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采访流寇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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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着，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出论文。读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学完原着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着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出论文。读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着，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着，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13年，从2005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出论文。读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出论文。读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着，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着，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月25日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着，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学完原着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着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出论文。读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着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着，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出论文。读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着作并写出论文。读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sq7.html) - 南方周末采访流寇易中天_易中天_新浪博客

网载 2011-09-02 2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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