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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绝大部分FDI投入了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进展缓慢。为什么FDI地区分布会存在巨大差异呢？FDI的区位决定因素是什么？许多学者对此做了大量实证研究。鲁明泓（1994）运用因子分析法对1989年我国务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发现一个地区的人口、GNP、第三产业产值、货运总量、社会商品零售额。外贸收购额、年末银行贷款余额等因素决定了一个地区吸引外资水平。李小建（1996）对香港在内地的55家电子、纺织服装公司的区位选择进行了调查，发现接近香港、劳动报酬低、良好运输条件和优惠政策等因素影响厂商初始投资，劳动力因素、个人关系、较好工业关系、更优惠政策等因素影响厂商新建工厂区位的选择。鲁明泓（1997）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1988～1995我国各省市自治区FDI的决定因素，发现一个地区的GDP、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城镇人口比重、特区优惠政策等与一个地区FDI正相关，而劳动力成本、国有工业比重与一个地区FDI负相关。贺灿飞、陈颖（1997）建立回归区位模型，对1990～1993年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发现区位影响因素包括一个地区的GNP及其增长率、劳动力因素、经济开放度与沿海的经济距离等。贺灿飞（1999）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分析法建立回归模型，并对1992～1994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不同类型FDI的区位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累计FDI总额和GDP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外贸依存度、百元资金实现产值、人均GNP、运输邮电产值和地缘因素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其中地缘因素影响最小。魏后凯等（2001）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发现接近港口和交通干线、水电气的供应和成本、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是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最重要的区位因素，减免税收政策、接近京津大市场、劳动力供应和工资水平等因素也产生影响。孙俊（2002）运用跨地区的时间序列模型对1985～1999年以及1992年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外贸依存度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影响最大，优惠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在加大。江小涓（2002）分析了中西部地区资源开采和重化学工业比重高、国有经济比重大等因素。这些研究通过选择典型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东道国的角度计量分析了FDI区域差异的决定因素，但大多数文献也忽视了对投资国厂商生产区位决定机理的研究。本文将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地理集中模型，从投资国厂商生产区位决定机理角度，对湖南和广东这两个特定省份的FDI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湖南加快外资引进的对策。
    　　　　二、湖南FDI的发展及与广东的差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改革开放和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增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外国资本更是大量涌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湖南不断转变观念，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实施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更有吸引力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外资，但与毗邻的广东相比，湖南引进外资进展缓慢，与广东的差距大。
    第一，湖南FDI数额小，1992年以来湖南FDI与广东FDI的比值年均只有5.88％，广东FDI是湖南FDI的17倍。1983～1991年，湖南累计外商直接投资1.21亿美元（注：文中2002年以前所有FDI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各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2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务部网站。），1992年，湖南FDI突破1.29亿美元，随后几年快速增长，1997年达到9.17亿美元，但1998年之后的最近5年在9亿美元之下低位徘徊，引进外资进展缓慢（参见表1）。与广东相比，1983～1991年湖南FDI只有广东FDI的1.1％，1992年以后有所提高，到1997年提高到7.83％，但随后5年未有突破性进展，差距仍然相当大。
    表1　湖南与广东FDI发展比较
    附图{F63O719a}
    注：表中数据根据各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第二，湖南在人均FDI、FDI与GDP的比值、FDI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等相对值上与广东存在较大差距（参见表1（注：文中除FDI外的其它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2年，湖南人均FDI年均仅9.614美元，而广东人均FDI年均达到140.58美元，是湖南的14.6倍。1992～2002年，湖南FDI与GDP的比值年均仅1.785％，而广东FDI与GDP的比值年均达到12.263％，是湖南的6.87倍。1992～2002年，湖南FDI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年均仅6.69％，而广东FDI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年均达到33.14％，是湖南的4.95倍。
    　　　　三、克鲁格曼地理集中模型
    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运用地理集中模型说明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1.模型设定：假定一国的生产位于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生产农产品和制造品等两种产品，农民分别居住在两个地区，且每个地区各有一半的农民，制造业劳动力可以在两个地区自由流动。假定存在运输成本。假定制造业生产存在规模经济，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比例，当厂商生产过程中投入大型专用设备时，这种设备投入费用作为固定成本，会随着企业产量的增大而分摊，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大而减少。
    2.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
    当某一制造厂商进入一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要决定生产区位，他有三种选择，只在东部办厂、只在西部办厂或两个地区同时办厂。他在某个地区办厂并把其中一部分产品销往另一地区的总成本是办厂固定成本、生产可变成本与运输成本之和。他在两个地区同时办厂的总成本是办两个厂的固定成本与生产可变成本之和。在销售收入一定时，成本最小将使厂商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样，生产区位取决于固定成本与运输成本之间的大小。当制造厂商在某个地区建厂生产并把产品销往另一地区的运输成本小于在另一地区开办新工厂的固定成本时，该厂商在一个地区办厂的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该厂商将把该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当制造厂商在某个地区建厂生产并把产品销往另一地区的运输成本大于在另一地区开办新工厂的固定成本时，该厂商在两个地区同时办厂的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该厂商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生产并在当地销售。
