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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对于大家族的叛逆，对于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在奔向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其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

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

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人为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为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

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

红军初进延安城，被派往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周生荣，是个年方18岁的米脂姑娘。米脂就有这么个讲究：要是谁家的姑娘对人讲话干干脆脆，脸不红，声不软，就会遭人说闲话。可是，作为延安县的妇女部长，若是羞羞答答，就没法工作，所以，就不能羞。

几年后，由习仲勋代表党组织，安排决定了她与李会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了羞涩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习仲勋那里去谈工作，正“巧”李会有也进来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动与李握手，李却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她心想，这人怎么还这样封建呢？

习仲勋笑着把他们俩看了一阵，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说：“你们两个美得太！”李会有脸红腾腾地也跟着说了一句：“就是美得太！”

周生荣懵了，闹不清领导同志说的是啥意思，就问：“甚么美得太？”习仲勋把腰一挺，朗声笑道：“你们两个过日子美得太嘛！”

地道的陕北话，醇厚质朴，说道这等新潮时髦的革命婚姻，抑扬顿挫的腔调里，满蕴着的是美轮美奂、醉人心脾的豪情爱意。

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短距离地直盯着周生荣这个爱恋已久的对象。周生荣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

羞涩，是青春的波光闪烁，是少女至真至纯的情窦初开的天然美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一，却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有一次，这位记者斗胆放肆地问一位C女士：“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战意味的执拗的反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

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

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儿，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的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

面对这样的男人和组织，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

1942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副刊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倾诉文章，言辞激烈地指控革命女青年在革命婚姻过程中所遭受的身心损伤与苦痛。

在男女比例曾经30:1、18:1、8:1的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个女同志不想结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结婚以后，不要孩子不行；有了孩子，绝大多数母亲只有自己领养，又被讥讽为“回到家庭的娜拉”。离婚，更是她们遭受非议的谈资。

摘自《史客1202·两情》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