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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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巧合。顾炎武绝不肯为清廷当宫,他的三个外甥,却偏偏“同胞三桑甲”,当了清延的大官。他们所拥有的文学侍从或者称作“帝师”的身份,对康熙皇帝以及时政走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清康熙年间,翰林院的一班文人聚集在一起,纷纷夸赞自己家乡的名特产品。一位苏州籍的翰林等别人都说完了,才慢吞吞地说,鱼米之乡苏州,也有土特产,不过只有两样而已。

在翰林们的催促下,他才说:“一样是梨园子弟,一样是状元。”他的回答让翰林们目瞪口呆。

梨园子弟和状元,果真是苏州府昆山县的土特产。

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到明代中叶进入了全盛时期。很多境况不太好的人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唱曲,觉得能获得一份好饭水。昆曲名伶陈圆圆,便是昆山人,出生于娄江畔盆渎村一个贫困家庭。年纪很轻的时候,她离开昆山,沿古娄江西去,流落苏州,名冠苏州梨园。后来,陈圆圆被劫北上,与明末的重要历史人物纠缠在一起,引出了一

甥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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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谄言奸巧的人足以动摇“心”的根基,必须排斥;阿谀奉承的人会消融“心”的坚定,必须与之断绝往来。

顾鼎臣考中状元后,即进翰林院任修撰,掌修国史。至正德初年,再迁左谕德,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太子的德育老师。

嘉靖皇帝登基后,喜好道教长生术,专门在内殿设斋醮。祭祀神仙需要祭文,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这就是青词。几个大臣都写不好,嘉靖很不满意。任礼部右侍郎兼经筵讲官的顾鼎臣,正为皇帝讲解历史与哲学,嘉靖便让他试试。顾鼎臣动了一番脑筋,写下《步虚词》七章,嘉靖看了以后,感到十分满意。

明嘉靖十七年(1538),鼎臣以礼部尚书兼文渊图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少保、太子太傅,进武英殿,列为第三宰相。第二年,嘉靖皇帝出巡时,特命顾鼎臣留守京城,辅佐小太子执政--这,正是民间传说中所谓的“代皇三月”。

嘉靖皇帝对顾鼎臣的评价很高,说他是“警悟疏通,不局偏长,器足任重”。

作为三朝元老,顾鼎臣在政治上似乎比毛澄和朱希周成熟、老练一些,不是不顾一切,率性而为。他很为国家大事着想,针对江南重赋,上疏改革钱粮积弊,建议“履亩检踏丈量”,以减轻老百姓负担。明代中后期的一项重要国策“土地丈量”,就是由顾鼎臣首先提出来的。这对于保证国家财赋收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顾鼎臣晚年患病,即使在临终前,还上书皇帝,对国防、财政、经济、水利、农业发展等战略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意见:

一、复盐法以备边计;二、兴两京、山东、河南水利、开稻田以省漕运;三、经理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山西边备,以保障京师;四、复河套,经理甘肃,以保全陕;五、经理松、潘,以保全蜀……

(《文康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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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曾生动地记载了当年昆山执击接疑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倭夷入寇,远近震恐,莫敢对数。切年三月,由昆山直抵青阳港。细县杨芷以飞报断其上说,为令西过,复命兵快诱战,斩首十八级;既又战于陈湖,生独二酋,自是吴人始有斗志。五月,贼众九十二人由乌镇突入兰溪,趋平望,欲迫县城。芷令治圹举火,贼疑有备,奔钱田。我邑水兵及嘉湖兵围之……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刚刚考取进士便得罪了严嵩的祝乾寿,被河到经常遭受倭寇侵袭的昆山做县令。当时,倭寇以五十多艘船和三千多军士,闯进浏河口,向西袭击昆山县城。祝乾寿招募大批壮丁,修葺城墙,抗击来犯的倭寇。整个战役历时四十五天,大小三十余战,斩倭寇首级数百,活捉匪首二大王,终于将入侵的倭寇赶出了家园。

