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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R ［文章编号］ 1003-5397（2000）04-0087-09
　　许嘉璐、陈章太主编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共有8 本书：《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许嘉璐），《应用语言学综论》（冯志伟），《中文信息处理》（傅永和），《中国语言学和中国社会》（陈建民），《语言变异研究》（陈松岑），《法律语言研究》（王洁），《中学语言教学研究》（庄文中），《小学识字教学研究》（佟乐泉、张一清），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作者们分别是该书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又全力以赴地把他们所拥有的最新资料和多年研究结果结合起来精心撰写，成为这个系列的一部分，应该说这部丛书是我国应用语言学的这些方面在20世纪末的带总结性的研究成果。现在仅就我粗读的一点初步认识向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正如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语言文字学历来被认为是基础科学，但是近年来其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应用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向语言文字学提出了解决种种问题的急迫要求。为了加快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建设，配合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逐步加强，所以编辑了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出，本丛书的各册编写，都体现了这样的编辑要求。
　　许嘉璐在古代汉语和中国文字训诂学方面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而他高屋建瓴掌握全局的能力在语言学界尤其难能可贵。他自从1991年就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语言学组组长，对我国语言学界的情况是胸有全局的。他和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会长陈章太共同主编这套丛书，在组织选题和写稿人的方面，反映了他们俩对学科发展的情况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许嘉璐的《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作者自称“是一本“述而不作”的读物，是为比较全面地介绍我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状况，特别是应用研究的状况而写作的。对于一般读者，或许可以由此萌发对它的关心和支持，对于从事语言文字学学习和研究的读者来说，其中的某些信息、笔者的一些看法，也许有一点参考的用处。”作者这样说，充分表现出他的谦虚。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回顾过去，指点未来，观点明确，首先是明确了学科的定位问题，它确实能达到作者的目的，并且对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关于语言文字的应用价值中，嘉璐特别强调其在当今信息社会中的作用。好像是针对目前有个别妄人毫无理智地攻击国家语文政策、攻击汉语拼音的无理行径，他说：“计算机的普及要求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要易学（最好是无师自通）、难忘，只有这样才能人人会用。到现在为止只有拼音输入符合这一要求。”由此而谈到“人机对话”和语音输入—汉字输出对普通话水平理所当然地有了更高的要求。谈到要让计算机与人交流、为人服务，就需要让计算机先“学会”汉语，而这就非把人际交流中不成问题的问题研究得很透才行。他指出：面对计算机所需要的现代汉语研究，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就说明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与其本体的研究的密不可分。因此，本书是从我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全面情况入手，从而谈到它的应用研究的。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我国语言文字的过去和现在”，这是回顾成绩，介绍现状。又分三章：第一章“辉煌的过去”论传统研究的特点，包括它重实用、重材料、重文化三个长处，和恰恰是三个长处的反面的三个弱点：缺乏宏观的观察与归纳、应用的局限，以及忽略方法论的研究，并论及本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理论建设及其意义，从而论证了传统语文研究的价值及其可喜的进步。