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07.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674(2001)04-0027-10
　　中国话剧的发展历史已经走过了近百年，作为话剧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回顾自己倾注心 力所研究的对象——“中国现代戏剧史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这是令人激动而又感慨 良多的事。
　　首先应当指出，在万多字的有限篇幅里，来盘点“中国话剧史学”研究的成果，无疑是一 件相当困难的事，大概只能做到“清点帐目”而已。但是即便如此，也同样会令人感受到如 数家珍般的乐趣，同时又有一种回首往事的苍茫。
　　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艺术既处于转型发展时期，也面临着求索奋进的艰厄，既曾占据过 思想解放的排头兵位置，也曾出现过门庭冷落的严重事实。作为研究者，我们如影随形般追 索着话剧的盛衰，考察着它所走过的历史。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被深深卷入“中国现代戏剧 史学”研究之中，从而深尝其中的苦辣酸甜。虽然跌荡起伏的话剧史，让我们的研究在它的 命运轨迹中磨砺前行，但我们仍然为参与其中而欣慰，并为新时期的戏剧史学研究所取得的 成就而骄傲！投入话剧研究的同志们，以其满腔热忱和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大大推进了“中 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的进程。目前，戏剧研究的队伍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对富有代 表性的戏剧成就和戏剧总体面貌的研究正不断深入，曾经被视为禁区或为人冷落的学术领域 正被不断开拓，这使得这门渐趋完备的新型学科，呈现出了喜人的可开掘的潜力，对这门学 科 的研究，也跃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戏剧史学”已 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构成结 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　历史的回顾
　　如果要正确评估新时期戏剧史学研究的成就，我们就必需检点在此之前，中国话剧史研究 所取得的进展，明白它是在怎样的一个基础上起步的，换句话说，只有知道它过去有怎样的 家底，才能知道新时期戏剧史学又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
　　从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现代戏剧开始，迄今中国现代戏剧已走过了 近百年的历史。伴随着中国社会摆脱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取得民族自由和解放的历 程，中国现代戏剧走过了一条关注国计民生，不断民族化、现代化的历史。着名现代文学史 专家王瑶先生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他说：“中国话剧自五四以来的发展中，不仅数量众 多，而且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戏剧主题、题材、创作方法以及剧作家的个人风格， 创造了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新型话剧。这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是独具一格的，理应在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然而，在“文革”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与中国戏剧所取得 的成就是不相适应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史学研究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在中国现代 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中也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1986年7月，田本相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的讲习班上讲课时，曾重点介绍了当时“中 国现代戏剧史学”的研究进展，并做出如下总结：“中国话剧史研究有了不少进展，对个别 作家、作品，以及若干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作为一门学科来说，至今还没有一 部比较完备的史着，不仅对许多历史状况不清楚，许多话剧史上的问题不清楚，对许多剧作 家还不清楚，而且在若干历史上的问题、剧作家和剧作的评估上，还有着相当多的深刻的分 歧，史料急待整理和搜集，历史的状况急待摸清梳理，重大问题急待深入研究，还不能说中 国话剧史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这可以说是高度概括了这门亟待建立的学科在基 础研究上的严重不足，因此他曾多次呼吁应当重视中国戏剧史学的研究，并认为这是一个大 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回溯以往，特别是“文革”前五六十年，“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的基础的确是比较薄弱的 。
　　首先，在戏剧史研究中，尚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在北方，像中央戏剧学院 这样的话剧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也只有为数甚少的教师在进行有学术价值的话剧史研究。 在南方，只有陈瘦竹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中国话剧研究，这可以说是现代戏剧研究队伍中 的凤毛麟角，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做出的贡献，对“中国现代戏剧史学”这门学科的 建设来讲，可谓非常突出而且难能可贵。在他辞世后，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曾专门召开陈瘦 竹戏剧理论研讨会，并出版了专门的纪念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庚先生曾于解放后编 着过《中国话剧运动史》，本来他曾亲历过解放区戏剧的发展过程，并且积累了很多宝贵资 料，应当有能力完成一部比较完备的话剧史，但因一部分征求意见稿刚刚面世，即受到不公 正的批评，致使着者无奈搁笔，遂使《中国话剧运动史》成为一部未完成的着述，真是一件 憾事。
　　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联合编着了一本油印本《 中国话剧史》，以做教学之用，但因其在“跃进”的情势下突击完成，受到时代政治环境的 限制和影响，因此，此书的立意在于突出革命戏剧运动，而在史料的搜集、立论的公允方面 ，则颇有待商榷处。此《中国话剧史》虽未能正式出版，但确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史着，为 后来撰写中国话剧史奠定了一些基础。
