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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自信“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孟老夫子,仁呀,义呀,喜欢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且是见了当权派就讲。
在他的心目中,仁者无敌。
可是当时七国纷争,相互都是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火烧眉毛的存亡问题,对梁惠王们来说,孟子的大道理,只能是东边耳朵进,西边耳朵出。
其间想实行仁政的,倒还可能会招来麻烦。
万章向孟子请教时,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宋是个小国,现在要实行仁政,齐楚两国对此很讨厌,就出兵攻击它。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宋国如果实行仁政,自然就会对其他国家的百姓产生吸引力,或者是想偷渡到宋国,或者是想入非非,希望全盘宋化:人家宋国都能够实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行呢?如此一来,对齐楚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就是无形的威胁。因此齐楚两国试图通过国际干预,把宋国的仁政扼杀在摇篮之中,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怪事了。不过,这种因政治文明差异而引起冲突的事情,只是当时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小插曲而已。
不管怎样,反正最后定江山的,不是仁者,而是嬴政的金戈铁马。用一句套话讲,就是实践证明孟子的理论行不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理论学说也一样。
所以,弄的到了汉代,桑弘羊还在说孟子“不知世务”。
其实鼓吹以德服人的孟子并不傻,他心里很清楚,不仁道也可能得到一个国家,只是他坚信霸道不能使天下心悦诚服。
也正因为这样,孟子经常引用这个故事:商汤征伐南方,北方不高兴,征伐东方,西方不高兴,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拉在后面,而不打我们这里呀?”老百姓盼望商汤赶紧来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就像大旱盼甘露一样。箪食壶浆欢迎解放者,只不过想逃避水深火热的苦日子罢了。在孟子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或者愿意接受这样的道理。
有一年,邹国跟鲁国交火吃了大亏,光领导干部就死了三十三个。这也算是国恨了吧,可老百姓楞没有一个出来帮忙报仇表现出点爱国主义精神来。对这事,邹穆公忒生气:“杀了他们吧,又杀不了那么多;不杀吧,看到他们对长官见死不救,又实在可恨。”于是他就问孟子该怎么办。
孟子直言不讳:平时政府不但不关心百姓疾苦,还变着法子欺负他们,现在你的百姓这样做,也算是对政府的回报。你也不要责备他们了。如果你实行仁政的话,老百姓自然也就爱戴上级,有事的时候也愿意为他们牺牲了。
在孟子他看来,权位首先意味着责任,而不是意味着百姓有了无条件忠诚的对象。
孟子路过齐国的平陆时,问当地的领导孔距心:“如果你的战士一天三次失职,你会开除他吗?”
“等不到三次,我就把他开了。”
孔距心回答的很果断,却没想到孟子接着不留情面地指出:“你自己失职的地方可不少啊。饥荒年成,平陆百姓有饿死的,有逃难的。”潜台词很清楚。
孔距心也不傻,赶紧为自己辩解:这事可不是我孔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接受委托,给别人放牧牛羊,那就有义务去找牧场和草料。如果牧场和草料都找不到,他应该物归原主,还是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牛羊一个个死掉呢?”
于是,孔距心认了错。
过了些时候,孟子见到齐宣王,就跟他说:你的地方领导,我认识五个,可只有孔距心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罪过。
这样追问责任的圈套,孟子也让齐宣王钻过一回。
孟子问齐宣王:假如您有一个臣子,他要去楚国,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照顾,结果回来发现,妻室儿女在挨饿受冻。您说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跟他绝交。
“如果您的司法官没能管理好下级,那该怎么办?”孟子的话又进了一步。
“那就撤他的职!”齐宣王回答得一点也不含糊。
接着,孟子又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搞得很糟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挺尴尬,东张张西望望,就把话题给岔开了。
此后二千年多年里,居然一直未能顺着这个故事追问下去,是中国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
当然,追问是有风险的。换到秦始皇的时代,谁要是这样跟嬴政说话,非掉脑袋不可。
所以孟子需要宣扬“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有一次,孟子跟纵横家景春辩论时就说:如果觉得正义在握,就应该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叫大丈夫。
孟子的这番话,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如果国民都把孟子的话奉为座右铭,朝廷还怎么统治呢?按照法家的理论,治国靠的就是刑赏两手,哪一手都软不得,倘若钱也收买不了,刑罚又吓唬不住,这样的刺头留着对朝廷有什么用呢?因为朝廷没法把他们当驯服工具用呀。把那些出头鸟给剪除了,一方面向老百姓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胳膊扭不过大腿,老实听话才能活命,另一方面,也就维持了整个社会的怯懦和散沙状态。用法家的话来说,这就是弱民强国之术。在法家的理想国里,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标准和原则,朝廷今天说,一加一等于三,跪下呼万岁,朝廷明天说,一加一等于五,还呼万岁。弄得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没有骨气没啥出息,是历代王朝千方百计要做的一件大事。
当然,孟子也明白,不可能举国上下都是大丈夫,但他并不因此就觉得人的觉悟低,需要强制改造。当告子一本正经地说,要像把柜柳树制成杯盘那样,也把人的本性改造得符合仁义,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孟子,却很是不赞成告子那种居高临下的思想改造:“率领天下人损害仁义的,一定是你的这种学说!”
所以孟子只是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个政治道德的底线,是任何人要做都能够做得到的。虽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大丈夫,但起码可以做小丈夫。小丈夫不是小人,尽管没有砍头不要紧的胆量,偶尔为情势所迫,也有违背良心的时候,但他始终知道自己违背良心,只要没有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他就不会主动跟大丈夫划清界限,或者主动说大丈夫是傻冒,一有机会,他就会听从良心的召唤,也就是说,他始终有一颗向善的心。这样,社会可能就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就会有一股“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每个国民都会生活得有尊严。
尽管孟子跟自己的弟子陈臻说过,“哪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但他并不鄙视金钱,相反,他深知金钱的力量。有一次,滕文公向他请教治国的问题时,孟子为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异曲同工。
孟子明白,如果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儿,年成好,过的穷困潦倒,年成不好,就死路一条,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每个人竭力活命都怕来不及,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思学习礼义呢?经济不独立,思想政治上也就难以独立。除了万里挑一的大丈夫,一般人没有饭吃了,能不惶惶如也?
孟子明白的道理,专制者也明白。自从秦始皇以后,朝廷尽可能把每个人的生计、小命,都牢牢拽在自己的手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统治者就把国民的自由和生存问题对立了起来。通过控制国民的活路,使国民不敢想望自由和独立,通过剥夺国民的独立和自由,使国民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秦以后的王朝实际上就是最大的绑匪,不听话就撕票。所以,中国人生下来不是想给皇帝拉马车,而是朝廷千方百计要把百姓弄得生下来不能不给皇帝拉马车,否则就没有活路。
这倒使我想起了加尔布雷思自传里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加尔布雷思非常疲惫,想休息一会,吩咐女佣把所有的来电都给挡掉。不久,林登·约翰逊总统打来电话,让她叫醒加尔布雷思,可这位女佣说:“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而不是为你干事。”
这个女佣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但她却能够做一个中国需要大丈夫才敢做的事情。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固然是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距离,但文明的差距恐怕更大。
黄钟 2012-03-31 2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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