第二章“蹒跚的现在”，主要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言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复兴和发展，包括本文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借鉴与创新，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汉语许多分支学科研究的成果及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新兴的和交叉的学科的产生，其中不少是应用学科，同时传统的基础学科的研究也得到加强。对研究情况了解的广泛性，对理论和方法的进展以及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关注和了解，是本书特点。第三章“光明的未来”则主要是讲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着重讲了中文信息处理、语文教学和社会使用三方面的情况。关于第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书中正确地强调了“让计算机懂得什么是一个‘词’至关重要”，可谓慧眼慧识，一语中的。书中列举为了汉语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并特别强调：当前需要立即做的，是改变语言学和计算机技术相互脱节的状况，使双方联合起来；在有些方面，要联合攻关。指出：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对语言学界的要求，“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整个语言学界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介绍了当前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所存在的问题，指出：汉字编码“万码奔腾”的混乱现象亟待规范，科技术语和外文译名也应尽快规范。反映了作者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和前瞻性。关于语文教学，作者讲了小学识字教学、口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和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几个问题。提出应该解决对小学语文教改实验成果进行评估的标准和手段，以及最好实验能成片地进行，以利教学研究、形成教改实验的环境气氛，和促进教师水平的提高。所论极是！在这里，作者提出，为什么在教学条件比较好的大中城市对改革性的识字教学法似乎都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而在五六十年代并不如此，应该引起人们的认真思索。确实，这很值得深思！语言研究的社会应用，重点当然是语言规范的研究。作者指出它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工程，是一门多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既讲了建国以来的成就，也指出跟30年前相比，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的变化，及其对语言规范工作的影响，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对语言学研究工作的要求，总结论证了在语言规划研究和工作中必须遵守以下几点原则：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同时指出：语言规划最终将以立法的形式体现出来；语言规划和语文立法，其中每项内容，每个措施，都应该建立在对社会语文生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都需要语言文字学的支撑和语言文字学家的支持，语文学界应该把它看成语文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话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下编“语言研究面临的形势和机遇”既讲现在，又讲将来。 共分4章：一、语言文字学的定位；二、语言文字与高新技术的关系；三、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语文情况；四、语言文字研究的困境和出路。定位问题讲我国语言学在很长的时间里缺乏哲学的思考，因而，理论语言学是我们的短项。但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语言学将不再是单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也不仅是横跨文、理两大界的交叉学科，而且是和工程学发生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的综合性学科，汉语汉字的研究成果同中文信息处理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清楚，语言学已经是一种先导学科。但是，作者说，至今认识到这一点的还不是很多。科学研究和相关产业（例如计算机）的主管部门理解这一点的也是少数。如果因为观念和知识问题而抓不住机遇，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语言学自身没有实现社会需求赋予它的价值的功能，它就自然要被社会忽略。显然，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尤其要有具体行动。因此，“在学术发展现实中的定位”一节中，作者强调认识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接着作者就当前第二次信息革命又进入微机联网阶段对汉字、汉语研究和语言规划，都提到了面向当今时代、面向计算机需求的问题。