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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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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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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象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 哈里森·福尔曼着《西行漫记》第二十一章摘要

西行漫记 2012-08-21 17: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