    用S[，M]表示西部制造业劳动力在制造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用S[，N]表示西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用x表示一个典型制造厂商的销售量，用F表示开办一个工厂的固定成本，t表示将一单位制造品从一个地区运到另一地区的运输成本。如果S[，N]xt＜F，也即S[，N]＝F/xt，该厂商将把东部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此时，S[，M]=0；如果（1—S[，N]）xt＜F，也即1-F/xt＜S[，N]，该厂商将把西部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S[，M]=1。如果F/xt＜S[，N]＜1-F/xt，该厂商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生产并在当地销售，S[，M]=1/2。
    西部人口由西部农业人口和西部从事制造业人口构成，如果用π表示从事制造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模型设定可得西部农业人口的比例为（1-π）/2，西部从事制造业人口的比例为πS[，M]。这样，S[，N]=（1-π）/2+πS[，M]。
    如果现在已有的制造业全部集中在东部，则S[，M]=0，S[，N]=（1-π）/2，该典型制造厂商把东部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的条件是F＞S[，N]xt，即F＞xt（1-π）/2。如果现在已有的制造业全部集中在西部，则S[，M]=1，S[，N]=（1+π）/2，该典型制造厂商把西部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的条件是F＞（1-S[，N]）xt，即F＞xt（1-π）/2。这表明在固定成本较大，运输成本较小，制造业所占比例高时，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取决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并集中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
    如果现在已有的制造业平均分配在两个地区，则S[，M]=1/2，S[，N]=1/2，该典型制造厂商分别在两个地区各建一个工厂的条件是F/xt＜S[，N]＜1-F/xt，即F＜xt/2。这表明在固定成本较小，运输成本较大时，制造厂商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同时，即使原有的制造业集中在某一个地区，只要固定成本较小，运输成本较大，制造业所占比例较低导致F＜xt（1-π）/2，制造厂商也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
    　　　　四、湘粤引进外资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湘粤地区广东经济增长更快，制造业集中广东，且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设备不断增多，固定成本显着提高，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不断增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伴随着湘粤地区交通运输设施的不断改善，运输成本不断下降，F＞xt（1-π）/2，根据克鲁格曼地理集中模型，这将使新进入的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取决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并将集中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外资集中流向广东，湖南引进外资进展缓慢。
    1.湘粤地区制造业主要集中于广东。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各地区逐步加快对外开放的过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对外开放早，经济增长快，制造业发展快。湖南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相对较慢，制造业发展缓慢。湘粤地区制造业主要集中于广东，到2001年，广东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7万家，占湘粤地区的80.7％，产值1.4万亿元，占湘粤地区的88.57％，工业增加值0.374万亿元，占湘粤地区的86％。而湖南只有0.496万家，产值只有0.18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只有0.061万亿元。其中，2001年广东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1478家，占湘粤地区的94.1％，产值0.3万亿元，占湘粤地区的97.1％；规模以上港澳台投资企业7542家，占湘粤地区的98.1％，产值0.547万亿元，占湘粤地区的98.95％。而湖南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只有93家，产值只有89.55亿元；规模以上港澳台投资企业只有146家，产值57.6亿元。湘粤地区制造业集中于广东，外商投资的制造业更高程度地集中于广东。
    2.工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不受自然资源限制、可自由流动的产品所占份额逐步提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湘粤地区经济的市场化，加快了信息传递，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促进了商品交易，提高了工业化水平。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也提供了湘粤地区企业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机会，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中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分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湘粤地区企业，使湘粤地区企业获得生产经营中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资源，掌握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工艺技术和营销技能，加快了湘粤地区的工业化进程。1994年，湘粤地区工业总产值只有2289亿元，占湘粤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38.57％，到2001年，湘粤地区工业总产值达到6040亿元，占湘粤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41.29％。较高的工业化水平，意味着不受自然资源限制和可自由流动的产品所占份额高，即π比较大。
    3.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设备不断增多，固定成本显着提高，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不断增加。工业化水平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湘粤地区企业掌握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劳动力和大批机器组合进行生产活动，原本由单个劳动力所从事的复杂劳动被分解成单一简单劳动，通过精细的分工使每一个劳动力专门从事某一道工序，并用传送带方式的流水作业线把每一道工序完成的半成品连接起来，排除停工待科问题。劳动力按照机器所确定的速度工作，始终保持工作的紧张程度和劳动强度，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得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比例，规模报酬递增。随着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生产技术成熟，技术物化在具体的生产设备上，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设备不断增多，固定成本显着提高，即F不断增大。2001年，湘粤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户均固定资产为0.42亿元，户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为0.272亿元，分别比1992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户均固定资产和户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提高0.265亿元和0.162亿元。外商投资企业户均投资总额也从1992年的122.07万美元提高到2001年的464万美元，户均外方注册资本从1992年的55.36万美元提高到2001年的201万美元。