例如关于识字问题里就指出：“计算机可以促进儿童语言文字能力的快速提高......现有的各种实验方案，几乎都没有把与计算机教学结合考虑在内。”他说：“现在研究识字教学，必须一方面要考虑在识字教学过程中如何借助计算机，另一方面在设计教材和教学方法时要把如何有利于儿童使用计算机统筹在内。”我很赞同许先生的意见。我认为，许先生曾经称许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由于重视拼音和词的连写，对小学生上机操作具有优势，应该创造条件，联系计算机教学。在汉语研究方面，作者强调了面对计算机和语言教学两个方面，有很精彩的论述，包括肯定了其他学者的一些精到的见解。关于港澳台地区的语文情况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信息，其所以放在这里，大概是因其兼及现在和未来吧。最后一章“语言文字研究的困境和出路”集中论述了作者对学科发展的期望。第一节“古今与中外”，就“继承与发展”“借鉴与消化”“基础与应用”三点讲理论创新的问题；第二节“方法与学风”当中，“实证与思辨”是讲方法的，“浮躁与沉静”是讲学风的。作者自己概括本书的主旨曰：“当前我国的语言文字学界缺乏两个方向上的通途：哲学思辨和应用研究。而如果不打通这两条路，就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途何在呢？要言之，脚踏实地，眼脑上天。”这是意味深长的。
　　我读这本书，是感到受益非浅的，相信它会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欢迎。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书中对个别江湖骗子以欺世骗人的伪科学冒充“语言文字之学”，对其蛊惑人心的危害性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书末作者说：“好在这一二年关于学术辨伪的舆论开始出现了，浮躁之风有望减弱。”做了明确的表态，正如一开始对语言和文字的定义就否定了某人的“文字高于语言说”一样。不过，显然伪科学不是“学术”问题，也不仅是“浮躁之风”的问题；它是在“学术”的幌子下炮制违反常识、违反科学的胡言乱语，并通过某种手段，大搞新闻炒作，别有用心地欺骗群众和领导人，影响社会，借以歪曲并企图影响和改变国家语文政策，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这决不是乱扣帽子，事实上语言学界对那一小撮人的胡闹，反应是相当强烈的。是非必须明辨。也许处在作者的地位，许先生以本人的政治地位，认为自己应该出言特别审慎。可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正是由于你的地位，人们对你翘首以望呢！
　　第二部着作，冯志伟的《应用语言学综论》，此书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比较全面恰当地论述了应用语言学的特点和地位，确立了我国当前应用语言学的框架与重点，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情况和我国的成就与今后的任务。是一本很好的综论。这同他的文理兼精，掌握多种外语，在国内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接触学术前沿，眼界较宽有关。首先，作者指出：语言学中，应用语言学可以跟理论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鼎足而三，分属语言研究的三个方面，各有分工。从而论证了它学科上的独立性、跨学科的综合性，社会上的实用性，和研究方法上的实验性。它通过在应用中对自己语言本体研究的深化、改造和加工，跟不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和结合，应用于各领域，并不断吸取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知识更新。必须从应用着眼，在语言学跟其他学科的交接点上下功夫，分析语言和语言学应用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从中探求其一般原则、方法和规律，以建立科学的体系，由此产生自己的理论，进一步丰富理论语言学的理论宝库。它是动态的，具有系统工程中的系统的一切特性，而又是不断发展更新的。
　　作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下，应用语言学的应用，应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语言教学，语言规划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这是十分恰当的。他用三章讲述这三方面的问题，而对与语言学应用有联系的其他十几个学科领域，他只给了一章篇幅，区区二十来页，言其大略而已。我觉得，本书篇幅有限，只好如此，而且这样的安排是合适的：重点要讲清楚，眼界又不可狭窄。
　　关于语言教学，介绍了我国的语文教学（从先秦讲到现在，特别提到口语教学至今还没有受到重视，中肯！），外语教学（国内外，历史的，有评述），对外汉语教学（特别提到“交际文化”和“中介语”以及“HSK水平测试”），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 聋哑盲语言教学和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最后两项其他书很少讲，本书也就稍详。末一项是新事物，又是将来发展的方向，尤其得讲。