直至民国十一年(1922),经江苏省军、民两署批准,才拆卖废弛的旧城墙充作教育经费。而当年的那些地名,今天仍然沿用着。

嘉靖年间,处于萌芽和发展中的江南商品经济,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开始碰撞,促进了从十六世纪开始繁荣的中国海外贸易。虽然朝廷不时采取海禁政策,但是民间的出海通番活动从未停止。沈万三、顾阿瑛、顾华甫等人走出昆山,成为江南最负盛名的富豪。

嘉靖年间是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始端,经济成长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曾记载:“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嘉靖年间不仅精铸钱币,还出现了银币。显然,这是为了体现官府的信用度,促进经济流通与社会稳定。

当时,许多得益于大运河、吴淞江、娄江、东江等水上交通干线的城市,迅速繁盛起来。昆山就是其中的一座。

在昆山,顾家和徐家是大家族,历代都有人在朝廷当官。顾炎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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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读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当官。 的好言。他对老大徐彪学却有些疏远,觉得他从小就显得功名利禄之心

后来,除氏三兄弟果然都先后获得功名,做了高官。连已故的父多

也得到了追封,碑实是光宗耀祖。

戴母亲的很高兴,再三告诫他们,在朝廷做官,要办事谨慎,一心为公。自己有了地位,不要忘记出身寒微但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要注意

提拔他们。

顾类武四十五岁后游历在外,很少有机会与他们见面,但是多年来书信不断。他在书信中一再勉励他们要做清官,做好官。他认为,当官最重要的事情是“激浊扬清”,而最根本的是“养廉”。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警言,“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强调的正是当官必须有鲜明的廉耻心。廉耻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假如连廉耻都失去了,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清康熙十七年(1678),为了笼络明末隐居的知识分子,清廷决定举行博学鸿词科,命令在京官员、在外督抚及学政,推荐举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不论有无官职,是否秀才,一律到京参加考试。所试内容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也不论已仕未仕。只要考试合格,便可以任官。

这显然是清廷为了改善与明朝遗民的关系,稳定大局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第二年的三月一日,考试在体仁阁举行,试题为“璇玑玉衡赋”(四六序)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璇玑玉衡,原义是一种以玉料为装饰的天体观测仪器。《尚书·舜典》中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论述,指的是王者正天文之器。省耕,则是指古代皇帝出宫巡视春耕,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出这样的试题,当然不是考问某些常识,而是蕴含了明确的政治倾向。

一切都很清楚,应试的学者们在以这两个题目写诗作赋时,假如不能为康熙皇帝唱颂歌,不把清朝皇帝写成受命于天的合法统治者,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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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会录取的。

那一次,全国推荐一百四十三人,考取了五十人。

五十名录取者中,有二十六名来自江南--江苏和安徽。有十四名来自浙江,有三名来自江西。录取者中绝大部分是南方学者,这很是人寻味。除了南方学者的文化学术水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之外,也意味着清廷正在着力调整治国之策。

当时,虽然有一些南方籍的前明官员在朝廷做官,但是终究不如北方人多,北方的汉官更占据着重要职位。举行博学鸿词科,正是为了把南方的汉族人才纳入朝廷,以此消弭满汉之间的对立状态。

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明白,顺治初年的反清复明运动,主要发生在江南一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惨案”“昆山屠城”……给南方士人带来的血腥记忆,久久难以抹去。康熙登基后,为了维护政局的稳定,不能不考虑与南方士人缓和矛盾。

然而,很多有骨气的士人不以为然。不仅仅是南方人,还有北方人,似乎北方人更不愿应试。

当时,内阁学士项景襄、李无馥、大理少卿张云翼等人,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为理由,荐举了李因笃。可是,李因笃却说自己母老家贫,力辞不就。康熙皇帝早就听闻他的名声,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一定要招他进京当官。地方官吏不敢怠慢,奉旨催促,偏偏李因笃还不买他们的账,哪怕死了也不肯服从。后来,在母亲的规劝下,拖延了半年,他才于这一年的秋天,含着眼泪登上了北去的路程。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一日,李因笃扶病考试,康熙皇帝将他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明史》

