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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引发了台湾派现代派小说家们寻找价值意义和进行文学本体重建构的强烈意向。然而，也正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文化的缺陷，使得他们的寻找之途注定以悲剧作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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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意向是基于心灵上的空白点而存在的。在一个群体心理普遍失落的时代，这种意向表现得更为强烈。它往往从失望开始，向着一个对抗失望的假定性目标出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动态概念。就像永不满足的不安分的“浮士德”精神，在苦闷躁动中一次次飞升的探寻，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台湾现代派作家正是从不满现状的失衡的心态开始了各自的寻找，但由于种种原因，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不完善的过程。
　　这批作家都成长于二战之后，被称为“战后派”作家中“失落的一群”。当时，台湾经济已发展到了相对繁荣的阶段。伴随这繁荣而来的，却是一种精神的低落和俗化：自然人性被物质技术压抑，理想和温情被拜金主义蚕食。但是，从本质上看，台湾现代主义作家是不肯媚俗的一群，他们保持住了精神的独立，因而在众人皆醉中难免孤独迷惘、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反攻大陆已遭失败，却偏要在台湾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政治上的荒谬使得现代派作家无法也不屑去获得政权的认同，这就决定了他们是被市俗权威和政治权威同时抛离的一代，被抛离于社会的所谓正常轨道之外。另外，还有一部分现代派作家曾怀着种种的憧憬，心情各异地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除了感受到经济的压迫、孤独的煎熬外，还时时被一种“孤儿”情结所折磨，那是远离母体失去安全感的惶惑和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更为彻底的“无根”。
　　无论如何，没有“根”的精神漂泊是有着不能承受之重的。于是，台湾现代派作家们开始踏上了寻找的漫漫征途。在这一征途中，他们试图发现一个可以让疲惫的心灵停泊的港湾，可以解释世界的种种荒谬无序的理由，以及一个与常规背离的更为内在的真实。这一征途的最初一步也是最为根本的一步是寻找最合脚的鞋子，也就是合乎他们精神诉求的文学样式。１９６０年问世的《现代文学》的发刊词就曾强调要“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由于对当时台湾文坛脱离现实生活，公式化、标语口号式的“反共文学”越来越抱有怀疑态度和厌恶情绪，他们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感情”。处在积大陆文学传统相对隔绝的状态，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西方。基于相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背景，很快，他们在西方现代派作家那里获得了精神的共鸣，尤其是当时西方所盛行的反理性的哲学思潮进一步从理论上确证了他们对于世界的感觉和体验。这使得他们自觉而非被动地把西方反理性哲学及其现代派文学作为了自己寻找途中探路的工具和依仗。因此，他们中许多人的小说都带有哲理化色彩，有的甚至就是根据存在主义哲学演绎的作品。
　　西方现代派文学高度重视一种生命的真实体验。同样，作为生活在物质繁荣时代里的现代人，台湾现代派作家也并没有丧失清醒的生命意识。在接触了太多情感的机械化、生命的技术化等冰冷的现实后，他们像卡夫卡一样感到了一种被异化的危机。于是，他们试图重新定位生命的价值，找回生命存在的温暖体验，也就是让生命意志自然自由地流淌；以爱来消弥隔绝，克服孤独，重温人类童年期那种归属于群、本真自然的幸福感。晓风的《潘渡娜》写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隐喻：文明会发展到一个阶段，那时，人可以被从试管里培植出来。这样的人合乎社会所约定的一切标准，没有人性的一切所谓弱点，但同时也失去了爱（只有一种在激素作用下的本能的反应），因而也就没有了灵魂，不成其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主人公大仁苦苦寻找的也正是台湾现代派作家们所要找的东西，那是草原牧歌、七夕相会的美丽，那是被“雨水和阳光呵护”，以及“让青年人老，让老年人死”这一真实得让人感动的规律。