　　语言规划。分别讲述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一件大事。本书给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我国的文字改革是世界上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工程，既涉及地位规划，又涉及本体规划。不过这项工作一般读者已经相当熟悉，本书就只简要介绍，留下篇幅介绍二战以后印度、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东非、拉丁美洲和大西洋进行共同语文建设的情况，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和我国少数民族语文政策的执行情况。关于语言的本体规划，讲了三方面的内容：（1）全民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都联系到工业革命以后国外特别是日本的情况和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把语文、教育和现代化联系起来讲，大家熟悉的问题被他讲得新鲜而有启发。共同语是语言本体规划的问题，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讲到要从动态的观点看待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对待“变异”，要区分其为积极因素、消极因素，还是纯属语言错误。作者指出：语言规范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很对。讲了我国的规范工作，也介绍了法国、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情况，这使我们看到，语言规范问题，不可操之过急，但又感到形势逼人。文字规范，也特别介绍了日本。
　　第四章《自然语言处理》是作者特别擅长的强项，作者曾就此撰写过《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机器翻译新论》等多部专着。本章则是冯先生的科普力作。
　　第三部着作，傅永和研究员的《中文信息处理》。傅先生是现代汉字研究专家，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汉字整理和简化研究工作，后又参加《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的研制工作，参加或主持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标准的制订，后任国家语委副主任和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对中文信息处理工作当有较全面的了解，对汉字信息处理的技术问题如数家珍，并且写过好几本这类的着作。所以，由他来写这本书，他自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了。中文信息处理一般包括编码、输入、存储、处理、输出和传输等项工作，信息的处理又包括信息的分类检索系统、各种文档管理系统、语音语法语义和文体的统计分析研究、自动标引、自动文摘、文献自动分类、汉字字库、词库和语料库、术语数据库、字表词表和机器词典、人机对话系统、印刷排版系统、程序教学系统、自然语言理解、汉语和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机器翻译、情报检索等等，现在更增加了互联网络的种种理论和技术。就本丛书的编辑需要而论，自然用不着什么都讲，面面俱到。本书除导言外，共分四章：汉字的输入，字符集及编码，汉字的输出，汉语自然语言理解，并有五个附录。是符合读者的需要的。
　　导言简略介绍了计算机的构造和工作程序及其应用范围，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电子计算机四次重大技术换代与器材更新的关系，指出：计算机的非数值运算就是信息处理。只有教会计算机认识民族文字才能输入文字，让它为你服务。所以本书的重点放在汉字的输入上。第一章“汉字的输入”里讲：汉字输入的途径有二：键盘输入和计算机自动识别。后者又分两类：光电扫描法和语音识别。而键盘输入不但现在是主要的输入手段，且在以后，键盘输入也是不可替代的。在键盘输入这一节，作者介绍了汉字整字输入法即笔触式大键盘的优缺点，并且说它在目前尚有一定的使用范围。使用最多的当然是汉字编码输入法。本书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有形码、音码和音形码，尤以形码为详。书中介绍汉字的笔画，平笔笔形有：横、竖、撇、捺、点、提；其中，提归入横，捺归入点，此外竖钩归入竖，共有平笔4种；并论证了这种归并的理由。汉字的曲折笔形分单折笔14种和复折笔15种（区分得够细的！），合称折笔。所以有横、竖、撇、点、折5种基本笔画。 书中把简化字和被简化的繁体字以及未简化的汉字集16339个字， 以及简化字和未简化的汉字集11834个字分别做了笔画数及频度统计。前者8—15画的字数较多，平均笔画数为12.7061，后者8—13 画的字数较多， 平均笔画数为 11.5516画，二者都是12画的字数最多。然后， 又统计了五种笔画的使用频度，也是上述16339字和11834字的使用频度排序，结果两种字集的排序一样，都是横、竖、折、点、撇。两个字集五种基本笔画的起笔频度排序也一样，都是横、撇、点、竖、折。这似乎并未说明我们采取横、竖、撇、点、折的顺序的理由；看来读者有理由要求说明这样统计数据的具体用途。其次，讲汉字的部件。分析汉字的构成成分，可以分析到笔画，到偏旁，到部首，或是到部件。作者主张独体字分析到笔画，合体字分析到部件，这样可以得出构成合体字最小笔画结构单位的客观数量，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语文识字教学、计算机的汉字部件编码输入方案的研制具有实用价值。