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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构有没有深入到基层，是非常可疑的。

能否请阿姨谈一谈汉族构建的始末（不是中华民族哈）。为何相对来说十八省还是有一定的汉族认同？

刘仲敬：自古以来只有汉人的说法，没有汉族的说法。金代把汉人、辽人和南人区别开来，指的是三种不同的状态。辽人指的是过去辽帝国统治的那些地区，包括燕云十六州和燕云十六州以外的农耕居民，他们其实按照唐代的标准来看，恐怕还算不上是夏人，甚至算不上是魏晋衣冠的体现者，为什么会在后来的契丹人手里面得到一个“辽人”这样不同于“国人”的称呼，这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认同纠纷，跟唐帝国、高句丽和渤海的认同政治都有关系。南人在女真人的体系中间，也不是后来蒙古帝国所谓的江南地区的人，而是在三元政体之下由汴梁的行台管辖的那些人。在这两者之间剩余的那些郡县制居民往往被称为汉人，这个“汉人”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称呼，从种族、血统来讲也是五花八门的。

继承了唐风的辽代壁画

明代的居民一般来说不用汉人这个称呼，他们自称和被称都是用吴人、粤人、楚人、赣人诸如此类的称呼。明末的结党很明显的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共同体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楚党、吴党诸如此类的党派。入清以后所谓的二元体制，实际上是在清朝后期才被人发现的，清朝前期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体制，同样也不使用汉人这个称呼。清朝晚期出现汉人这个称呼，主要是太平军起事以后，跟太平军对立的湘军集团为了在清廷内部争取更大的官职任免权，采取的策略跟现在香港泛民采取的策略是差不多的，他们一定要说太平天国是打着大汉衣冠的口号来复辟的，所以大清为了防止大汉衣冠的复辟理论，必须对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势力做出让步，也就是分给他们更多的官职。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太平天国出的第一手资料是基督教邪教味很浓，白莲教味、民间宗教味很浓，但是儒家性、华夷之辨的说法几乎找不出来。这些说法在左宗棠、曾国藩这些人手里面倒是非常发达，因为他们在儒家学术上讲，本身就是王船山和明末各大儒的后代。即使从学术理论方面来看，湘军、淮军和附属湘军淮军的这帮知识分子，才真正是近代所谓的汉族文化民族主义的始作俑者。太平军那些人反倒不是，他们倒比较像是西洋化或者波斯化的基层群众。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汇刊《船山遗书》

此后几十年，由于清廷内部的官职任免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在野的知识分子才进一步发明了炎黄子孙这个说法。发明炎黄子孙这个学说的时候，已经是在1905年以后东京留学生的时代了，是东京这批留学生提出了各种关于大汉天声、大汉民族和满蒙内亚入侵者对立的种种概念，时间已经是比暹罗人和印度人搞民族发明的时间都还要更晚一些。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原先从汉到清一直没有被人重视的黄帝、炎帝这些族群神话，以及长期作为反面教材的洪武帝、汉武帝这些人物，才被拿出来做民族发明的素材。如果说有汉民族这个说法的话，那就是清末民初的这帮皇汉党人，他们在同盟会和革命党中间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时候的这种民族发明是相当混乱的，最初最积极地主张排满和泛汉民族主义者的这批人，同时也是湖南、巴蜀、云南、广西这些地方第一批地方民族主义的提出者。他们在前后非常短的几年时间，也就是三、五年之内，同时支持湖南、云南这些地方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大中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他们称之为是大汉的小华夏主义，以这种小华夏主义为武器，来反对满蒙主张的大中华主义。他们只有在一点上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们反对以满蒙为代表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中华主义。

早年蔡锷

但是这种建构有没有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使用比如说湖南语或者是巴蜀官话之类的基层群众当中，是非常可疑的。直到三十年代以后，教育开始普及以前，这些地方的方言作者主要是依靠民间谣曲来维持自己的认同。这些民族发明家对他们的影响可能，第一不如当地传统的民间宗教的传承人，像天师、巫师之类的人，第二不如新传进来的基督教发明的那些方言文学。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重新搞一套国族发明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就是感到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和认同的压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基本上是由极少数文人记录下来的，我们很容易因此夸张它能够代表的真实层次和真实范围。

网载 2015-08-23 08:4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