　　在生命意识的烛照下，关于真实的“自我”的寻找也成为一个亮点。现代派作家们“上天入地求之遍”，直至发掘到潜意识，以求确证自身及所有个体存在的真实一面。因此，在台湾现代派小说中，我们会发现，心理分析小说占了多数，有的甚至就是一个完整而驳杂的意识流程的记录。即使在较近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仍有潜意识中的秘密浮上水面。
　　台湾现代派小说家之所以对人的潜意识等深层心理感兴趣，除了是因为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基于一种被世界表象欺骗之后的浓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培植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怀疑精神。他们以敏锐的穿透力发现，外在的一切，不论是与规范的联系还是与人的交往实际上都已不可靠起来，那些竖在人们之间的“墙”遮盖了温情也遮盖了丑恶。彼此的隔绝使得“他人即地狱”，是无法看穿的一片黑暗。在怀疑之后，现代派小说家作出了他们的反抗，他们试图照亮那片黑暗，通过对深层心灵的剖析去发现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性。于是，在他们笔下，神话破碎了，高尚、贞洁这些华丽的外衣纷纷抖落，藏在里面的原来是卑微、龌龊的小丑。在欧阳子的《魔女》中，那个所谓的贤妻良母其实是一个感情的骗子，２０几年来，她从未爱过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只是在心里近乎疯狂地爱着一个用情不专的浪荡子。但她却把自己包装伪饰得很好，用虚假的外壳紧紧地包裹了自己的心灵，让假象笼罩了２０多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现代派小说家对人的潜意识领域的特别偏好，与其说是对某种思潮的追逐，不如说是对世界保有的一种清醒认识，一种寻求真实的韧性。
　　当然，台湾现代派作家们并非是“性本恶”论者。他们普遍相信人性中善恶并存、神魔共生的两面。其中的恶或魔性往往被社会规范压抑在意识深层，只是在偶然的机会中逃逸出来，造成一定的破坏力。因此，在现代派作家那里，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变得困难起来，他们往往在合乎规范与服从天性之间徘徊观望，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标尺。欧阳子曾说过：“我常想，评价人之善恶，是单凭他表现在外的言语行动来判断，还是连心底的思想意念也算在一起？内心的罪，比起行动的罪，哪一种更甚，更不能原谅？”“欺昧自己良心和罔顾社会秩序都是很大的罪，其中哪一种稍可原谅？”［①］另外一个现代派作家丛苏则将人身上魔性和神性的结合直观为一件半蛇半人名为“蛇蛊的夏娃”的艺术品。在《癫妇日记》中，她又写了一个人格分裂，因而在行为上判若两人的女性。她时而是一个好妻子、好公民，时而又偷窃、放浪、虐杀、辱骂，甚至还动过谋杀的念头。而后面这些恶的欲念是那样欲罢不能、按下又起，一次次在近乎梦游的状态中发泄出来。
　　对于人性中那些破坏性的恶的成分，台湾现代派小说家们的态度是理解和同情。他们更多是从本能而非伦理层面来看待善恶的。在近代精神分析学及心理学的启发下，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压抑是培植恶的沃土，是激发恶的催化剂。而那些被诱发出来的恶其实是对生存威胁或压抑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是对抗或者逃避而非主动的进攻。正如马尔库塞在其《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一书中指出的：“（现存的文明）不是使感性理性化，使理性感性化，从而调和这两种冲动，而是使感性屈从于理性，从而使感性如果想重新表明自己的权利，只能以破坏性的残酷的形式来表现。”因此，在光怪陆离的丑恶社会里，“蛇蛊的夏娃”诞生了；为了对抗虚伪和背叛，“我”灵魂中的魔鬼才出来时时作怪（丛苏《癫妇日记》）。
　　台湾现代派作家在由外入内挖掘到潜意识后，又由内向外试图寻找自我存在于世界的价值系数。受存在主义影响，他们将这种价值的确证看作是由个人的“自我选择”来完成的。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是不应受外在原则和他人支配的，他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人生并非先验地有什么意义，而是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赋予它一定的意义。在台湾现代派作家的小说里，关于“自由选择”的字眼随处可见。一定程度上，他们正是以此作为寻找自我、对抗权威的武器。这一权威既包括当时实施高压政策的台湾当局，也包括束缚人性的社会规范。他们试图通过一定境遇下的“自由选择”，使存在的概念飞升，超越权威的层次直达纯粹自我的圣殿。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如果按照俗常的道德标准是很难理解的。主人公李龙第的灵魂其实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刻毒”、“龌龊”。