用计算机对《辞海》 1979 年版收入的11834个规范字进行自动分析统计，得出构字部件648个。书中把这 648个部件按序号、组字数和频度全部列出。（为什么不用国家语委对国标GB 13000.1字符集中的20902个汉字逐个进行拆分、 归纳与统计后制定公布的规范GF 3001—1997的560个部件，似乎应该说明一下。）再往下，讲汉字的结构方式。有2种结构分析方式：在通用汉字范围内， 采用平面分析法可以分出85种结构方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可以分析出13种，又可归纳成左右、上下、全包围、半包围和特殊结构共5种，粗分、细分，各有用途。作者对汉字结构分析之细密，于此可见一斑！这对编码和汉字教学都是有益处的。接着还给出了汉字统一部首表（201部）。 然后讲音码及汉语拼音输入法，包括全拼法和双拼法。本书所介绍的双拼方案，键位的安排是比较规律整齐合理的，其所以定不下来，我认为是由于零声母的安排不尽合理，以及共用键位的解释不够理想。其实，既然是双拼，零声母还是认定一个键位好，韵母的键位不变是更便于使用的。该方案零声母多字母韵母的双拼设计未必理想。共用键位通过声韵母拼合关系中的互补原理，可以把问题解释得更好一些。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也牵涉到音位学的学理应用。拼音输入采取以词和词组输入来解决同音字问题，是早已证明有效的；采用语法、语义和语用知识区别同音词问题，也就是句输入，确实也是个办法。似乎目前研究尚未成熟。显然，现有方案的完善，仍有待于语言本体的深入研究。音码的主要局限是不知汉字的读音即无法输入汉字，所以单用拼音输入，有时也有问题。关于音形码的编码法，由于至今未见公认成熟的方案，所以没有介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通用键盘汉字编码输入方法的评测， 本书介绍了1986年3月的评测（评测规则的详细内容见本书附录）， 作者指出了那次评测工作的不足，那是对的。可见科学的评测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在论述汉字编码输入技术的发展时，作者指出：在汉字键盘输入方法发展的初期，曾经过于强调有无重码的问题，导致编码规则日益复杂，牺牲了易学性。另一倾向是片面追求输入速度，忽视了不同人员、不同工作性质的不同要求，又牺牲了易学性。再一个是认为词库字库越大越好，收字收词越多越好，忽视了不同使用者的不同要求。这都是误区。软件的规范长期以来是薄弱环节，至今还没有形成中文软件的技术标准。由此讲到汉字键盘输入的理论和技术随后的发展及今后的研究重点，包括评测工作研究的重点，全都讲得十分中肯，这就不重复了。
　　汉字识别，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要求讲，作者提出了多层分析的办法。独体字分析到笔画，再在汉字笔画层之下增加“笔段”和“位点”；合体字则要视其构成情况，按该字本身类型来分解：例如“韶”字，第一层先分解这个字是由“音”字旁和“召”字边构成的左右结构；第二层，再分别把复合偏旁“音”和“召”分解成部件“立、日”和“刀、口”；第三层，将所有部件分解到笔画；然后再把它分解到笔段。笔画（笔段）之间有相离、相接和相交的关系，各用一定的代号表示。还要遵循汉字笔顺的规范，掌握笔顺规则，并将层次分析法得出的汉字结构方式图式化。这不仅为汉字识别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对识字教学也大有裨益。为了对汉字部首或部件进行规格化处理，在7000个通用字范围内，对构字力较强的部首或部件，就其出现的结构部位进行了分析。书中举例，100多个部件竟占了近30页的篇幅。 例如出现频率最高的部件“口”，出现部位竟然有59条。读了傅先生的书，才知道汉字识别，单是印刷体就有那么多的讲究！而手写体的汉字识别，比印刷体的识别，难度还更大。还有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即人一边写，机器一边认。这里有许多讲究。现在媒体广告宣传连笔手写输入，商品的使用似乎很简单；得注意其中的商业误导。书中指出了汉字识别技术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三节介绍了语音识别的进展和今后应开展的研究工作和评测。语音理解是在语音识别的基础上，用语言学知识来推断语音的含义。从目前水平看，特定说话人的语音理解，用模板匹配法的统计模式识别方法识别单词，已经达到使用阶段。今后的研究方向是非特定说话人的自然语言的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至于对说话人的识别，那又是另一回事。书中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并特别指出：语音识别和语音理解一样，不能仅依赖于声学信息，还需依赖语言学的信息。如利用汉语的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来解决语音信号多变性的问题。
　　第二章“字符集及编码”分两节介绍了编码字符集和汉字内部码，介绍了输出机制、汉字字形技术和语音合成。第一节介绍信息交换用文字编码字符集甚详。既然是中文信息处理，理当介绍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方面的内容主要采自国内有关单位的资料。其所以没有把它放在附录，想当出自国内各民族语文一律平等的政策考虑。第三章汉字的输出，重点放在字形技术上。例如汉字印刷字体有宋体、仿宋、黑体、楷体、隶书、魏碑等20多种风格的字体，宋体就有从6点七号字到63 点特大号字12个号码18种字号。书中详细介绍了宋、仿、黑、楷4种的特点、用途，并有直观的实例，剖析了宋体与楷体的字形差异；讲了字稿设计应掌握的主要规律，最关键的是掌握重心以及如何操作。然后详细介绍点阵字模及其设计规则，以及设计汉字点阵字模的难点——基本字符集6763个字中就有138个字不能在15×16点阵组成的240个栅格内实现，并介绍了抽笔简化处理的具体实例。都讲得十分具体形象。印刷宋体字横平竖直，竖笔起支柱作用；撇笔和捺笔在单字中起“动”的作用，可使字形遒劲美观，所以宋体字识读效果最好。非有精深研究，不能讲得那么好。还讲了汉字点阵字模的数据化，点阵字形设计工作流程图和11种点阵国标编号，介绍了矢量字和曲线轮廓字的字形描述技术。最后指出：还需从文字的角度，对汉字的拓扑结构类型、汉字骨架系统进行深入探讨，向国际技术和标准靠拢。