　　其次，戏剧史研究格局始终缺乏较大的突破。如果从解放后的中国话剧研究，再往前追溯 到建国前的话剧研究情况，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中国话剧史着的出现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 现还要早些。早在1914年，就出版了朱双云的《新剧史》和秋风的《剧史》，1919年又有陈 大悲的《中国新剧之经过》问世，但此类着述，均系追踪记叙的话剧发展的阶段史，立论的 中心又侧重在运动史上。30年代，出现了洪深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所写的洋洋数 万言的《导言》，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五四时期新剧发展作了详细的记述，但也拘囿 于历史过程的描述。40年代，又有田禽的《中国戏剧概评》，剑尘的《40年来话剧的演变》 等面世，这些史着，对历史流程的倚重，远胜过对艺术思想和美学追求的关注，看来史料价 值更多些，本身仍然缺乏史学建构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其三，戏剧史研究还被作为分支附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中。陈炳kun的《最近三十年 之文学史》把话剧作为文学史的构成成分给予关照，但却只有一个简要的评述，这虽然不尽 如人意，但却开启了对话剧文学进行研究的历史。全国解放后，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 稿》，将话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四大体裁之一，分阶段给予叙述，基本勾勒了话剧 文学发展史的轮廓。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着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格局。但是，话剧是一门综合的 舞台表演艺术，如果对这种艺术样式的研究仅仅限于剧本的文学性方面，这虽然是重要的、 必需的，但却是不够完备的，因此也就难以全面展示其艺术的独特品格和极富形式感的美学 价值。
　　其四，戏剧史学研究，缺乏剧作家、剧作研究的有力支撑。“文革”前，除对少数非常有 代表性的剧作家，如曹禺、田汉、郭沫若、丁西林等小有研究，出版了屈指可数的几部论着 外，对其他在戏剧史上不容忽略的大量的剧作家、剧作是基本上没有进行研究的。即使是已 有的研究，其认识视角也常常局限于当时左倾的社会意识，因而对一位剧作家或剧作的评价 ，往往仅在于对其政治属性和作品主题之社会现实意义的简单判定，而缺乏更全面更具体的 富 有学术见地和美学价值的认识。与戏剧有关的文章虽为数不少，但基本上仍限于剧评范围， 到了“文革”则只限于批判的模式。剧评固然很重要，但毕竟不能代替系统而全面深入的剧 作家、剧作研究。
　　其五，史料的建设严重不足。“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完备的资料搜集和 整理的基础上，史料不全面的历史研究，必然难以得出公允、合理、准确的历史结论，这是 不争的事实。而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大量的史料散存于各处，没有整理，没有编目 ，这无疑对话剧史研究严重不利。此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即使是对已经占有的历 史资料的认识，也发生着严重的误读，甚至形成歧义，故在话剧史研究中很难做到公正、客 观、冷静地对待历史事实。
　　　　　　二　突破和深化
　　如果对中国话剧史研究的“家底”有所了解，那么，也就可以知道，新时期以来“中国现 代戏剧史学”做为一门学科，它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辉煌的。对此，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目前，“中国现代戏剧史学”已经有了一支为数虽然不多，但包括老、中、青研究者在内 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涌现出一批在此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如葛一虹、田本相、孙 庆升、董健、黄会林、杨景辉、胡叔和、陈坚、朱栋霖、丁罗男、陈世雄、庄浩然、李万钧 、倪宗武、王文英、胡星亮、胡志毅、陆炜、周宁、张健、邹红、宋宝珍、吴戈等。
　　1985年，为使话剧研究的队伍更趋团结，加强信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以中国艺术研究 院话剧研究所为主导，成立了“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后因故更名为“中国话剧理论与历 史 研究会”），组织起老中青研究者共计200余人，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议，并开展过两次优秀 戏剧史学论着、论文的评奖活动，可以说为推进“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 多努力。自成立以来，本学会和话剧研究所一直致力于把中国的话剧研究引向国际，为此曾 召开过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国内外特别是海内外学者对中国话剧历史的研究兴趣。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戏剧史学”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已经成为 一个比较完备的学科。当然，从学科建设来说，它还处于发展阶段，正因此，它仍然是一个 新兴的具有前途并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
　　新时期的中国戏剧史学研究的突破和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剧作家研究的突破而突破 、通过剧作家研究的深化而深化的，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比较集中的。
　　在现代剧作家研究中，80年代以后有三大热点：一是曹禺热，二是夏衍热，三是郭沫若史 剧热。在这三大剧作家研究中，都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相当系统，也相当深入。
　　在这些研究中，曹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最集中、最突出、也是至今最有持续发展潜力的 ，而且剧作家研究的突破首先是从曹禺研究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此方面的专 着即有：《[雷雨]人物谈》（钱谷融）、《曹禺剧作论》（田本相）、《曹禺的戏剧艺术》（辛 宪锡）、《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曹禺剧作艺 术探索》（华忱之）、《曹禺论》（孙庆升）、《[日出]导演计划》（欧阳山尊）、《曹禺戏剧人 物的美学意义》（柯可）、《金线和衣裳——曹禺与外国戏剧》（焦尚志）、《曹禺：历史的突 进与回旋》（马俊山）、《曹禺传》（田本相）、《曹禺评传》（田本相、刘一军）、《大小舞台 之间》（钱理群）、《曹禺评传》（胡叔和）、《困惑与求索——论曹禺早期的话剧创作》（宋 剑华）、《曹禺访谈录》（田本相、刘一军）等。据悉，还有三、四部专着正在写作中，至于 论文当以数百篇计。对曹禺的研究，几乎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不仅充分展示了曹禺戏剧 创作自身的美学潜力，同时也展现了戏剧研究中所呈现的探索的能量与热忱。从某种意义上 说，曹禺研究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中扮演着前卫的角色。对曹禺戏剧美学思想的重 估，牵掣着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再认识的问题，也影响着中国戏剧在整个现代文学史、 文化史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以来，夏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的，已经出版的专着有《夏衍的文学道 路》（陈坚）、《夏衍传》（黄会林、绍武）、《夏衍戏剧创作论》（王文英）、《夏衍的艺术世 界》（陈坚）、《夏衍传》（陈坚、陈抗）等。此外还有一批高水平的论文，标志着对夏衍戏剧 成就的认识正越来越深入。
　　80年代以后，在郭沫若史剧研究方面所形成的成果之多是出人意料的，单就专着而言就有 ：《郭沫若史剧研究》（黄侯兴）、《郭沫若史剧论》（田本相、杨景辉）、《献给现实的潘桃 》（高国平）、《沫若史剧论》（吴功正）、《郭沫若史剧论》（王锦厚、伍加伦、锺德慧）、《 郭沫若史剧创作论》（韩之群）、《郭沫若的史剧艺术》（何益明）等。其它如《郭沫若文学传 论》（王文英、王尔龄、卢正言）中的专章《抗战时期六大史剧》、《郭沫若创作得失论》（ 刘元树）中的《创作》篇等，均反映了郭沫若史剧研究已经取得了深化和拓展。
　　如果说过去人们对郭沫若史剧的研究，多着眼于对其戏剧主题所反映的政治思想进行评价 的话，那么，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论着，则着重于历史内涵的挖掘，透过其美学追求的视角， 展示其浪漫主义史剧的独特价值。此外，对其史剧理论、方法、风格、悲剧特色等各方面的 深入探讨，也有助于人们对其艺术成就做出整体的综合评价。特别是对于《孔雀胆》以及解 放后创作的史剧《武则天》等的研究，在广泛的争议之中，多层面地展示了对其剧作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较为全面的突破性进展。
