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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2)05-0005-04
　　教育学研究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教育学研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又应该怎么去做？自觉的教育学研究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乎谁都可以弄一弄关于教育的文章，我们称这些“业余爱好者”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应是有明确的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把教育学研究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这即是我们用“教育学研究者”的缘故。）总会这样反思自己的研究。诚然，我们可以说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教育思想，倡导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我们决不应就此打住。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能不能实现，好像已不在考虑之列。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回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究竟对教育实践是否起了作用，有没有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理解与接受，并把这些外在的口号或标语变成他们实际的教育行为？美妙的教育思想在云端召唤，而教育实践则双脚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上自力更生。
　　教育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似乎要突围，要突研究视角的圈，要突研究范式的围，要突分析框架的围，要突主流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之围……，而种种突围的成功，系依于或体现于另一种突围：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突围，武器即是方法论革新，表现方式即为研究者意识的形成。“表面看来，……方法论研究似乎离开解决具体的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很远，看不见，摸不着，有些玄乎……”[1]。是的，这只是表面上，而实际上，方法论离我们很近，不，它与我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的研究意识，“是自觉的思想的活动”[2]。本文着力于探讨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
　　 一、“一种”“可能”与“惟一可能”
　　面对生动丰富的教育现象，从个人的历史“成见”出发所做的教育学研究，都只能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或描述。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成见”与“视域”，他们所做的研究与我们自己的一样，也只是对教育现象的“一种”理解。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解释或许能引起别人发自内心的深刻的认同。
　　因而，我们做教育学研究，首先就应树立一种描述的信念。胡塞尔声称“我不想教诲，只想引导，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3]有很多人把胡塞尔整个的研究称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方法”[3]，但我们宁愿称它为一种信念，一种描述的信念。这种描述即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描述，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的呈现。因而，我们做研究，都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或心得，都只是一孔之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必使自己去从属于或臣服于别人的意见，但我们可以也应该相互欣赏。
　　这不仅仅是一种谦虚、宽容、兼容的学术心态，也是对事实的尊重——问题永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的研究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有多少人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人认同你的研究，这才是对你学术生命的裁决，而不是靠自己的宣言与承诺。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教育研究都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繁荣。诚然，学术上的争论或论战是难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我们一定要站在同一问题上、同一层面上去展开讨论与对话，是就事论事。否则，学术界尽管热闹纷呈，但在旁人眼中，也只不过是浮躁的学术界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迄今为止，有许多理论家实际上就没有持这样一种学术心态，他们把自己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式的独断。也许他们是为了“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在于：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可能的知识的一种形态，而是将知识等同于科学。
　　教育学研究中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充盈着生命的学科中生命的漠视，也是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悲哀。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最好的教育理论。
　　 二、可能性域、可能世界与教育理想
　　“我”的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可能，但世界决不是“一种可能”。一方面，现实世界是一种可能性域。每个研究的“一种可能”就表明了丰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诸种可能性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外延非常广阔的可能性域。它是一个由若干可能状态和可能转换关系组成的整体，是诸多可能性的集合。在其中，不同可能性共存，而且诸可能性之可能度也存在着差异，它标志着我们从线性领域进入到了多维空间。另一方面，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任一可能世界都与现实世界在某些方面不同，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存在，使我们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反省及对教育进行改造的理想才有了坚实的土壤。
　　诚然，我们的教育理想或许是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中的某一种可能性，但更多的机会是从可能性域中进行可能性判断与组合，去寻找新的可能的教育世界，因为理想即为一种价值期望。教育理想作为教育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无时无处不在“窥视着”现实的教育，从而不断地促成了教育从一种可能性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转变。
　　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教育之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意识，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教育理想的形成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对“教育是什么”的深刻思索，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思考过，没有形成自己的信念，则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教育学研究，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式的探究，教育学研究还没有融入到你的生命中来。或者说，只是一个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观点，即是自己教育理想的体现，是实现教育理想的途径之一。“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它只是一种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2]