他的乖异行为正是对存在主义哲学作出的一种解释：在“灾难”——存在境遇之一种——中，他要首先“辨识自己、选择自己”和爱自己，负起能感受到存在荣耀的责任。这时，外在的伦理义务已被隔在了“鸿沟”那面，对此在的“我”没有丝毫的作用了。同样，欧阳子的《那长头发的女孩子》也并非单讲了一个母子畸恋的故事。母亲敏申对儿子敦治之所以依恋，更多地是因为她不切实际地在儿子身上寄托了一个自我的幻影，试图从儿子那里确证自身的价值，摆脱孤独的焦虑，找到被爱的感觉，所以当儿子被长头发女孩拒绝后，她感觉对儿子的爱忽然淡漠了。因为她这才发现儿子不过是一个会被抛弃的普通人，她曾以为许多女孩子争着要把儿子从她身边抢走。总之，台湾现代派作家寻找自我价值的急切心情使得他们的目光决不漏过任何一个可以表达自我意志的细节，哪怕是难以理喻的行止。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现代派作家的“寻找”努力却注定以悲剧作结。在他们的小说里，我们读出的是绝望、疯狂、宿命以及对生命意志的否定。他们寻找“自我”，却发现人在世界上是孤独无助而且软弱的，受着种种不可把握的力量的支配，因而不可能实现纯粹的“自我选择”。在这些力量中，除了社会的压抑，还有所谓的“命运”，对后者近乎偏执的依赖，使许多现代派作品传达出一种关于生存的神秘的恐惧的颤栗；他们寻找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但发现结果正如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佩斯》里的一首诗所写：“生命是个痴人编成的故事，充满了喧嚣与骚动，里面却是虚无一片”。
　　本来是从失望出发，经历了痛苦的寻找过程，得到的却是比失望更为浓黑悲凉的绝望。没有被宗教从这种绝望中救赎，台湾现代派小说家很多便表现出了否定生命意志的倾向。他们对加缪在《西绪弗斯神话》第页上所写的话表示了认同，“我看见了人们死是因为生命不值得活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自杀是对荒谬意识的解决之一途”。当人活着不是因为“必须”，而是因为“习惯”，一旦“习惯”打破，死亡便不仅可爱而且必须了。所以陈生（丛苏《在乐园外》）、沈聪（《丛苏《想飞》）、吴汉魂（白先勇《芝加哥之死》）、李彤（白先勇《谪仙记》）等都最终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了必须的死亡。
　　台湾现代派小说里的主人公除了死亡外，其余则大多神经错乱或发了疯。有的小说干脆以精神病人的口吻来完成，与人物的疯言疯行相对应的，是文本逻辑的相对混乱，如梦呓一般让人捉摸不透。台湾现代派小说家已经对人类几千年来所建立的文明和理性表现出了深深的绝望。他们向社会通用的“正常”标准挑战，把世界看作是一所疯人院，而人则如当代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所说是一种普遍患有神经症的动物，“‘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正常人’的神经症具有社会通用的表现形式”［②］。当然，台湾现代派作家的这种对理性彻底否定的态度既是受西方反理性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其寻找之后绝望情绪的体现。无论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弗洛姆，还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都对社会通用的“正常”标准提出过怀疑，他们都注意到了病态文化下一些所谓“正常人”的荒谬本质。在这一点上，他们倒与几百年前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遥相呼应。后者在其《伦理学》中曾指出：“真正讲来，贪婪、虚荣心、淫欲等虽没有被认作病症，事实上都是疯狂之一种。”而台湾现代派作家处在物质单向发展的畸形繁荣中，已找不到选择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也就只好以“反常”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潜隐的真实以及对于虚假的“正常”的辛辣反讽。这种构思与法国荒涎派戏剧家尤奈斯库的《犀牛》是何其相似！但是，对理性和文明的彻底否定只能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混乱和无序，台湾现代派作家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已很难在真与假、常与异之间找到一个基本清晰的分界。因为这种划分是要靠理性的判断来完成的。结果，他们在绝望里走得更深了，终于印证了存在主义的观点，即：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不可理喻的。这倒很像一个古老的中国寓言：孰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总之，人生如梦，世事如幻。
　　台湾现代派作家的“寻找”悲剧是由社会环境、文化选择的失误和文化隔绝状态共同造成的。