　　除了剧作家研究中的三大热点之外，这些年来，对于中国话剧史上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剧 作家——田汉的研究也正逐渐深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资料占有上的不足和一些 政治问题的牵扯，田汉研究曾一度被视为禁区，仅有的少量的研究成果与田汉在中国话剧史 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更谈不上对其艺术成就进行全面的整体的把握和有深度的开 掘。
　　新时期伊始，田汉的历史问题终于得以澄清，作为戏剧家，他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被重 新肯定，有关田汉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这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陈瘦竹先生的《论田汉的 戏剧创作》的重新修订出版。此外，其它有关田汉的研究专着还有《田汉评传》（何寅泰、 李达三）、《田汉剧作浅探》（马焯荣）、《田汉年谱》（张向华）。其中《田汉年谱》颇显功 力，它不仅对田汉一生的人生轨迹作了详实的记述，成为一部富有史料价值的着作，而且起 到了还田汉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作用，为后人撰写有关田汉的传记性论着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田汉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先有董健的《田汉传》的问世，此书以洋洋5 0万字的篇幅，对田汉一生的形迹、思想和创作作了深入而准确的描述，并对其艺术创作的 总体价值做出全面评估，纠正了以前对田汉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研究上的偏向，受到专家的 好评。此外还有《论田汉的剧作》（陆炜），对田汉戏剧成就和创作心理的研究更趋深化，对 一些戏剧形象和深层内涵的分析也更为细致、独到。田本相、吴卫民，宋宝珍的《田汉评传 》，把田汉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成就，放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的大背景中，从而给予重新的评 估，通过对其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的全面考察，凸现出其艺术主张的积极意义和艺术思维的 独特性，并对其艺术成就，包括戏曲创作、诗歌创作，特别是解放后戏曲改编方面的成就进 行了全面、充分研究。刘平的《田汉在日本》通过对田汉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发表的文字的收 集、整理以及对这些史料的甄别、分析，为人们研究田汉与外国文学、外国戏剧的关系，提 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
　　分别对现代戏剧代表人物进行专门研究的着作，有陈瘦竹的《现代剧作家散论》，这是一 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剧作家研究论文集，书中对于郭沫若、曹禺、丁西林等的戏剧艺术都作 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此外，对于其他一些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不容忽略的剧作家，戏剧研究界也开始了资料的 整理和艺术成就的研讨，出现了董健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李振潼、冉忆桥的《老舍剧 作研究》、尹骐的《宋之的评传》、许国荣、张洁的《吴祖光悲欢曲》、陈美英、宋宝珍的 《洪深传》等，这些研究成果，有些具有填补学术研究中的空白的意义，表明剧作家研究正 孕育着新的突破。
　　剧作家研究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的突破口，首先在于“文革”后拨乱反 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清除了极“左”社会思潮对于学术研究思想的禁锢，改革开放的时代风 气，使得学术研究具有了冲破禁区的能力，这种能力集中表现在研究者对“四人帮”强加于 剧作家、剧作的诬陷之辞的不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渴望，以及还学术以公正、客观、严 肃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剧作家命运的关注，对其历史地位的重估，自然地成为新 时期以来话剧研究的思想动力。因此，涌现出来的一批剧作家研究成果，都带有巨大的理性 批判的特色。
　　其次，新时期以来的对于存在个体的剧作家及其剧作的研究，体现了“人是历史的主体” 的思想价值，从而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在历史迷乱的星河中，通过测定每一颗行星的位置和 亮度，来描绘这条星河的完整形貌，概括其基本脉络，并给它以准确定位。应当指出，淹没 了 剧作家及其剧作的思想和艺术的独特价值的戏剧史，其本身的存在也一定是形象模糊的。而 以往从某种政治观念出发，或只重视艺术的总体流程而忽视创造性的个体的存在价值的戏剧 史研究模式，正为一种新的实事求是的、人文主义的、个体与总体相互关照的历史研究方法 所代替。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过去一些剧作家原本模糊不清的历史面貌得以澄清，对其 剧作的艺术价值认识上的不足得到弥补，对其真实的历史地位，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公正 的认定。
　　其三，对像曹禺、夏衍、郭沫若、田汉等一批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历史 定位和存在价值的认定，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所取得的现有成果的重要支柱，对 这些剧作家的研究的深化，无疑带动着整体的话剧史研究的升华，也对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 话剧艺术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的确立，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任何历史上典型的有代表性的 人物，都往往是历史意识和成就的体现者、承担者，不能说话剧史就是剧作家研究的集合， 但剧作家研究确是话剧史学研究的基石，我们不能不说，以前的话剧史研究在这方面颇有欠 缺，因此在新时期的研究工作中，人们设法弥补了这一课。
　　剧作家研究上的突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成果，那就是，它反转过来，又不断地扩 大和丰富着研究者的视野，迫使他们渐渐地将研究视线，扩展到那些曾经被人们遗忘的历史 人物和历史的角落，这又从不同的层面，丰富着话剧史的总体面貌。
　　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不过刚刚经历了近百年，而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历史则为其更短，因 此，认定个体历史现象的真实性，在进行个别链接后的序列中，描述其整体的文化意韵，是 目前“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的主要任务。但在已有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历史 资料的开掘和总体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完备的目标，一些历史现象特别是历史人物不是 在价值认定中被自然的淘汰的，而是由于某种历史的政治的原因而被人为的回避掉了。
　　当人们的思想一旦从禁锢中解放出来，那些在话剧史发展史上有过贡献的人物就一个又一 个被发现出来。这是一长串名单，每个人物背后就是一段或长或短的熠熠生辉的历史，或是 不朽的业绩。
　　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大体有几种情形：