　　第四章“汉语自然语言理解”。在语言信息处理的一些重要领域，如自然语言理解、词频统计、文献检索、机器翻译等语言工程中，都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而汉语文本则以单字为单位等距离连续排列，不见词的标志。因此。现代汉语的自动分词与分词规范，词类标注和标注好词类的语料库的建立，现代汉语通用词的词频研究等，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重要内容。在句法处理中，如何结合汉语实际，参酌当代各种语法理论，推动数理科学与语言学的结合，把它应用于中文信息处理上来，是中文信息处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冯志伟已经就历史上国内外各家自然语言理解的理论和方法做了精当的评介（占该书113 页）所以本书仅给了10页的篇幅就汉语理解系统（基于语法的和基于语义的理解系统）作一提纲式的介绍，也就可使读者知其大概了。在一套丛书中，采取这样的办法避免重复，是得当的。
　　本书不侈谈理论，而在技术上尽量具体形象地把中文信息处理的知识介绍给大家，填补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在这方面的一个空白，是值得称道的，尽管在介绍材料的取舍繁简上，不同学者可能有不同的主张。不过有一点，就是时至今日，到了信息全球网络化时代，咱们中文信息处理如何赶上当前时代的需要？有哪些新的问题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解决？信息处理，是否涉及“上网”问题？上网，有什么应该向大家介绍的知识、理论和技术问题？或者说，这该由谁来管？这些似乎应该得到考虑，这也将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第四本书陈建民的《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是一部力图反映90年代的社会语言学水平、展示这方面研究最新情况的新着。它着力于从中国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历史演变事实出发，对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与文化共存、语言与市场经济等社会语言学领域里的问题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全书除绪论外， 就是分这三章。 作者在“后记”中说：“1985年秋，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调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那天起，我就从汉语口语研究转向对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研究了。1989年出版《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后，大家一致肯定该书有开拓之功，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也指出该书有些材料未经严格审核，有些立论片面，偏颇，不符合事实。”“《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实际上就是《再探》。”作者告诉我们：1989年《新探》出版后，他曾应邀去香港讲学三个月，主要时间用于搜集香港话对内地融入的材料；这几年担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后，每年都到中央各部委检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时常接触反腐倡廉中涌现的新词语；近年来在清华大学给香港高级公务员讲课，还在北京、上海的街头实地调查店名等。这些语言调查和语言教学实践无疑给本书注入了鲜活的材料和思想。本书对如何从中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的结构框架比《新探》清晰得多。作者说的是实话，也比较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无浮夸之意。拿它同《新探》相比，确实又进了一步。
　　陈先生也许是中国第一个提着录音机到群众中搜集资料研究现代汉语口语而卓有成就的学者。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面，他有自己的思路和风格。他思路宽广，比较早地注意到社会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是文化语言学的倡导者之一，虽然他没有打出“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但他在这门学科当中自成一家，有一定学术影响；他时有新见，肯亮出自己的新观点，不怕引起争论，有益于推动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前进，这是他特具个性的学风；加上文风鲜活，不拘一格，颇为读者所喜爱。
