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兆铭的二号人物。在这一时期，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势力也得到了增强，汪兆铭也成了国共两党公认的左派领袖，甚至“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量”，为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发展不断提供便利。而蒋介石在最初本是不赞同容共的，所以看到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越做越大，心中不免担忧，他曾向汪兆铭指出，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与第三国际的联系需在一定限度内，不能使国民党丧失自主地位。在国民党二大弹劾“西山会议派”时，蒋介石主张团结本党，对“西山会议派”从轻处分，借以获取右派人士的支持；同时，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还提出“出兵北伐，统一中国”，但遭到了代替鲍罗廷的总顾问季山嘉的反对，二人矛盾突显。

此后，季山嘉又削减黄埔军校经费，增加王懋功第二师经费，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和怀疑；2月24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将广西的军队改编为第八、第九军，然而当时广东有6个军，按照次序，广西军队应该为第七、第八军，蒋介石认为季山嘉将第七军的建制空下来必然是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然后任命王懋功为第七军军长，于是迅速将王懋功扣留，押送到上海。在整个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冲突中，汪兆铭一直支持季山嘉，汪、蒋在刺廖案后驱逐胡汉民、许崇智上的合作正式宣告结束，新一轮权力角逐即将开始。

1926年3月18日，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得到命令，要求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李之龙随即令中山、宝璧两舰于19日从广州启程，但到达黄埔后发现被并没什么任务，于是又开回广州。这时，蒋介石宣称中共李之龙欲造反，并于3月19日夜下令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解除其武装，包围苏联顾问住所和共产党机关，扣押了国民党左派数十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零事变”。

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历史真相一直都是个谜，共产党的历史课本上认为这一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中山舰的调令根本就出自蒋介石之手，其目的在于打击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在海外，也有学者认为，正如蒋介石所认为，事件的原因是汪兆铭和苏联顾问以及中共欲绑架蒋介石，用中山舰将其劫持到海参崴，然后送到苏联，达到排蒋之目的；另有少数人，包括一些事件当事人认为，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斗争的结果，李之龙派出中山舰，并非蒋介石所说，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调遣，同时中共也与此事无关，更无造反、暴动之意，这完全是汪兆铭和苏联顾问的阴谋。

因为蒋介石一开始觉得“中山舰事件”是因汪兆铭和苏联顾问要绑架自己而起，所以他在事发之初，曾考虑到汕头避难，但随后蒋介石便发现这是一个搬到汪兆铭、夺取大权的良机。“中山舰事件”爆发后蒋介石所采取的应对行动引起了汪兆铭的不满，他觉得自己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举措居然不通知自己，简直就是造反。这时，汪兆铭认为凭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资历，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搬倒自己，于是开始部署“反击”，但很快他就发现，整个广州都被蒋介石控制了，他根本没法派人到黄埔搬救兵。鉴于蒋介石军权在握，汪兆铭不得不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后前往法国。

“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季山嘉被迫回国，第二师各级党代表均被解除，黄埔军校内的中共党员被迫全部撤出。不过这次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国共合作，蒋介石还需要中共的力量进行北伐，也需要苏联的继续支持，所以他并没有和中共决裂，只不过是削弱了一下中共在国民政府内的力量。同时，共产国际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也需要继续利用蒋介石，所以事件发生时，身在莫斯科的鲍罗廷和加仑立刻赶回广州，与蒋介石谈判，达成了继续联合共产党，共同完成北伐的协议。从“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逐步成为了国民党内的新右派。

汪兆铭被迫辞职出洋后，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即所谓“整理党务案”。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联俄容共”期间肯定其领导地位的一部具体文献，它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超过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等。对于该提案，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妥协退让，派张国焘到广州指示出席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代表接受提案，使提案顺利通过。

随后，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全部离职，国民党右派取代之。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后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控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拥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的准备北伐的议案也得到通过。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决定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下达了北伐的动员令；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在大陆又被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该战争最终结束了民国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使中华民国政权归于国民政府之下。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于北伐战争尚未完成之时，即与北方北洋军阀政权存在时间上的交集，因此我将北伐战争分作两段来讲述，前一段就放在“民国百年（四）：北洋割据时期”这部分，而后一段则放在“民国百年（五）”中继续讲述。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中国北方北洋军阀大致有三大势力。在直奉联合打败国民军，控制北京政权后，直系吴佩孚控制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和河南一带，拥兵25万。直系孙传芳为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其势力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一带，号称20万之众。关外奉系张作霖雄踞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直隶，再加上驻于山东隶属奉系的张宗昌，奉军兵力不下50万人，当属此时最强大的一支军阀。

此外，退居西北的冯玉祥因加入了国民党，故可不算做敌人。山西晋系的阎锡山因早年加入过同盟会，所以也可以认为是国民军潜在的可合作者。

虽然形势严峻，但还是有一些值得高兴的好消息。统治湖南的军阀赵恒惕与吴佩孚素有勾结，后唐生智与赵恒惕交恶，起兵反赵，吴佩孚遂于1926年4月派兵征讨，也因此迟迟没能北上与张作霖会面（上一次说过）。5月，吴佩孚军击败唐生智，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广州方面随即派国民革命军和桂军入湘作战。6月，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

吴佩孚的参谋曾劝说：唐生智虽不足惧，但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小觑了，湖南的局部问题必将成为南北问题，不可不重视。从第一次护法战争开始就多次得心应手的处理过湖南问题的吴佩孚，这次小看了湖南，小看了唐生智，小看了南方的革命力量，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了国民政府，对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对吴佩孚来说，这就是他走向失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