　　教育理想就是教育理想，但教育理想又不仅仅是教育理想，它是教育之可能性，众多的教育理想是对教育之可能世界的描绘。教育之可能世界像一个由教育理想组成的“超市”一样，供教育现实去选择。但“超市”中的教育理想还应该有一种设计，一种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换的条件设计。也就是说可能性域的提出或教育之可能世界的设想并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止步之处，还应深入：如何可能？这也是我们为教育理想而奋斗的必然内容，也是我们目前教育学研究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的关键之处。可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峙在教育中不断地出现，这层隔阂必须被冲破。
　　我们的教育研究要深入，就要研究“如何”工作，“如何可能”与“如何操作”，要有自己的“设计”。因而教育学研究者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能力：进行类似于政策科学所进行的政策执行所必需的备择方案制定。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必须提供各种可能性、必要性、条件性及代价、机会成本等等分析，而且要考虑到在实现自己的教育方案过程中会牵涉到的种种社会关系，及它们对教育方案实现的影响力。这样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成果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成为一种实践。也只有这样的教育学研究才可能在面向教育实践的“超市”中有自己的“市场份额”，才有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三、多元共生
　　我们目前的教育学研究及教育实践要想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发现更多的可能世界，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倡导多元共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也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教育学研究与教育改革的真正深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化的活动，教育必然渗透与传递着某种价值观念，在教育中进行主流价值观的熏陶是无可厚非的。但值得反省的是，在教育实践中，所有价值都是预设的，而且是一种能够被学生意识到的预设，那么就必须考虑到这种价值预设对学生的影响和对教育效果的作用。现在在教学领域中已倡导开展多元哲学基础上的多元性教学[4]，这是一种更富有生命力、也更切合实际的教学理念。
　　价值判断由于有主体尺度的介入，其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因而教育学研究者进行探讨即是一种价值表现。“教育学即是理想，即是精神的一般趋向。”[5]但在我们的教育学研究中，教育学曾一度被理解为政策解释学，并且至今还留有历史的痕迹。因而价值多元化就成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在目前的教育学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似乎就是把在教育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贬义的判断与概念给予中立化，对教育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平衡化（并不是颠覆）。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种精神趋向。
　　真理多元化在传统思维方式中是难以接受的，但在现时期的文化视野中，尤其在复杂性思想的影响下，在微观领域及科学哲学的研究中，这已不再是坚冰一块。传统理性观念下的“知识”现在也已成了不再是“中立性”的了，给它的客观性提供基础的“自主性”与“非人格化”等属性已被消解，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性[6]。福柯的研究也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以其“知识型”宣告了“人之死”。在现代的认知过程中，价值的需求取代了求知的渴望。
　　真理多元化并不仅仅是指真理把握中认识能力与条件的不确定性与发展性，这只揭示了真理的发展性。真理多元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应该是“实在本身是多元化”，而我们“没有360度的视角”[7]，这是从实在之本性出发的，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多元性是人类的状况”[7]。多元性、多形态性、差异性是其前奏，歧异性、相对主义、视界主义都是其表现。因而，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教育理论都只是表现了教育实在与我们的一种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容漠视，也不应绝望。
　　方法在经典科学中被机械地予以理解，蜕变成了只须加以机械运用的技术。事实上，“方法是理论所必要的重新组织活动。”[2]方法的改变将直接导致研究范式的改变。在教育学研究中，一般的状态是处于两极方法之间的钟摆，很多时候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目前的状况是实证化、数据化研究是主流，似乎只有这种研究才能与国际接轨，而思辨式研究则处于边缘。在方法运用方面，也应有一种我们前面提及的连续统一体意识。只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使教育学研究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才能从更多的角度透视教育事实。
　　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通过其增殖原理，进行一种反规则（可以看成是毫无理由的反规则，为反规则而反规则）活动。其目的即在于促使我们“采纳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8]。费耶阿本德摒弃一致性而倡导方法多元性，“怎么都行”就成了一个容易被误解但又更有力的、更好理解的“多元方法论”的口号。教育学研究中必须倡导方法多元化。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只有多种方法互补，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系统。
　　目前我们进行的复杂性研究，从其中产生了方法与思想，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悖论，即复杂性本身就成了一种简化的工具。幸好，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思维没有方法论，只有方法，它的方法就是一种信念——不要封闭，粉碎疆界，重建联系，把握多面性，考虑特殊性又不忘记整体[2]。康德说，政治与教育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象，对此我们必须采用复杂性思维的方法、采用多元方法才可能对这最复杂的事物作一个尽可能的全方位的描述，才能更充分地展示“人类的状况”以及“教育的真相”。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石家庄5～8G1教育学蔡春/易凌云20022002教育学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实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通过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教育学研究者/多元/可能性/教育理想/描述蔡春(1974-)，男，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华南师范大学 教科院，广东 石碑 510631；易凌云(1976-)，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与幼儿教育。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作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石家庄5～8G1教育学蔡春/易凌云20022002教育学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实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通过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教育学研究者/多元/可能性/教育理想/描述

网载 2013-09-10 21: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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