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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谢泳 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着有《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论文集 1996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着有《〈观察〉研究》一书，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着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余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

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也许与个人阅读风格，口味违和，粗翻之下，失望！作者可能就是这种写作风格，当然也可能是怕得罪人，太四平八稳，太平和了！没有棱角，当然更谈不上激情！书中提到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不远的那场浩劫中可都没闲着，充当了当权者的帮闲，帮忙，帮凶，作者最后居然对此表示了理解，以这个角度，你让那些受迫害者情何以堪？

看了一遍，没有激动感，但是隐隐约约觉得是好书。

其中一半人我都是第一次听其大名，不过总认识其中孕育着高贵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楚。

C国的制度，好像总是在把精英淘汰，而留下渣滓。

就像阉割最雄健的骏马一样，久而久之汉族骑兵从击灭匈奴的英雄，变成了草原民族马蹄下的亡魂。

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

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认为，是他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只有表面的亲和力，而性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参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就...

谢先生的这本书仔细看完，关于1949年知识分子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并不尽然是政府高压的结果，知识分子也无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我想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何处去，不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不清楚，中共的核心领导层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可能都不甚明了。这绝不是谢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幼稚”问题。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关注过1930年代兰格和哈耶克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在1950年代的人类社会对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认识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楚。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50多年前的事，莫要以今天的立场想当然才好。

无疑像谢先生所说，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但在思想上，我并不认为当年的知识分子有何过错。面对社会的巨变，我相信当年的储安平和费孝通们一定是在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逻辑和价值观念。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转变是时局巨变的结果。1957年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冲突，应该与他们对1950年代初几年的观察有关吧。有些知识分子是坚定的反共斗士，如胡适之类，因而他们1949年后去了台湾；有些知识分子有鲜明阶级立场或民族立场，在中共取得优势之前就已经左倾；大多数知识分子根据时局的变迁来选择和修正自己的信仰和行为，这又有什么错呢？这只是20时期中国社会巨变的结果而已。

另外，学术立场可以各有不同，但要描述历史，还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为好。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毕竟是两码事。

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的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谛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文化精神不同了。\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是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到同时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

《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与热情，我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的最终落空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首先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以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其次，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为怎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中未产生一个既有现代思想，而又扎根传统的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更在于没有找到现代和传统链接起来的粘合剂，从短暂的历史中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从更长选的历史去看，我们又可以说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义正是由他们开始的。

储安平认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岩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オ真正投人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査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箱关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论，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这次办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又不这么简单。

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认为，是他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只有表面的亲和力，而性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参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最先接触什么思想资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总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知识背景多是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所以在获取知识上，恐怕真也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今天比较开明的老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为什么开明的思想源头，要么是大学的教育，要么是留学的经历或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与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何永伟《中国在战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乾《红毛长谈发》

樊弘《两条路》

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周东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估生原理》

储安平《英国采风路》

2023-11-10 17: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