　　在绪论中，他批评语言学界当时的主流派紧跟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孤立的、静止的现象去描写，就语言研究语言，同社会现实不挂钩。但他承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从事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都必须具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接受它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训练。他所强调的只是要看到语言的动态变异及其产生的原因。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内在的社会原因，而且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含义。这就形成了语言的民族或地域心理特征和时代特征。语言研究应该结合社会和文化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或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研究语言变异为中心，既研究汉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历时变异，又研究汉语在不同地域、不同社区里的共时变异。研究变异干什么？描写语言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使我们的语言行为符合社会客观规律，不做违背规律的蠢事。第二章语言与社会共变，讲新词语的产生及旧词语的隐退、启用，词义的变化（新义的产生、词义的扩大、缩小、改变、转移、褒贬色彩的变化），词语的新陈代谢和使用频率，无不与社会生活有关。这在过去到也不是没人讲过，但本书内容特别丰富，新鲜，那细致深入的分析论述，真是引人入胜，充分说明作者随时注意语言中的新动向，有对语言中新现象的敏感，善于捕捉，善于表达，并力求全面准确。比如讲新时期汉语词汇新陈代谢的节奏快，又以北京地名和日常成语为例，说到语言的发展有时候又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语言与社会变动的非对应关系，其次讲到语音演变与社会的关系，分析这当中有移民和人口流动的因素，有双语双方言的关系，指出北京话也同样发生很大变化，也是迅速向普通话靠拢，因而只有去掉了北京土音土腔的北京话基本上才是普通话。这些虽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材料却是新的。内地与港台相比，现在和过去相比，从生活用语，到称谓、专名，夹叙夹议，实在精彩！我注意他讲词汇的变异与规范。建民先生认为，新词语的大量产生，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某些社会制度的变革，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它适应了国际新潮流。他说，新词语的产生对语言的发展和运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不是所有的新的都是好的。因此要重新认识变异与规范问题。他认为规范也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信息处理、语文教学质量和交际效率的提高，都需要强调规范。但规范化和标准化必须在研究各种变异的基础上经过评价和选择，才比较可信。他认为在规范问题上不能非此即彼，还有介乎规范与不规范之间的“可接受”的词语，即所谓“中介物”，要体现词语使用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对常态变异应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指责，最好顺着词语发展的自然趋势，因势利导。但他对于把不能搭配在一起的词语不合逻辑地生硬搭配，以及用谐音改字乱改成语之类的“超常变异”，则认为是不值得提倡的消极现象。有关内地和港台之间的社区差异，他做了具体分析，也主张多一点宽容，不要简单化，操之过急，但是还应该依据语言发展规律加以引导。
　　第三章“语言与文化共存”，讲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可以从语言看文化，也可以从文化看语言，进行双向性研究。讲到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谈时，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以及对方用词的文化内涵，以免引起误解。在教学中应注入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而不是脱离语言单纯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书中举了生动有趣的例子。作者指出，在对待洋人洋文的问题上，既不应该妄自菲薄，不管有无必要，到处使用洋商标，洋招牌广告；也不应该自我拔高，比如把汉语汉字的威力吹得天花乱坠，好像汉语汉字马上就要冲出亚洲，到世界各地闯荡江湖了。汉语汉字将来能否像英语那样在世界上具有最大的市场价值，主要取决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还有文字的是否方便，我认为，应当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个别人对国家语文政策破坏言行之所以能蒙骗一些人，就是利用人们心理和认识上不大务实的盲目自大和一厢情愿的弱点。