　　一种是他们或多或少地同国民党政府有过瓜葛，做过一些文职或闲职官员，因此以往在人 们看来，其政治倾向是不甚清晰的，如张彭春，余上沅等，因此便在戏剧史上人为地抹去了 他们的名字，或至少不去张扬他们的业绩。张彭春是曹禺的导师，南开话剧的创始人，杰出 的早期导演艺术家，他写的《新村正》较《终身大事》还早，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经 盛赞此剧对社会现实勇于抨击的积极意义，但他在话剧史上的地位却一直不被重视。在新时 期话剧研究中，人们因为发现了张彭春，从而发现了南开话剧运动，而对南开话剧运动的重 新评价，又使人们对中国早期话剧史的形貌有了全新而具体的认识。
　　余上沅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南京国立剧专校长、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国剧运动”的倡导 者，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与其政府上层人物张道藩等有些交往和联系，但他本人毕竟是一位 文化人，没有明显错误的政治主张，并且对中国戏剧人才的培养做出过很大贡献，因此，他 之被忽略可能会引起中国戏剧研究在某些方面的欠缺。新时期以来，余上沅和“国剧运动” 得到了新的评价，从而使人们看清了曾经一度被掩盖、被歪曲了的历史的真面目，而对其艺 术主张的再认识，则从当今文化发展的视角出发，给话剧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
　　长期以来，余上沅等倡导的“国剧运动”所标榜的“为艺术而艺术”，一直被视为是对“ 为人生而艺术”的理论主张的反动，而实际上历史的真实情形却并非如此。“国剧运动”的 倡导者们的理论主张，体现着中国草创期的戏剧理论的创造性价值，也显现着最初的成绩， 他们对中国戏曲的美学评价，对“问题剧”的批评，对中国戏剧发展道路的思考，不但是对 五四运动之后，写实主义的极端化——“仅有问题而没有戏剧”的创作现象的反拨，而且有 着其自身对艺术之学术价值的求索。
　　还有一种历史人物也是以往戏剧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对象，他们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无关 联，但多系留学欧美的学者，或是持有“民主个人主义”的主观倾向，故也被以无产阶级的 艺术家自居的人们划为圈外之人，像宋春舫、王文显、李健吾、杨绦等。宋春舫是五四时期 最早介绍外国戏剧的学者，他的《世界近代剧目百种》登在《新青年》上，影响颇大。稍后 ，他对在欧洲正发生的现代主义戏剧流派，如表现派、象征派、未来派以及小剧场戏剧运动 都曾作过相当具有识见的介绍和评价，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特点的揭示，也比那些五四 时期的旧剧否定派要更具学理意义。王文显、李健吾、杨绦等人的幽默喜剧创作，使得中国 现代戏剧的发展呈现出类别上的丰富性，但是长期以来，他们和他们的喜剧，却被当成是非 主流的无足轻重的存在，因此被忽视甚至被埋没。特别是李健吾，他的一些剧作和他的戏剧 批评独具一格，可惜的是，对这位集戏剧翻译家、研究家、剧作家、批评家于一身的戏剧家 ，至今的研究成果还无法再现其成就的全部。
　　此外，还有一种戏剧史中的人物，是由于研究的深入而终于把他们发掘出来的，像徐xu、 濮舜卿、陈楚淮、高长虹、向培良、白薇等，当人们把一部话剧史仅仅看成是“运动史”时 ，很可能因为他们常常处于“运动”的边缘而受到忽视，而一旦将话剧史放在东西文化相互 碰撞与交融的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中，他们的创作形态就有了个案研究的全新价值。在文学史 上徐xu以写鬼小说出名，其实他更迷恋戏剧，他所创作的戏剧不仅数量繁多，而且他对 于现代艺术手法如未来主义戏剧的探索与尝试，也显示着民族的文化心态对西方的文化思想 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性特征。而向培良则是一个在戏剧理论上着译甚丰的戏剧家。现有资料 表明，一些从前不同程度地被忽略的戏剧人物，现在则在不同层面上引发了人们重新讨论、 评价的热情，如对剧作家陈大悲、侯曜、汪仲贤、姚克、柯灵、师陀、袁牧之、谷剑尘、于 伶、石凌鹤、章泯、姚时晓、冯乃超、胡也频、徐志摩、沈浮、张俊祥、左明等的研究，正 逐渐展开。这些剧作家被重新提起，重新发现，重新评估，其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了戏剧史的 局部章节，而是大大地丰富了话剧史的总体面貌，这使得中国戏剧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思潮、 流派的历史情形更趋清晰，同时，也对人们总结中国话剧的发展特点和历史规律，起到了不 可忽视的作用。
　　　　　　三　戏剧史着的兴盛
　　当剧作家及其剧作的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的建构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之后，一种在一定的理论观念或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个别的艺术现象和艺术价值的累 积进行系统化、专业化整合的工作便旋即开始，这就促生了“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的研究成 果。
　　最能体现新时期话剧史学成就的是一批话剧史着的涌现。应当指出，任何史着的出现，都 建筑在前人和同代人研究的成果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史着的涌现也标志着阶段研究的水准 和成就。90年代以来，先有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90年，中国戏剧 出版社）面世，后有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199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后 又有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199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现，这几部史着， 大体可代表新时期话剧史研究的水准。
　　这三部话剧史，准备、酝酿的时期都比较长，也注意充分地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 不能把它们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着相比较，而只能从戏剧史学自身的发展来评估它们的成绩。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作为新时期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戏剧史着，起点是比较高的。它 是在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多次讨论，集思广益 、数易其稿之后才完成的。它的主要成就，其一、在于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把中国话剧的 诞生作为中国戏剧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来看。这种现代性转变表现在戏剧价 值观念、戏剧思想内容、舞台人物形象体系、艺术表现形态的变化上。这种转变既有其内部 变革的依据，又有外部影响的推动；其二，在展开这个转变的历史叙述中，对分期的处理， 是根据话剧自身的发展来划分的，如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繁荣期，力图打破革命史分 期的模式；其三、在描述戏剧发展的历程中，把戏剧文学的发展作为重点，它是第一次从大 量剧作和众多剧作家中，经过审慎而严格的筛选，构筑了剧作家的系列，并按照其地位和贡 献，给四十位剧作家以专章、专节或节上有名的安排和评述。这个格局虽然是沿袭现代文学 史的体例，但不可忽视这样一个剧作家系列，赋予了话剧文学发展以更真实更全面更系统的 面貌，而且在这样的陈述中，揭示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发展的规律。此书对田汉、曹禺、夏 衍三人给予专章，其论述是相当具体而丰满的，对于一般的剧作家也有较准确的介绍和适当 的评价；其四，此书注重史实的准确，虽不能说毫无纰漏，但基本上是信史。此书作为高等 院校的教材，也许是更为适宜的，正因此，它获得国家教委教材编着的一等奖。
