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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视里清宫戏演得多，御史这个官衔逐渐被现代人知道了。一般的理解，御史是言官，是专门给皇上提意见的。当我们看到孙嘉淦之类御史在皇上面前梗着脖子较劲，常会产生好奇心，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其实，在历史上，御史不只是提意见的，还有一个职能，是司监察之事。监察百官的政绩和对皇上的忠心程度。不过，因为在表现宫廷斗争的戏剧中，人们往往会对冒死直言的御史产生兴趣。那是因为御史并非掌握实权的职位，拿句不中听的话说，是“嘴上的把式”，对于监察职能来说，实在是虚得很，很难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所以，不那么引人注目。

在中国历史上，御史这个官职是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呢？

应当说，我们现在认识的御史职衔，是从秦朝起开始设立的。当然，追溯到战国时期，就有御史的说法了，不过战国时的御史是记事的，相当于秘书。而秦以后的御史，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职责，主要是纠察和监督。秦以后，到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御史一职。尽管地位有时高些，直接向皇帝汇报，有时低些，归丞相领导，在职务描述上，也有一些细节不同，但是大的原则是基本一样的。到了清初，御史所在的衙门叫做都察院，按照皇太极的上谕：“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顺治初年又规定：“凡朝廷政事得失，民生利弊，以时条上，百官有奸贪污绩，亦得据实纠弹。”这是中国的王朝经历近两千年的统治经验后，对这个岗位职责的十分准确的说法了。

御史这个职位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有存在的理由。直到今天，我们在戏剧中还能经常看到御史的存在，并且还常作为正面形象来处理，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在我们的印象里，御史们敢于摸老虎屁股，在朝廷上敢于对着皇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大都是我们在舞台上或银幕上得到的印象。实际上，御史们不会无所顾忌地对着皇上说三道四。因为，皇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喜怒无常，皇帝手中的刀毕竟比御史们的脖子硬一些。

然而，历史上仍然有御史敢于说话，也有皇帝愿意听那些不中听的话。有一个例子发生在雍正年间，有位敢讲真话的御使叫李元直，一天上了一道奏折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若皇上认为不可以，那就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就是这样一个奏折，受到了雍正的赞赏，他把李元直招进内廷接见，还赏他荔枝吃，称赞他“真实任事”。在那个年代，京城里吃荔枝毕竟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是和皇帝同食呢！说明了皇帝对御史的意见还是重视的。

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王朝后一直到今天，封建王朝的许多机构并没有像皇帝一样被罢黜，而是大都保留下来了，只不过换了名字，如国防部顶替了兵部，人事部和组织部顶替了吏部，财政部和民政部顶替了户部，建设部顶替了工部，司法部和法院检察院顶替了刑部，等等。

那么，谁顶替了御史衙门呢？还是有的。如现在中国大陆的监察部和中纪委就有过去都察院的功能。但是，这些机构主要的功能还是对官员的品德和政绩的考核，而过去御史衙门对于最高领导机构的谏言职能好像没有保存下来。看看其他的先进国家，在政府机构中好像也没有类似的职位。为什么呢？仔细想想，也有道理，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大众媒体的监督，所有意见的转达，只能通过皇帝的微服私访，或者通过言官的奏折。而现在，各种媒体时时刻刻都在把各种意见报道出来，自然就不用言官这种角色了。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了媒体，就不要御史了，或者准确一点说，御史的言官作用，被媒体取代了。

但是，具体到中国，情况还有些差别。

目前，中国的媒体可以转达一部分意见，但还远没有达到可以没有顾忌地表达自己意见的程度，哪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即便是有少数人可以看到的内部参考、动态清样，也做不到既畅所欲言，又十分准确。因为能够看到这些东西的是少数人，而编辑这些东西的人，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也不可能没有顾忌。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在中国有了许许多多的媒体，两千多家报纸，八千多家杂志，还有众多的网站、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言路是畅通的，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缺少民主的训练，由于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还在转型中，近年来才开始逐步和世界接轨，要真正做到准确地、通畅地表达下情，还是有着一定难度，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

看似畅通的东西实际不畅通，是会误事的。就像我们得了病，如果没有大夫治，我们会积极去找好大夫、好医院，但如果已经有了大夫，觉得放心了，就不再去琢磨更好的办法，而恰恰遇到的大夫不怎么高明，甚至可能是庸医，那就被彻底耽误了。

共识网周志兴 2013-09-01 14: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