰的自觉的新诗人那里，(注：罗家伦就呼吁：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问，专门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期。)利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为“新诗”建立知识基础的诉求(而非新与旧的历史冲突)上升为中心。(注：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俞平伯的《诗的自由与普遍》，发表在《学灯》上的郭沫若与宗白华的论诗通信、叶圣陶《诗的源泉》、王统照的《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郑振铎的《论散文诗》《何谓诗》等是其中代表。)梁实秋曾将“型类的混杂”，当做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特征的一个表现，比如“用散文的方式写诗”“用诗的方式写小说”等。(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批评文集》41页，徐静波编，珠海出版社。)但其实，“型类的混杂”，不过是“型类重建”的一个环节而已。对“诗”而言，当外在的格律形式，不再成为合理的规定，其本质以及边界，必须重新获得诠释。在相关的诗论中，诗的文类规定不是仅仅停留在字句、音律、章节之美的强调上，从发生学角度进行的，有关诗歌的“主体性”论述大幅度扩张，“情感”与“想象”代替形式上的规约，成为诗的根据。颇有意味的是，当新的“诗”观念建构集中于发生学层面，作为诗歌的发生源泉的“诗人人格”，往往会被当做最终归结点。俞平伯声称：“至于怎样才能解放做诗底动机?这关于人格底修养，是另外一个问题。”(注：《作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卷4号。)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要预备新诗的工具，根本上就要创造新诗人；——就是要作新诗人底修养。”可以说对一种具有丰富内在感性的“现代人格”的向往，构成了新诗讨论的一个前提，以至有人抱怨：近来国人的讨论，“都偏重于诗的作用价值，及诗人的修养……却于诗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论”。(注：李思纯《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少年中国》2卷6号。)
　　“主情”的转向与“诗人人格”的讨论，共同交织在新的“诗”观念建构中，构成了不拘平仄，不拘短长的“新诗”最初的合法性基础。但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观念必须与读者的具体阅读结合起来，“新诗”的成立才有社会性基础。由《三叶集》及相关评论为《女神》阅读所作的导引，所起到的正是常识化、普及化的功能，即：新诗的成立，不只是理论和形式的问题，而必须在“经验读者”对“一般读者”的影响中，转化成某种普遍的“阅读程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82～19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姜涛20022002姜涛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邮编 100871 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82～19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姜涛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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