　　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叙述的上限自话剧发生，下限到1966年，内容涉及戏剧 思潮、戏剧运动，社团活动，戏剧演出，戏剧教育，剧本创作等，显然侧重于戏剧演出史和 活动史的描述，其格局基本上是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油印本《中国话剧史》(1958) 、内部教材本《中国话剧史》的一个延伸和发展。其中，《中国话剧史》是由中央戏剧学院 编写的，作者有王永德、田野、胡宁容等人。它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编着的，虽然仍是 一部未完成稿，但是，无论在史料的收集上，还是在重新认识中国话剧的运动上，都有着新 的发现新的进展。应当说，它也给后来的话剧史提供了借鉴。
　　从《中国话剧通史·绪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此书编写的题旨和特点：“我们认为话剧这 一新的艺术形式在旧中国产生，成长和蓬勃发展，它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一贯即于现实， 即于人民，为人民群众服务，它与革命运动紧密相连，它是洋溢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时代精 神的。……它的主流贯串着一条红线，有着革命的战斗传统。”在编写的体例上，则“着重 在史实的纪录，是一部记实性的史书，我们是宁愿让史实来说话的。在体例上，我们采用了 融合编年史和记事本末体，按照年代顺序来编写”。这里，我们想引用一下有关的评价：“ 大型史着《中国话剧通史》（葛一虹主编）以史料丰瞻获致称誉，但是该书在体例详略方面依 编写者个人熟悉，掌握资料而定，尤其是取舍评价标准较严重地受到‘左’的文艺思想影响 ，例如对国统区进步作家、政治倾向不鲜明的作家略而少谈、不谈，将曹禺置于创作主流之 外；以过于偏狭、单一的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影响了全书的学术价值。”（朱栋霖　张 英：《现代戏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作家出版 社）
　　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酝酿于80年代初，成书于90年代，此书从另一角 度 对中国话剧的历史发展作了描述，田本相认为一部中国话剧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接 受外来戏剧思潮、流派和创作影响的历史，因此，该书触及到了其它话剧史着所未曾触及的 一些方面（将在下一节再讨论）。
　　在这期间涌现的史着还有黄会林的《中国现代话剧史略》，这是一部较早出版的话剧文学 史教材，观点稳妥，详略得当，史实准确。近年出版的王卫国、宋宝珍和张耀杰合着的《中 国话剧史》，虽然文字简约，但却吸收、概括了新时期戏剧史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成为一部 历史线索明晰、内涵比较丰富的史着。由田本相主编，宋宝珍为主要执笔的《中国话剧》， 则对中国百年的话剧发展史作了回顾性总结。
　　这里还应提到，有几部属于阶段史性质的着作，如左莱、梁化群的《红色苏区戏剧史话》 ，对30年代苏区的戏剧发展状况，如剧运、剧团、戏剧教育、演剧和创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 述，其中有些资料，如对一些散失的油印本剧本的状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廖全京的《大 后方戏剧论稿》，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剧作进行了论述，其特点在于把戏剧史作为人的精神 存在的历程，以此来论析大后方剧作家的个性和整体戏剧特征。对郭沫若、夏衍、吴祖光、 老舍、陈白尘、曹禺、宋之的、茅盾等人的戏剧，由内在精神而透视其个性及其风格特征， 而在整体上试图揭示由戏剧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心理。
　　此外，话剧史研究的范围则呈现扩大趋势，特别是过去被忽略的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的 话剧历史的研究，近年来有了较大的收获。话剧研究所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已经出版的着 作有：田本相、方梓勋合编的《香港话剧选》、田本相主编的《台湾现代剧概况》、田本相 、郑炜明主编的《澳门戏剧史稿》。由田本相主编的《香港话剧史稿》也进入杀青阶段，不 久即可问世。同时，也有一些有关台港澳戏剧的论文不断涌现。不过，此方面的研究仍处于 一个开创阶段。
　　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港台澳戏剧史学的研究成绩。以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似乎台湾本 土的戏剧史学研究成果更多一些。如《台湾电影戏剧史》（吕诉上着）、《日治时期台湾戏剧 之研究(1895-1945)》（邱坤良着）、《中国话剧史》（吴若、贾亦棣合着）《台湾战后初期的 戏剧》（焦桐着）、《台湾话剧的黄金时代》（黄仁着）、《台湾小剧场运动史——寻找另类美 学 与政治》（钟明德着）、《当代社区剧场》（林伟渝着）等。这里，要提到马森，他不但是一位 剧作家，而且是一位学者、教授，他以对祖国大陆的戏剧和台湾戏剧的历史均有深刻而独到 的研究而着称。他的《西潮下的——中国现代戏剧》和《东方戏剧·西方戏剧》等都是颇有 影响的史着。香港研究香港话剧史的学者有方梓勋，由他和话剧所合作，并由他编辑的《 香港话剧访谈录》，是一部香港话剧历史资料的采访实录。陈丽音也是一位对香港话剧历史 颇有研究的学者。澳门研究澳门戏剧的学者有郑炜明、穆欣欣，他们不但参加了《澳门戏剧 史稿》的编写，而且编选了《澳门剧作选》。
　　对于中国戏剧类型史的研究也在取得可喜的成就。胡星亮的《中国现代喜剧论》，是第一 部关于中国现代喜剧史研究的专着，它对中国现代喜剧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历史描述之后，主 要按照不同的喜剧风格流派对中国现代的喜剧作家和剧作展开论述。他把中国现代喜剧创作 划分为三大流派，现代趣剧流派、现代幽默喜剧流派和现代讽刺喜剧流派。还有张健，他写 了三本关于中国现代喜剧的专着：《三十年代喜剧文学论稿》、《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 、《幽默行旅与讽刺之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他在研究范围上更扩展了，不但是戏剧 ，也还有文学；它不只研究创作，也研究喜剧理论观念，在论述上也更为深化了。《中国喜 剧史》也包括中国现当代喜剧的研究。
　　还有李万钧主编的《中国古今戏剧史》，三大卷。中卷（庄浩然、倪宗武撰稿）是中国现当 代戏剧史的部分，其特点是以剧作家论为主体，展开史的叙述。而第三卷（李万钧、高鸿撰 稿）是中国现当代比较戏剧史，它主要以中国剧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论述为主体。这两卷都 写得比较扎实，具有学院派考究、缜密的风格。
　　还要提到的是一批富有特色的戏剧史研究着作，它们的出现拓展了话剧史学的新领域。应 当说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首开风气，它以现代戏剧思潮为对象，考察了戏剧 思潮发展的历史脉络，特点和问题。继之，胡星亮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则把话剧、 戏曲和歌剧一起纳入审视研究的范围，扩展了对中国戏剧思潮的观察面，它不但重视戏剧思 潮的类型和历史演变，而且将其研究重点置于对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理论思考上， 因此带有史论的特色。焦尚志的《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从体例上看似乎比较传 统，但此书在资料搜寻上颇见功力，提供了一些为人忽略的史料，不仅揭示了中国现代戏剧 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理论形态，展现了以现实主义为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主体的多元格局 和总体特征，而且梳理出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和历史发展脉络。宋宝珍的《二十世纪中 国话剧回眸》，对一些重要的戏剧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做出了较有特色和创意的再评价。