    4.运输成本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湘粤地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管道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形成了综合运输体系，并提高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能力，改善了交通运输设备，大幅度提高了运输能力，加快了运输速度，缩短了运输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中的时间成本。到2001年底，湘粤地区铁路营业里程达到4676公里，公路里程达到17.1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085公里，民用汽车达到242.3万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改善了商品运输的条件，促进了运输成本π的不断下降和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到2001年底，湘粤地区货运量达到13.88亿吨，货物周转量4259亿吨公里。改革开放以来，湘粤地区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得π比较大，固定成本显着提高又意味着F比较大，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运输成本t的不断下降，这使F＞xt（1-π）/2，由于湘粤地区制造业集中于广东，根据新进入的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取决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外资集中流向广东，湖南引进外资进展缓慢。
    　　　　五、推进湖南利用外资的对策
    上面分析表明只要F＞xt（1-π）/2成立，外资将流入广东，湖南引进外资就必将陷入困境。如果有办法在厂商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不变的条件下降低厂商办厂的固定成本，即F变小，并导致F＜xt（1-π）/2。那即使制造业集中于广东，仍将有一部分外资流向湖南。湖南存在一定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有可利用的厂房、大型成套设备等优质资产，但这些企业产权不清晰，企业经营效率低。积极推进外商对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并购投资，既可以加快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又可以降低外商投资办厂的固定成本，使外资流入湖南，找到突破湖南引进外资困境的出路。
    1.湖南国有大中型企业有可利用的厂房、大型成套设备等优质资产。2001年，湖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2117个，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的4.53％；工业产值1135.6亿元，占全国的2.68％；工业增加值416.88亿元，占全国的2.845％；按原价合计的固定资产1704.19亿元，占全国的2.758％。这表明湖南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一定生产能力，拥有可利用的厂房、大型成套设备等优质资产。
    2.湖南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不明晰、经营效率低，优质资产并未给国有资产所有者带来应有的回报，必须加快湖南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府在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改革中，将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转移给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这极大地改进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短期激励机制，提高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效率。但由于缺乏竞争性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再加上企业管理人员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很难有效监管企业、个人侵蚀国有资产和利润。同时由于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具有企业经理任免权的政府官员并不关心国有资产的长期保值增值，也不对此负责。这使得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并不能保证被选为企业经理，有时甚至具有良好业绩的在位经理都有可能因种种原因（如年龄接近60岁）而退位，而经营管理不善的经理并不因此而受到惩罚，这更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与个人对国有资产和利润的侵蚀，使得企业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革（民营化），明晰产权，使关心资产长期保值增值的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经理的选择人，使企业经理关心资产长期保值增值。
    3.外商对湖南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并购投资可以降低外商投资办厂的固定成本，即F变小，并导致F＜xt（1-π）/2，促进外资流入湖南。近年来，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条例》，外资并购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为外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并购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外资并购投资的进入解决了国内大资本缺乏这一制约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问题，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革（民营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以多数股权收购为主的并购投资可以使外商以低于企业总资产的价格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办厂的固定成本，并导致F＜xt（1-π）/2。此时，即使制造业集中于广东，外资仍将自动流入湖南。湖南应积极推动外商并购投资，在利用外资加快湖南优质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同时，让外资选择湖南作为其生产区位，走出湖南引财经理论与实践郑州47～58F63投资与证券王耀中/刘志忠20042004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从而使经济史研究进一步立体化，拓展出新天地。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如：何时形成、何时南移、为何南移等众说纷纭。如何时完成南移，就有从魏晋到南宋差距千年的9种观点。在许多概念、关键词、客观标准等方面还存在着误区和混乱。而且迄今还没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统的专着予以总结。本文对此做了综述与分析，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成长基金项目（02LS04）；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03CLZ01）高启杰承毅　厦门大学南洋研The Shif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to the South in Ancient China
  CHENG Min-she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贸学院 作者：财经理论与实践郑州47～58F63投资与证券王耀中/刘志忠20042004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从而使经济史研究进一步立体化，拓展出新天地。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如：何时形成、何时南移、为何南移等众说纷纭。如何时完成南移，就有从魏晋到南宋差距千年的9种观点。在许多概念、关键词、客观标准等方面还存在着误区和混乱。而且迄今还没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统的专着予以总结。本文对此做了综述与分析，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成长基金项目（02LS04）；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03CLZ01）高启杰

网载 2013-09-10 2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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