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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专家们对“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研究较多，但多限于对孔子“正名”逻辑思想的理论意义及其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影响的探讨。笔者认为，“正名”理论确实是孔子逻辑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孔子的逻辑思想不限于“正名”理论。本文似从概念、判断、推理和逻辑规律四个方面，对《论语》中所包含的丰富的逻辑思想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关于概念
　　孔子的“名”即相当于今日的概念，正名理论主要是关于概念的理论。除此以外，孔子在概念方面还第一次提出了内涵和外延问题。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一些概念，如“仁”、“恕”、“智”、“孝”等等，在《论语》中，孔子用类似于定义（实为语词定义）的方法揭示这些概念的内涵。例如：关于“仁”，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里仁》）；樊迟问仁，孔子说：“仁者爱人”（《颜渊》）。关于“恕”，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关于“智”，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为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政》篇中孔子答子游问孝的一段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先引用了他人对孝的定义：孝就是能养。然后提出这个定义不正确：如果孝就是能养，那么人们对犬马也能养，这能叫做孝吗？对父母长辈不尊敬，能养父母与能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孔子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他人对孝的定义犯有“定义过宽”的错误，定义项（能养）的外延大于被定义项（孝）的外延，因为对于犬马皆能有养，但不能算是孝；对于父母长辈，只有养而不敬，也不能算是孝，孝的实质（内涵）是“敬”，而不仅仅在于“有养”。
　　　二、关于判断
　　判断在孔子的言论中叫做“言”，孔子第一个提出判断要恰当、合乎情理（言顺）的要求。“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就是说判断必须恰当，而要做到这一点，下判断必须慎重，不可随便。
　　孔子不但提出了判断恰当的一般要求，而且注意到运用不同形式的判断来表达不同的思想。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普通逻辑中的各种判断形式。下面举例说明。
　　直言判断（S是〈不是〉P）：“克己复礼为仁”，“政者，正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关系判断（aRb）：“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联言判断（p并且q）：“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卫灵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治长》）。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如果p则q）：“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必要条件假言判断（不p不q）：“不学思，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
　　值得指出的是，《论语》所记述的孔子言论中，假言判断和联言判断运用特别多。假言判断通常反映事物的规律性，联言判断则从多方面全面反映事物的属性，这两种判断形式运用得多，说明了孔子理性认识具有深刻而全面的特点。
　　无可否认，孔子没有从纯形式的角度来讨论判断，但由于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问家，学说流传极广，他所使用的判断形式也必然对后世学者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我们不可低估孔子所使用的判断形式在客观上的逻辑意义。
　　　三、关于推理
　　孔子第一个把“思”作为认识对象，他所说的“思”主要指推理。孔子多次论及推理的作用。《学而》篇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朱熹《集注》：“往者，其所已言也；来者，其所未言者。”告往知来，就是从过去推知未来，从已知推出未知，这正是推理的功能。可见孔子已自觉地认识到推理对认识的巨大作用。在《为政》中所说的“温故而知新”也是强调推理有由已知推出新知的作用。
　　孔子在推理方面另一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能近取譬”和“举一反三”的类比推论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已。”（《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这里是将自己和他人进行类比，但“能近取譬”的原则决不限于己和人的类比。己和人之所以能进行类推，是因为己与人属于同类，性质相近的东西（同类）才可以类比，因此，“能近取譬”不仅是类比的方法，也是类比的原则，这与一百多年后《墨经》提出的“异类不比”的原则是相通的。
　　“举一反三”是孔子对学生治学的要求，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房间有四只角，告之一只角的情况，如果不能推知另外三只角的情况，就不再教他了。孔子要求学生善于类推，他的学生中有“闻一知二”的，有“闻一知十”的（《公治长》），这都是根据孔子的要求学会举一反三的类推方法的结果。
　　《论语》中还有一些完整的演绎推理形式，如《子路》篇关于正名的议论中包含了一个典型的假言联锁推理：
　　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
　　如果言不顺，则事不成；
　　如果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如果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如果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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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是一种形式比较复杂的演绎推理，孔子把它表达得如此规范，可见孔子实际思想中所运用的演绎推理形式是非常广泛的，可惜这方面没有留下全面的记录。
　　　四、关于思维规律
　　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律和矛盾律思想的萌芽。
　　孔子非常注意运用概念的准确言，主张概念（名）应有确定的意义和用法，对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概念不能加以混淆。例如：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吾不从，吾其于闻之。”（《子路》）
　　孔子严格区分了“政”（决策大事）和“事”（日常事务）两个不同的概念，指出冉子把“事”说成“政”混淆了概念，应该纠正。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孔子严格区分“和”与“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子路》）、“周”与“比”（“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一《为政》、“达”与“闻”（“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一《颜渊》），等等。
　　孔子把相近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要求概念具有确定性，不容混淆，正是形式逻辑同一律对运用概念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孔子的逻辑思想中已经有了同一律的思想萌芽。
　　孔子言论中对思维中的矛盾现象也有所涉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颜渊》）这里的“惑”就是思维中的错误，“惑”不在于“爱之欲其生”，也不在于指“恶之欲其死”，它指的是把二者对举，对同一对象既“爱之欲其生”又“恶之欲其死”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这种错误显然是逻辑错误，即违反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
　　从以上对《论语》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的逻辑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内容涉及到概念、判断、推理和逻辑规律等各个方面。
　　　　　　　　　　　　　　　　　　（责任编辑：成卉）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063-065B5中国哲学史杨树森19951995 作者：广东社会科学广州063-065B5中国哲学史杨树森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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