　　在当代戏剧史的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一些史着，如张炯主编的《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 主要以题材的分类对建国后的话剧文学成就作出评估，它的特点在于侧重剧本文学性的分析 。高文升主编的《戏剧文学史》，是以专题的形式对当代戏剧文学现象进行概览性审视，涉 及发展轨迹、剧作家结构、题材演变、现象系列、形式革新、戏剧论争等。倪宗武的《中国 当代话剧论稿》，也侧重于对当代戏剧成就的分析、总结。田本相主编的《新时期戏剧论述 》，主要对1976-1989年的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描述和论评。在体例上，它打破历来 的运动史和文学史的模式，全方位地考察新时期话剧的方方面面，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包括： 戏剧主潮，外来思潮，戏剧论争，剧本创作，舞台美术、导演表演、小剧场运动、戏剧小品 的崛起，观众透视等。
　　关于戏剧史学研究的研究和资料的收集整理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由陈荒煤主编的一套《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两种），其中就有关于戏剧期刊目录的索引，存有剧作家 的研究资料，如曹禺、田汉、夏衍、吴祖光、丁西林等几十种。另外，还有一套当代文学的 资料汇编，也包括了一些剧作家的研究资料。这里，还应提到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 学术研究指南书》，出版了田本相、焦尚志合着的《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潘克明的《曹 禺研究五十年》、田本相、焦尚志等的《田汉研究指南》，黄侯兴的《郭沫若研究概述》等 。左莱主编的《中国话剧史大事记》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编订，并作为内部资料，自 行印制，以供交流。
　　在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话剧这种艺术样式源自西方，在其植根 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后，除了闭关锁国的时期，它一直与西方现代戏剧有着紧密的联系，西 方的戏剧观念、文艺思潮，甚至于理论批评，都对中国的话剧史发展以致戏剧史研究产生着 重要的影响。鉴于此，谈到“中国现代戏剧史学”建设，若完全不顾中国戏剧研究者对西方 戏剧史的译介和评述，那将是有失公允的事。
　　作为外国戏剧史研究的门外汉，我们难以对此方面的成就做出全面评估。下面所列出的一 些着述，只是进入我们研究视界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廖可兑的《西欧戏剧史》，余 秋雨的《西欧戏剧理论史稿》、王爱民、崔亚南的《日本戏剧概要》、吴光耀的《西方演剧 史论稿》、程孟辉的《西方悲剧学说史》、汪义群的《当代美国戏剧》、陈世雄的《现代欧 美戏剧史》、陈世雄、周宁的《20世纪西方戏剧思潮》、周维培的《现代美国戏剧史(1900- 1950)》、李醒的《二十世纪的英国戏剧》、杨敏主编的《东欧戏剧史》、林洪亮的《波兰 戏剧简史》、刘彦君的《东西方戏剧进程》等。
　　总的说来，“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的突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绩， 反映在如下的局部研究领域：
　　关于文明戏研究（早期话剧）。“文革”前，此项研究不乏资料，但回忆性的资料较多，“ 文革”后着重讨论的问题是文明戏的生成和起源问题。过去多以1907年春柳社演出《黑奴吁 天录》作为起点标识，而现在则把文明戏的起源推溯到了19世纪末期，文明戏研究有了新进 展，一是对产生话剧的内部条件作了比较充分的揭示，二是对外来影响主要是来自日本的新 派剧的影响作了更清晰的描述。能够体现这种研究进展的是袁国兴的专着《中国话剧的孕育 与生成》，此书从大量的史料中，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揭示了文明戏发展状况，兴衰原因，孕 育过程及其所受外来影响的诸多方面，并对早期话剧艺术形态的复杂性，转换形式诸因素作 了深入研究。三是，文明戏的资料，诸如剧目、研究资料都有新的整理和发现，出版了王卫 民的《中国早期话剧选》、顾文勋的《文明戏剧目》等资料集。
　　关于中国的思潮流派问题。过去只肯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在新的研究成果中，则 显示了历史的某阶段中所呈现的戏剧面貌的丰富性以及思潮流派的复杂性，从而以大量史料 为证，肯定了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自己的现代派戏剧。同时对三大流派的错综交织，共 涌 并进，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及其演变的轨迹等，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对现实主义的传统作了进 一步的辨析。田本相的论文《论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及其流变》，可作为近年思考的一 个成果。这篇文章旨在回应那些片面强调中国戏剧的战斗传统的说辞，试图从历史演变的概 括中，揭示现代话剧诗化现实主义，乃是其真正的宝贵传统（既是战斗的又是艺术的）。
　　如何借鉴外来戏剧的问题。丁罗男的《学习借鉴外国戏剧的历史经验》是最早的一部专着 。此论着虽有一些弱点，但其提出的问题有进行理论发掘的价值，它所论及的借鉴外来戏剧 的生吞活剥和拒斥所带来的历史教训，以及话剧民族化的思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话剧民 族化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戏剧史学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此方面论述也比较多 ，如关于五四戏剧观念的论争，即对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全盘否定旧剧的主张的再认识，对 “国剧运动”的再认识，对田汉与中国戏曲等问题的研讨，都试图提示人们，话剧民族化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和现实课题。一些研究者为宋春舫、余上沅翻案，意在揭示中国话剧发 展史当中，戏剧之民族化这条历史线索。中国人接受外来戏剧的过程，几经输入抵制，吸收 排拒、误读消融，模仿创造反复过程，这一历史进程表现为外来戏剧不断民族化、现代化的 过程，而民族化又是其中的关键，这不单是一个民族对西方艺术形式是否认同、在多大程度 上认同、经过怎样的吸纳、消化才得以认同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透过民族的精神需要和民族 的审美意识的自觉选择的问题。
　　　　　　四　话剧史学研究的新拓展
　　新时期的戏剧史学研究不但在研究视角、研究领域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新拓展 。
　　首先，是比较戏剧研究的发展。比较文学研究的重振，自然有助于推动中国比较戏剧的研 究。但对比较戏剧来说，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需要有更宽泛界 定范围的问题。中国的话剧作为舶来品，同外国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话剧的发展历 程中，几乎每一阶段，都可以看到外国戏剧思潮和剧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剧作家的影响， 因此比较戏剧研究是中国话剧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是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单向影响使然 。而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是相当突出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讨论，以及外国现代派戏剧的再次输入和演出，唤 起了人们对现代主义的兴趣，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最新的思潮；田本相的《试论西方现代派 戏剧对中国话剧发展之影响》一文，较早提出了中国现代主义戏剧的历史起源与现代发展的 问题，在考察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话剧发生影响的历史过程中，对以中国话剧为主体的接 受史、影响史作出总体的描述，并总结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从而对现代派戏剧思潮再度在 中国兴起的现实给以回应。