　　本书大量的篇幅是讲词汇，讲语法的篇幅有限。作者是发表过现代汉语口语句型的专着的。本书也提到现代汉语里的基本句型共一百三十多种，但无须在此多说。本书只讲汉语句法结构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关系。他以汉语中有很多“流水句”为例，说明这反映汉人重意念、重意在言外的思维方式，常常以浓缩的表层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深层意义，往往有各种隐含，必须借助语境才能意会出它的真实含义。在这一章里，作者强调“中介理论”对分析汉语语句结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动名词”与三分，从词类的兼类（有人对七千多个动词做了大量考察，发现能兼名词的动词约有百分之二十）说明汉语词类是可以分的，但不能片面化。兼类是客观存在，承认兼类就是承认中介。“中介物”的大量存在，迫使我们对现代汉语句子的分类另辟蹊径。这一部分可能由于篇幅关系，没有展开。
　　第三章还讲了汉字造字的语言文化心理，汉语方言的文化积淀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指出，在“汉语方言的文化积淀”一节中，作者批评“建国后不久，我国一些民族语文工作者和社会学家在民族识别方面不同程度地受本文识别语言和方言标准的影响，把个别应属于同一语言里的方言看作独立的语言，不管它们之间曾有过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都认定是不同的民族。这样，55个少数民族分出了80多种语言”，这个批评正同50年代工作队非业务的行政领导一样，同样犯了从概念出发的违背科学事实的错误。须知当时要讲某个民族说的是几种不同的语言，就是“分裂我们的民族”，要冒多大的风险！然而，科学工作者不能违反事实，楞把不同的语言违心地说成一种语言。那是经过了多么细致具体的语音词汇语法的比较和计量统计研究才作出的结论啊！可现在认定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不是80多种，而是100 多种语言了。另外，本书最后提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有无必要，不管少数民族多数人的意愿，都想一律给每个民族创制文字，其用意是好的……”也是不了解情况。须知当年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文字，无一不是本民族自己提出要求的，并没有人“想一律给他创造文字”。如果是那样，为什么只是10个民族新创了文字呢？所谓“母语危机”，恐怕也是今天学者的猜测。
　　第四章“语言与市场经济”份量不大，写得也精彩，也有不足。作者说：“语言文字的传播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我看不能这样说。当然，市场经济价值的作用是很突出的。但说“不是政治现象”未免绝对。语言计划同政治的关系就很密切。台湾当年推行国语，首先是为了确立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今天台湾方言回潮，主要也是出于台独势力的政治图谋，似乎不能说那是“因为过去的没有正确对待方言”所致。台湾为什么今天又采用跟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一致的“通用拼音”？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采用了汉语拼音。否则资源共享就有了问题。这倒是文化因素。书中说，“香港语言文字问题决不能掺入政治因素，不能凭借政治力量强制规定香港语言文字的使用。”这话从当前政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统治时期，港英教育当局为什么不在学校开设普通话科目，能说他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吗？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如何取得更好的成效，就要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找出可行的办法，并从理论上予以论证。新加坡的做法，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陈先生提出：“推广普通话是不是一定要消灭方言？”他说，“消灭方言”的提法是错误的，有副作用。未来的世界和中国都是多元社会，也是双语、多语和多方言的社会，“普通话与方言并存分用”的提法更为主动积极，能够消除疑虑，也有利于工作的推进，并且更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和地方群众的心理接受能力。我赞成他的见解。这样，地方普通话就有研究的价值。80年代提出研究地方普通话，陈先生是有功的。当然，地方普通话，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因而它不能不是多标准的。地方普通话无非是向标准语集中的中介。陈先生向我们描绘了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实例。普通话在方言之中，但是，普通话又在方言之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收稿日期］ 2000—08—10
　　
　　
　　
语言文字应用京87～95H1语言文字学王均20012001王均，男，江苏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 作者：语言文字应用京87～95H1语言文字学王均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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