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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来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为哲学研究以及思想文化研究搭建了共同的思想平台，使我们的哲学思考与西方哲学共同构成当今世界的哲学图景。
　　研究阶段划分没有揭示出这段历史的真实意义
　　历史总是与我们的时间概念打交道，而哲学却往往被看做是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留存下来的那些人类思想的精华。虽然时间概念始终被看做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但只有把人类思想史上形成的所有哲学概念放到一个特定的共同时间之中，我们才能清晰地辨别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才能更深刻地把握这些概念表达的哲学思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对最近30年来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反思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仅从时间上说，我们可以把这30年的历史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90年代、进入21世纪之后。第一个阶段通常被看做是国内哲学界重新介绍外国哲学的评述阶段，第二个阶段则进入了相对专题性研究，第三个阶段开始了对西方哲学的追踪研究。由于研究者描述这30年历史的标准不同，因而，对这段历史的阶段划分也就各有差异。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标准，划分为多少个阶段，这种研究方法都使人感觉仍然处于最初的描述水平，并没有揭示出这段历史的真实意义。因为我们近30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不是在简单地向国人引进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在不断地使我们的哲学思维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处于共同的思想平台，是在不断地使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进入我们的哲学视野，是在不断地使我们的哲学思考与西方哲学共同构成当今世界的哲学图景。
　　从西方哲学的视野思考重大哲学问题
　　从哲学上分析，我国30年来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正是在为我们的哲学研究以及思想文化研究搭建共同的思想平台。这种思想平台的建立在于我们的哲学思考有了西方哲学的维度，我们更加关注西方哲学家们对某些重大哲学问题的理论观点，更加关注从西方哲学的视野思考这些重大哲学问题。
　　例如，关于存在问题，我们以往是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入手，强调思维对存在的依赖性。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却使我们认识到了存在的首要性，特别是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放到了哲学形而上学讨论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的哲学引发了我们对存在问题作深入的本体论思考：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真理、时间、存在状态等问题的本体论地位，而且颠覆了我们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认识，由此引出了我们在新的问题平台上重新考虑存在的意义。
　　又如，自古以来语言问题被看做附属于认识问题，语言表达被看做思想表达的外部形式，对思想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分析哲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手段指明了语言表达的性质，突出了语言表达对思想的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待语言的传统看法。正是通过研究语言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我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语言问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语言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本身。由此，我们开始注意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语言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语言思想，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扩大了我们对语言问题的深入理解。
　　再如，经验上的证实检验一直是我们对待真理的重要标准，科学命题往往是通过证实而被证明为真理的。然而，波普尔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以“证伪”作为检验科学命题真理性的重要标志。这一思想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这种效果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当时学界普遍存在的怀疑论倾向，而且因为证伪方法是对传统的证实思想的强大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以往根据归纳原则确立的证实理论，重新找到了验证科学真理性的重要途径。当然，这还包括了这种方法在意识形态上对教条主义的釜底抽薪。而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则是，科学不再被看做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只有得到证伪才能前进的可错假说；真理也不再被看做是科学追求的最终目标，而是存在于一切可以得到证伪的科学假说中的有效成分。应当说，正是这种思想变化把我们的哲学思考直接带入了当代西方哲学的语境，我们由此才开始了与西方哲学家们的有意义的交流。
　　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被中国化的过程
　　必须指出，这种思想平台的建立并不仅来自中国哲学家，而是中西哲学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哲学界就开始注意与国外哲学界的广泛交流，并逐步建立了与国际哲学团体的学术联系。从1980年起，国内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开始向国外派送访问学者，他们与西方哲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国外各大学哲学系建立了广泛的学术关系。1983年，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并于会后正式加入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联合会成员。90年代之后，中西哲学交流更为频繁，中国哲学家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哲学会议，越来越多的着名西方哲学家纷纷来华访问，还有不少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这些都更加清楚地表明，中西哲学正处于一个共同的时代，中西哲学家们的思想互动彰显了这种共时性特征。
　　中西哲学的这种共时性特征还表现在，西方哲学在中国已经不单是一种外来的哲学，而是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到当代中国哲学，我们自然会提到所谓的“中”、“西”、“马”的三足鼎立。这里的“西”自然是指西方哲学。虽然这里谈到的“西方哲学”是我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包含着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对话和交流的丰富成果。从空间上说，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就是说，一方面，既有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并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富有成果的对话，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家提出问题的关注，以及中西哲学家们对某些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其实也是西方哲学被中国化的过程。近年来，在我们反思西方哲学百年东渐的历史时，曾有学者提出我国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问题。表面上看，这些“错位”都表现出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特有理解，但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正是反映了西方哲学在中国被接受的现状，这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过程。讨论这种中国化的过程，我们并不在意是否存在“错位”问题，而是关心西方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被中国哲学所接受，或者说，中国哲学是以何种方式接受了西方哲学。我认为，西方哲学是在进入了中国哲学的话语中，才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的“他者”。而正是这样的“他者”才使得中国哲学最终形成了自我存在的意识。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成为西方哲学融入中国哲学的重要标志。
　　西方哲学似乎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哲学学科
　　我们知道，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最初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学科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解之缘。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哲学似乎再次面临西方哲学的直接挑战：经过近10年我国哲学界对现代外国哲学的重新引入和评述，中国哲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哲学的新观念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就是，如何解释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哲学学科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从问题的性质上说，是被看做代表了哲学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又一次冲击，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哲学主动接受西方哲学挑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仅如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成为西方哲学进入当代中国主流哲学的合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的主流哲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同样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动力。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传入中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始认识到了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后来，随着卢卡奇、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的引入，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要意义，并认识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可能性。一旦放弃了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发现，当代社会现实和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成果，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已经改变了以往教科书式的哲学论述方式，开始以问题讨论的方式直接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出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并注意把这些观念逐步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另一方面，这个结果还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密切结合，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系统，使其在这个系统中具有完全合法的地位。最近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注意从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中吸取思想营养，通过回应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现时代特征。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部分。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可以看出，西方哲学研究被看做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科。由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都从西方哲学中获取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西方哲学本身作为中国哲学的“他者”，却始终处于被反复探索和批判的地位，因此，在“中西马”三足鼎立的当今中国哲学界，似乎西方哲学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哲学学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哲学由于其具有的超越性和纯粹性而成为最少与现实问题相关的学科，而正是这种超越性和纯粹性反而使得西方哲学能够在各种现实的思想运动中保持独立的学术地位，减少外在力量对它的直接冲击。这就保证了西方哲学可以始终按照自身的思想逻辑得以发展，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保持了最初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作为他者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一直保留了对它的基本尊重，就是说，我们始终抱有虚心学习的态度对待西方哲学，无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当代西方哲学。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得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努力追求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步，因为只有保持这种同步关系，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哲学研究推进到整个世界的哲学话语系统，也才能使我们的哲学研究保持与世界哲学的共时性关系。
社会科学报沪⑤B6外国哲学江怡20082008
江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作者：社会科学报沪⑤B6外国哲学江怡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0: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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