　　其次，在曹禺研究中，对曹禺所受外来影响的研究也有一些论文。研究曹禺必然要碰到比 较研究的课题，不懂易卜生，也就不懂得曹禺，当然还有其它。朱栋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 作 》一书，就自觉地把比较戏剧研究引入了曹禺剧作研究，因此揭示了曹禺创作中借鉴外来影 响并消化、吸收，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刘珏的《曹禺与奥尼尔》一文则较深入地探讨 了曹禺从奥尼尔戏剧中得到的心灵感应和审美启示，深化了影响的内在联系。
　　夏衍研究也是如此，如王文英的《夏衍的戏剧创作论》，陈瘦竹先生就指出她对夏衍所受 契诃夫之戏剧影响所做的艺术分析是相当深入的，而且是一个新的学术发现。陈坚的论文《 论苏俄文学对夏衍世界观的影响》、专着《夏衍的艺术世界》，则以较多的篇幅探讨夏衍所 受斯蒂文森、狄更斯、左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及苏联文学的启示，特别是在同 契诃夫戏剧的比较中，揭示出夏衍戏剧的艺术特色。
　　郭沫若史剧所受外来影响研究，同样得到重视，如所受席勒、歌德戏剧影响，陈瘦竹先生 曾有专题论文：《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所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田本相、杨景辉合着的《郭 沫若史剧论》一书，则对郭沫若的史剧受爱尔兰戏剧、德国表现派戏剧的影响等有比较详细 的论述。
　　如果说田汉研究较之以往有所深化，也主要表现在比较研究方面，如董健的《田汉与现代 派问题》，刘珏的《新剧之诞》、马焯荣的《田汉剧作里莎翁之魂》、朱寿桐的《田汉早期 剧作中的唯美主义问题》、刘平的《田汉与日本戏剧》等，这些论文，在剧作研究中都涉及 到田汉同莎士比亚、易卜生、梅特林克、惠特曼、魏尔伦、爱伦坡、波特莱尔等的内在关系 。
　　比较研究拓展了话剧研究的视野，从个别剧作家的影响研究，进入了对重要历史现象的追 索，对重要的外国剧作家，外国戏剧流派之传播，影响的探讨。如有关“易卜生与中国话剧 ”，“易卜生在中国”这样的课题研究，揭示了易卜生之影响，对形成中国现实主义话剧主 潮所起的重要作用。英国剧作家王尔德之所以受到中国研究者的注意，也在于他的唯美主义 的戏剧主张和他的一些剧作，对五四之后的中国话剧创作深具影响。其实，就比较戏剧研究 中所涉及到的诸如“果戈理在中国”，“莎士比亚在中国”，“契诃夫在中国”等课题，都 有人进行过专门的探讨。通过比较研究人们发现，从英国风俗喜剧、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直 至19世纪讽刺喜剧、幽默喜剧作家，如王尔德、波奈罗、巴蕾、哥尔多尼、谢立丹、毛姆等 ，对中国现代戏剧作家如丁西林、王文显、李健吾、徐xu、杨绦的喜剧创作都有过不同程度 的影响，由此揭示了中国幽默喜剧作为一个流派的存在事实。其它如“国剧运动”与爱尔兰 戏剧，还有外国浪漫派戏剧对早期文明戏的影响，同五四浪漫派形成的关联，新浪漫戏剧 对五四现代派戏剧的影响，都有研究者写过为数不少的论文。
　　从个别比较，进入综合的比较，历史的比较，这是一个深化的进程。这里要提到两部论着 ：刘海平、朱栋霖的论着《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在宽阔的东西文化 的比较视野中，透过哲学与戏剧，在奥尼尔与中国的双向影响渗透中，追索文化交融的历史 内涵。虽然是一个剧作家的影响研究，但却有着更延展的开掘。其书在三层构架中，探索奥 尼 尔戏剧创作与老庄哲学的关系，奥尼尔剧作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界随着自身文化价 值审美观念的嬗变，对奥尼尔戏剧的接受过程。焦尚志的《金钱与衣裳》从曹禺戏剧与古希 腊戏剧、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莎士比亚戏剧的联系与对比中，系统地综合地考察曹禺 所受外国戏剧的影响。葛聪敏的《五四戏剧与外国文学》一书，则是就一个阶段的中国戏剧 与外国文学的联系展开论述。
　　《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于80年代初提出设想，伴随着比较戏剧研究的深入而于80年代成 书 ，于93年出版。它汲取了当代比较研究思想方法和最新成果。如果说有一点探索，那么就是 ，如何把这些局部的、个案的比较研究，归纳、整合出一部能够揭示出文化嬗变的进程中， 民族意识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的学术专着。而在方法论上则主要探索把接受 研究与影响研究结合起来，更强调接受主体的作用。这不但是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探索，更主 要的是一个研究视野的拓展，“以我为主”来研究话剧的外来影响，使研究的意义指向有了 新的内涵。此书面世后，受到学术界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朱栋霖等对此书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它是“八十年代比较戏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展示了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一个 新的方向。”并且认为该书“对接受主体予以充分重视，并就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对外来 戏剧文化的误读”展开了有学术意义的论述。而乐黛云等则认为“这一时间跨越半个世纪， 洋洋五十万言的巨着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1、从中国话剧同外国戏剧运动、理论思潮和创 作的关系出发，阐明了中国话剧诞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2、阐明了外国戏剧理论思潮 和创作对中国话剧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并对之做出了历史的、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和估计， 同时还研究了这些影响的呈现形态和转换方式，进而探讨了这些影响得以实现的原因和条件 。3、给中国话剧在世界戏剧上定了位。”（乐黛云　吉令旭：《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中国现代戏剧史学”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不仅广泛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一些研究 者还曾以符号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原型学、形式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 ，介入中国戏剧史学研究，使研究的思维更加活跃，研究的思路更为开阔。关于中国话剧的 原型研究，如章俊弟的《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的精神联系——中国戏剧中人神恋神话原型研 究》，还有将原型研究用于曹禺剧作的，或对其进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如邹红《“家的梦 魇”》、《蛮性的遗留与悲剧的生成》等；文化学的，如宋剑华等对《雷雨》与基督教文化 关系的研究；接受研究，如孔庆东《[雷雨]接受史》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话剧研究 的新局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演剧史学的研究也正走向立体化、综合化，从文学剧本到舞台 美术、表演艺术，从剧作家研究到导、表演艺术家和导、表演艺术团体的研究，也就是说， 对戏剧的研究正依据其综合特性全方位的展开。譬如对张彭春、黄佐临、焦菊隐、于是之等 的研究，近年来均有一些着作问世，如苏民等人的《论焦菊隐导演学派》、邹红的《焦菊隐 戏 剧理论研究》，于是之等的《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林克欢编的《林兆华导演艺术》、话 剧研究所编辑的《军旅戏剧之花——总政话剧团》、《红火的山庄戏剧——承德话剧团》， 《走出低谷——沈阳话剧团艺术探索之路》，以及林荫宇编的《徐晓钟导演艺术》等。还有 关于一批关于文学剧本的舞台处理的专着问世，如，《＜雷雨＞的舞台艺术》、《＜茶馆＞的 舞台艺术》、《红白喜事的舞台艺术》、《哗变》、《＜红鼻子＞的舞台艺术》等等。
　　　　　　五　余　论
