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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通过对吴晗历史轨迹的研究可以发现,吴晗的人生悲剧竟然跟他的“跟风”有关,跟政治动向有关。 但是,解放前的吴晗却是有傲骨而无媚骨,用他的话说,是很有“骨气”的。 1941年,国立编译馆约吴晗编写一部《明史》。书稿完成后,送到编译馆。过了几天稿子居然被退回,退稿信上附着编辑的审核意见:“‘红军之起’,拟改‘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发。”意谓只要将“红”字改为“民”字,作品就可以出版。并说明可预先支付部分稿酬。正在陷入生活困境的吴晗多么需要这笔稿酬以渡难关,但是他认为,元末起义军就叫“红巾军”,如此改动,岂不有违史实吗?这与他做学问的一贯良知相悖。于是他回复审核者:“宁可不出此书,此字万不能改!”一个正直文人的铮铮傲骨跃然纸上。 吴晗工作的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3年7月,吴晗经潘光旦等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是吴晗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从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除了每天提篮子买菜、上课教书、照顾卧病在床的妻子、研究明史以外,还以更大的热情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发表演说,主编刊物,征集签名,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吴晗拍案而起,和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楚图南、罗隆基等人毅然走上讲台,义正词严地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人们称吴晗和闻一多是“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一个鼓手一个炮手”! 此时的吴晗没有“跟风”,完全保持着一个文化学者独立不移的人格,面对强权专制,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有的只是不屈的抗争和历史的担当! 1946年吴晗随清华大学迁回北京,由于他倾向中共,国民党“华北剿总”将吴晗列入“黑名单”,随时准备暗杀他。在大逮捕之前,吴晗偕同妻子袁震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49年2月,吴晗受党中央委托,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50年代中期,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由学界跨入政界,位高权重,名满天下。 然而从此以后,吴晗开始“跟风”了。这位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停地跟着政治方向传,跟着领袖的思想转。他的建国后的史学着作,已经没了早年的激情,也没有了当年求真务实的仔细考证。他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习惯于大量引用领袖的语录。他的历史着作也不少,但大都是图解政治、配合形势的“跟风”之作。不仅让后人诟病,也给自己带来了悲剧。 一部名着《朱元璋》,四易其稿,改来改去,都只为配合政治,迎合领袖思想,导致失败。 《朱元璋传》是吴晗唯一的历史传记,完成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那时他思想开放,充满激情,既遵循儒学历史传统,又有发挥创造。他的笔下,有对东林党人的同情,有对文字狱的憎恨,有对生与死的忧虑,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吴晗花费笔墨最多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皇帝朱元璋的刻画,全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曾这样生动地描写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地上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网外的人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有人说,吴晗早年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当时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朱元璋刻画得如此鲜活而透彻。但是,建国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就开始不断地修改,甚至重写。他把修改好的作品让毛泽东“斧正”,毛提了些意见,他推倒重来,继续修改。然而他的所有的修改,都是失败之举。修改后的作品,揭露黑暗、批判专制的锋芒消失了,对文字狱大段大段包含激愤之情的精彩描写居然被删掉了。 尤其是他笔下的朱元璋竟然像“变色龙”一样,根据政治需要不断变化。初版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为了政治需要,拿朱元璋来映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变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着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后来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要求把朱元璋写的好些。于是“流氓”又变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 这种把历史当成面团来回揉搓,把历史人物当成“变色龙”一样来回变化,这种善于配合政治需要、善于搞映射史学的作派,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共识网 2015-08-23 08: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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