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瀛台，朝政大权又直接掌控到慈禧太后手中，光绪帝则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囚帝生活。不仅如此，慈禧觉得自己当年将4岁的光绪选入宫中做皇帝，又亲手将其抚养成人，可光绪却搞变法，妄图逼自己交权，真是太不像话了，于是便打算废掉光绪帝，改立新君。

慈禧欲兴废立之举，但对内没有足够的理由，对外又害怕外国人干涉反对，于是就找亲信荣禄商量，结果荣禄给出了令慈禧满意的答复。荣禄认为，当初立光绪时，两宫太后曾有一个约定，等将来光绪帝有了儿子，就把这个儿子过继给同治帝为子，将来作为同治帝的后人继承皇位；但目前的情形是，已到盛年的光绪帝还没有生出儿子，所以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从皇室近支中选择一个大阿哥作为同治和光绪的继承人，并做皇储培养，借以逐步取代光绪帝。经过慎重的考虑，慈禧决定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

下面说说溥儁入选的原因。和当初光绪帝入选的原因类似，溥儁的入选和他的生父端郡王载漪有直接关系，这事还得从嘉庆皇帝说起。嘉庆皇帝共有五个儿子，长子夭折，次子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旻宁，三子是敦亲王绵恺，四子是瑞亲王绵忻，五子是惠亲王绵愉。其中，敦亲王绵恺无子，于是后来道光帝就将其皇五子奕誴过继给了绵恺，载漪正是奕誴的第二子；瑞亲王绵忻的爵位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奕约，因此爵位非世袭罔替，故奕约降格一等为瑞郡王，并改名奕志，这个奕志也没有儿子，于是载漪又被过继给了奕志为子，后来载漪继承了奕志的爵位，又降格一等为贝勒；再后来，载漪被晋封为郡王，由于当时圣旨将“瑞郡王”误写为“端郡王”，因此将错就错，载漪就做了端郡王。另外，溥儁的生母还是慈禧的娘家侄女，所以和光绪帝一样，溥儁也处在爱新觉罗氏和叶赫那拉氏的血缘交叉点上，慈禧选中他做大阿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光绪25年，公元1899年底，慈禧正式下懿旨，将溥儁入继穆宗为嗣，号“大阿哥”，并打算次年（1900年）让光绪禅位，由溥儁继位，改元“保庆”。慈禧的这一做法不但遭到了庆亲王奕匡等大臣的反对，而且各国公使对此也都存有异议。自从甲午战争之后，后党和李鸿章就推行亲俄的外交路线，而英、美、日等国则支持光绪帝来抵制俄国；戊戌政变后，慈禧训政，控制了大权，这自然让英美列强非常不爽，他们对慈禧囚禁皇帝，“篡夺”政权很不满意，对于慈禧要废掉皇帝，当然就更不能接受了。在列强的干预和反对下，慈禧被迫放弃了让大阿哥取代光绪的计划，不过她也因此对列强怀恨在心，时刻寻找报复的机会。最终，慈禧找到了一个能在某种程度上打击列强以解心头之恨的方法，那就是充分利用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是清末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一带的秘密结社组织，从1899年开始，义和团越闹越凶，其主要打击目标是外国在华的教会组织，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受了列强气的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一度非常暧昧，她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迫于外国的压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围剿，另一方面则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纵容他们攻击外国人。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他们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终止骑墙政策，立刻表明态度，解决义和团问题。结果近两个月过去了，清政府没有任何表态，于是各国公使第二次开会并声明：如果中国再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谁知又过了20多天，清政府仍然没有给出答复。

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军进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一周后，列强的军舰便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事态开始扩大。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郑告总理衙门，声称不管中国政府态度如何，各国公使都要调兵来北京；5月31日，慈禧太后慑于压力，同意各国调少量兵员来京，并要求一旦北京局势稳定，就要立刻撤走。随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先后共派官兵442人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八国陆海军数千人先后进入天津租界，此后又陆续增兵，最多时达到十多万人。

到6月初，清政府已经下达了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满足了列强的要求，但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虽然慈禧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但从6月11日开始，在以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为首的清廷主战派王公大臣的默许下，北京城九门大开，义和团团民蜂拥入京，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进入京城的义和团团民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并没有对外国人进行袭击，直到6月12日发生了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事件，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不过，发生袭击、导致局面失控的责任恰恰是在列强自己。

6月9日，也就是在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两天前，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决定：再从天津租界抽调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拉率领，分批乘火车进入北京；6月10日，联军自天津启程乘火车陆续向北京进发。西摩尔率军开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立刻在京城内引起了恐慌，在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开始升级，外国使馆卫队在得知援军将至后，也开始主动出击寻衅，与义和团和清军发生冲突，这才导致了6月11日大批义和团团民进京和12日围攻、焚烧教堂的事件。

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可能爆发的战争，慈禧终于坐不住了，6月13日，她发布了一连串的上谕，一方面指挥进行备战，一方面坚决镇压义和团以求得列强的谅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本来乘火车当天即可到达北京的西摩尔的部队却在6月10日出发后不久就没了消息，因为他们在路上遭到了顽强的阻击。

当时，京津铁路部分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只能边修边进，结果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被迫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追不舍，将联军围困于廊坊。6月14日，西摩尔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同日，在北京的外国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义和团团民，而慈禧则连发8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 

当时，为了按列强要求镇压义和团，清政府调动了天津海防前线的大批部队，因此造成了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同时，从外省调遣的勤王军队短期内也无法到达。危急形势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变化，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她开始考虑联合义和团对抗洋人，亦即“联拳抗洋”。6月16日，慈禧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派兵阻拦西摩尔联军，以阻止联军大部队入京，同时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并将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同一天，双方的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联军的军舰则已做好了登陆准备，战争的阴云密布，已经是无法阻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