　　在对林林总总的“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进行了粗略回顾之后，再回头对新时期的话剧 史学研究作一个总体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当我们看到成绩时，也必须估量这些成绩取得的原 因，不可忽视它的缺陷和问题，对此作出分析，才能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个参考的路向。
　　中国话剧史学的研究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的研究中，新时期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潮流，以及它的内在的发展历 程，可以用“重写文学史”这个曾经被批评的口号来概括。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 下，在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的研究，几乎将一切作家和作品，一 切既成的艺术史，都当成了重新审视的对象，重新估定它们的地位和价值，重新探讨一切有 争议的历史分歧，虽然不能把所有的作家作品全都翻箱倒柜查一个遍，但可以说是所剩无几 了。而这一切不但体现着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劳绩，而且是他们在一个伟大的社会转 型期的精神历程的展现，是一个前仆后继、错综交织，互动互补，甚至相互冲突的个人和学 科内部的波谲云诡，思想活跃升腾的过程。
　　在“文革”前，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在既定的权威语境中，进行小心翼翼的阐释和转述。 并且还在被驱动着去批判那些稍有些许不同的学术意见，甚至操起权威批判的武器，在很大 程度上失去了独立的思考，也不敢或不愿提出大胆的独创见解。但是在新时期，则是怀疑论 的时起时伏的躁动，是在不断地怀疑，不断地拷问历史，更不断地拷问自己。这是一个多年 未曾有过的现象。停止怀疑是不可能有科学的；而怀疑却是科学进步的动力。这样才形成一 种新的传统，“重写文学史”就是渗透着这种怀疑论的精神，在所有科研成果背后都凝聚着 这种精神。当然怀疑是引导到对史料的重新发现，对史实的全新认证，因此才有全新的整合 、排列，“重写文学史”的过程才有宝贵的科学精神。而“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就是这 “ 重写文学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曾经参加多次有关中国话剧史学的研讨会，这种精神历程是相当艰难的。研究成果背 后是许多艰难困苦，一些结论并非轻易取得。至今，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仍不能说已经彻底 冲破了思想的牢笼。我们如何深入清理中国话剧中曾经出现的反艺术、非艺术的思想线索？ 我们如何去揭示和评价中国话剧艺术的真正传统？必须对这样一种历史走向给予科学清理？这 仍然是摆在史学家面前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清理，历史仍会是一片迷雾，而历史迷 雾又时常会萦绕于现实之中。我们痛感到，由于对历史教训认识上的模糊，致使在现实中某 些人总在不断重复历史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认真地正确地清理历史，也就不能真正地认识“ 现在”，历史上的惰性遗留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前进路程上的障碍。
　　我们看到“文革”之后最初的一批研究者，主要是基于一种对极左思潮的愤怒，把这种愤 怒情绪转化为批判动力，把批判理性同激情融于其研究之中，这是话剧史学研究作出的一种 敏感而大胆的学术反应。它带着一定的历史惯性，似乎又必须首先是一种“思想战”，甚至 是“政治战”，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对历史的清理变成为现实批判的组成部分。
　　随着开放改革，外界思潮的涌入，几乎是各种主义、方法席卷而来。犹如五四时期一样， 十几年来文艺界已经把各种现代的主义模仿跟随了一遍；现在，又是后现代主义的搬演。我 们到了应当深刻反思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认真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我们厚积 的民族传统和宏观的开放视野，去建构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亦步亦趋。我们认为，从 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有人认为这个学科再没有什么 可研究的了，对此说法我们是不赞成的。以前所做的研究，只不过是清理，扫除历史积垢， 因此，更沉实的学术攻坚还在后面。譬如我们还可举出一些没有涉及的课题如：在国家规划 的十大集成中，还没有把中国话剧列入其中，《中国话剧集成》、《中国话剧剧目提要》还 一直是纸上谈兵，我们还没有一部把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中国现代戏剧史，也没有《中国现 代戏剧舞台艺术史》、《中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史》等；至于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 研究更是一个空白点。应当说，戏剧研究不是没事可做了，而是没有人来做。因此，中国戏 剧史学研究，还必须发扬“重写”的精神。但是，这种“重写”精神，主要是指建立在完备 历史资料上的创新性、以科学的态度和现代思想为前提的学理性，以谨言慎思、公正合理为 基点的学术性。如果要把今后的戏剧史学研究推进一步，那就必须在创新性、学理性和学术 性上提高自觉，以扎实的资料、严密的学理和严肃的学风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对“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既不悲观，也不乐观。从总体来 说，由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变化，使得知识分子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而学术研究态 势的整体下滑，更加之话剧自身的困境，都给戏剧史学研究带来困惑，因此，一些研究者流 失是必然的，而一些研究者也会继续他们的寂寞、贫困但却不无意义的学术研究，大概，这 就是中国戏剧史学的未来和希望！
　　收稿日期：2001-02-06
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7～36J5舞台艺术田本相/宋宝珍20022002对“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对新时期中国话 剧史学研究作了总体评估：目前，戏剧研究的队伍正逐渐扩大，对富有代表性的戏剧成就和 戏剧总体面貌的研究正不断深入，曾经被认为禁区或为人冷落的学术领域正被不断开拓，中 国现代戏剧史学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史、文学史乃至中国 现 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史学研究/回顾和展望/突破和深化/新拓展田本相(1932-　)男，天津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北京 100000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北京 100000 作者：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7～36J5舞台艺术田本相/宋宝珍20022002对“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对新时期中国话 剧史学研究作了总体评估：目前，戏剧研究的队伍正逐渐扩大，对富有代表性的戏剧成就和 戏剧总体面貌的研究正不断深入，曾经被认为禁区或为人冷落的学术领域正被不断开拓，中 国现代戏剧史学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史、文学史乃至中国 现 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史学研究/回顾和展望/突破和深化/新拓展

网载 2013-09-10 20:40:1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