　　首先，他们所选择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四伏时的产物，它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在骨子里潜隐着一种近乎面对末日的绝望，以之作为“寻找”的工具，是不可能导向希望的。而且就整个体系来说，它也常常是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例如存在主义强调“自由选择”，但这种“自由选择”发展到极端，会无视他人和群体的利益，结果反而造成了“他人即地狱”；它的反理性、反社会倾向又使它滑向了价值虚无主义和伦理相对主义，莫辨善恶、真假，结果同样是破坏性的。台湾现代派作家将这种本身便很灰暗的工具拿来指引光明，结果只能像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猫，陷入了一个徒劳的怪圈。
　　另外，“寻找”应该是一个过程，是一条时间的流程，是一种全方位的扫描。割裂这一流程，停留在某一点上，局限在某一域内，必将一无所获。台湾现代派作家是都市里成长起来的一群，现代都市只争朝夕的生存方式使得“当下”、“此刻”成为重要的一点，至于“过去”和“将来”则被割裂开去。但时间的流程是不可割裂的，过去、现在、未来每一点的意义都存在于另一点中。丧失过去，将使现在无根，这在现代派作家那里是一种感觉得出却无可如何的痛苦，因为那代表了一定时代的趋向，是非个体所能逆转的。正是福克纳所说：“所谓‘本来’，其实是没有的，——只有‘眼前’。如果真有所谓‘本来’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伤心，没有什么悲哀了”［③］。而将来，由于现在的灰暗则变得神秘难测，宛如一个可怕的黑洞，让无数的期待和希望陷落进去，沓无踪影。对于将来和过去的这种无奈的回避，注定台湾现代派作家无法完成他们的“寻找”过程。
　　此外，“过去”不单单是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台湾现代派作家生活在一个与传统文化相对隔绝的环境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而历史恰恰是寻找的动力和向导。他们既没有受过文化母体的滋养，也没有沐浴过“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春雨，结果只能像一些飘零的叶子，随风飘向西方。但他们毕竟是从中国文化的母体上分裂出去的，必然摆脱不了民族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的影响。这使他们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既摆脱不了东方式的温情渴望、古典情怀，因而没有西方现代派文学那种放弃任何寻找的决绝态度和更为彻底的悲剧精神，同时又缺乏丰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他们精神的依归点，提供给他们寻找的勇气和发现的睿智以最终抵达目标。
　　与之相比，大陆作家由于一直未与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绝缘，这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时便有了一个良好的心理支点。因此，他们总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港湾。无论是向民族文化还是民族历史以及政治话语、民间大众靠拢，他们不会在寻找中流浪。在不完全排斥理性的情况下，他们会作出自己关于世界的答案，尽管这不是终极目标意义上的。而台湾现代派作家则只能像丛苏在《盲猎》中与的那样：在一无所见的黑暗里，盲目地去寻找猎物，结果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自伤。
　　〔注〕
　　①转引自潘亚暾：《台湾文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８页。
　　②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冯川、伍厚恺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页。
　　③转引自廖星桥：《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０页。
　　 （责任编辑 翟得尧）＊
　　
　　
　　
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85-8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韩元19971997 作者：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85-8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韩元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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