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百年（二）：晚清亂局（9）——第二次鴉片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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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在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从香港出发，进犯虎门，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858年1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叶名琛被俘，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联军随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并扶植投降卖国的柏贵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占领广州后，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谈判并签订新约，否则便北犯白河口。1858年3月底，清政府拒绝了联军的要求，于是早已聚集在上海的联军舰队开始北上，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开始。由于清政府一直认为英法不会真的北犯，只是威胁恫吓罢了，因此一直没有做战争准备，直到最后关头，咸丰才下令沿海各要塞加紧布防。

1858年4月，英法联军舰队抵达天津门户大沽口。清廷答应谈判，但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俄国公使返回黑龙江，在那里进行谈判。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谈判，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就在当日，联军开始轰击大沽炮台，清军伤亡惨重，炮台失守。随后，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直抵天津城下，并宣称“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咸丰皇帝得知后，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6月，桂良等被迫接受了联军全部要求，相继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扮演“调停者”角色的美俄也诱逼清廷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

根据《天津条约》，中国不但向英法赔款，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还允许了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并修改了税则。

对于《天津条约》的签署，在清政府高层实际存在着很多反对意见，尤其是对“外国公使驻京”一条，但由于当时兵临天津，京畿难保，咸丰皇帝才不得不采纳桂良的建议，同意立刻签约。所以，当1858年7月英法联军陆续南撤后，咸丰的态度就变化了，感到自己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害，于是要桂良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之机，以全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历及赔偿军费等条款。10月，桂良、花沙纳到达上海，几经努力终于使额尔金让步，答应英国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随后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接受惠亲王绵愉等人的建议，加强了天津一带的布防，重建大沽口炮台，设置重兵以备不测。

在签署《天津条约》时，清政府曾和列强约定隔年于北京换约。可是，到了1859年3，4月间英法美三国公使前来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清朝方面却提出“希望在上海换约”，并让桂良等为此作最后努力，万一失败，只要英法两国的军舰停泊在大沽口的拦江沙以外，两国公使少带从人，则也可同意他们在北京换约。

1859年6月，三国公使拒绝了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率舰队抵达大沽口外，开始了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这时候，咸丰皇帝一方面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一方面令直隶总管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20人，并不得携带武器。然而，英法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武装护送公使，并在行进过程中与清军交火。清军和联军的战斗异常激烈，清军多名将领阵亡，联军也损失了多艘战舰，死伤数百人，其总司令也身负重伤，后在美国舰队的帮助下，联军部队撤出战场。清军取得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列强作战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英法虽然战败，换约不成，但美国公使却按照清政府的要求从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而俄国公使也在此前于北京换约。咸丰皇帝看到取得了对英法的胜利，“小胜即骄”，断然撕毁了与英法的《天津条约》。

英法战败的消息传回欧洲，舆论一片哗然，公然叫嚣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59年底，英、法两国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格兰特、孟托班为远征军总司令，组成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开始了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联军先占舟山，又占大连、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当时的清政府一心致力于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咸丰皇帝认为如今海防已经非常严密，且英法战败后必定心存畏惧，不敢盲目进攻，这次只不过是想“以战求和”罢了，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要以安抚、和谈为主。头年取得了大胜的僧格林沁也有骄傲情绪，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备，专守大沽口。这一消息随即被俄国公使获知，并告诉了英法联军。

1860年8月，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未遇任何抵抗，顺利占领北塘，驻守大沽口的僧格林沁没有及时抽兵反击，以致坐失战机。北塘被占，咸丰帝感到事态严重，急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但额尔金、葛罗拒绝了恒福提出的谈判要求，并要清军交出大沽炮台。随后，联军从北塘出发，攻占塘沽；在拒绝了清政府的和谈请求后，联军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军不敌，炮台旋即失守。见北岸炮台失守，僧格林沁自知南岸炮台也难保全，便按咸丰的旨意，尽撤南岸守军，向天津退却，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

英法联军彻底占领大沽炮台后，溯白河长驱直入。僧格林沁打算与敌人野战决胜负，便尽撤天津守军万余人到通州，而联军则在无敌军阻击的情况下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天津。

天津的陷落极大的刺激了咸丰皇帝，他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与联军议和。但英法方面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和“增开通商口岸”不说，还要求撤走通州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于是，咸丰下旨拒绝了英法的要求，并于1860年9月诏谕军机处和诸王大臣，要与英法决战。

至此，在经过英法联军三次北犯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了最高潮，联军进攻的矛头已经不可避免的指向了清王朝的中心——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