然而,李因笃心里并不痛快。虽然来到北京,被授了官职,他依旧觉得像一匹野马被囚禁在马厩里,心不在焉。他三天两头以母老孤丁、无所依托为理由,先后上疏陈情竟达三十七次之多。他所写的《告终养疏》,情辞恳切,据说可以与“李令伯(李密)《陈情表》同擅千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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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理学躬于实践的思想编入了讲章,从朱子纲目中摘取有裨治道的主张,兼采儒家先贤众说,加上自己的经世思想演绎闹发,使经筵进讲更加接近于帝王的治世之学。

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见康熙帝十分关注史学,徐元文在进讲时,就常常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出发,为皇帝叙史论道。而且,即事以穷理,论道以敷治,表里精粗,全体大用,通贯如一,先后相成,讲得非常到位。

徐元文不仅讲得好,有合适的建议也随时进呈。他言行一致,敢于直谏,即使有时候言辞太有锋芒,让皇帝都难以接受,勃然作色,他却依然侃侃而谈,像平常一样。

康熙皇帝即位后不久,打算派遣三品以上的满族官员巡抚各省。其他大臣都不说话,唯独徐元文觉得不妥,当面表示反对。

康熙感到很奇怪,责问他道:“御史巡按是明代的旧例,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

徐元文坦然回答:“明代虽有巡按,但是御史品级低微,尽管允许他们参劾督抚等封疆大吏,然而巡按有不称职的,督抚也可以参劾。他们互相维持,互相制约,所以没有大碍。如今三品以上大员,与督抚级别相等,又有满汉亲疏之分,督抚岂敢贸然参劾?倘有贪婪的人恣行无忌,百姓将受害不浅!”

康熙听了很不高兴,脸色骤然变了:“按你说来,难道朕派出去的人没有清正廉明的了?”

徐元文似乎预感到皇帝会这样,忙顿首道:“皇上任命时,自然必妙极一时之选,但是百密之中,难保没有一疏。何况,人往往是见利忘义的。常常在皇上身边,手里没握有足够的权力,即使是平庸之辈,也都能努力做到行为检敛。但是一旦衔命出使,置身在外,没有操守的人就很难始终如一了。何况所派出的几十个人,不能确保人人都有操守。假如有一个人品行不端,那一个省不就受害了吗?"

当时,满朝文武百官听到徐元文竟敢如此顶撞皇帝,一个个吓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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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绌,而为之变通,盖实本于先生之论。鸣呼!今日之国计不可不三复斯篇也。

徐乾学认为,为了国计,不可不将顾炎武的观点反复地灌输给康熙

皇帝。

如果说,徐元文在奏疏中论科举,与顾炎武在《生员论》和《日知录》科举条中的议论,大体是一样的,徐乾学则用顾炎武在北方经过实地考察后写成的名文《钱粮论》做对策,并且力倡此论,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同僚,要求大家都读一读,从中得到启示。

他们这样做,顾炎武自然很赞赏。

顾炎武认为,一个人要想在腐败的社会风气中保持特立独行的节操,必须具有耿介的品格。所谓耿介,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国家独立之根柢在于个人的独立,要“保邦于未危”,必须从提倡个人的独立人格开始。他说,商朝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大臣们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任凭君主胡作非为。作为泱泱大国的楚国之所以会被秦国灭亡,就是由于“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大家都与腐败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了,造成群体性腐败,国家安能不亡?!

应该说,顾炎武与三个外甥之间有亲有疏,时亲时疏。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顾炎武与清朝政权的关系。他的许多治理国家的观点,尤其是廉耻的观点、养廉的观点、振兴经济的观点,经由外甥的传播,让康熙皇帝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接受,进而作用于时局,施惠于百姓。而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着作,四处流传,甚至“朝野倾慕之”。

从这个意义上说,顾炎武以经世致用的学识影响着皇帝和大臣们,这比自己当官更能显示作用。

清代学者赵翼说,顾炎武“其身虽不仕,其言则可用”。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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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得之心而应之于手。”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朱批奏折看出,康熙的书法明显受到了书法家董其昌的影响。

除了书法,还有饮食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烹饪技艺,在数千年流变中,总是以丰富的积淀,顽强地透现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又影响着其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

满汉全席,堪称中国传统宴席的领衔之宴,其实正是饮食文化融合的象征。自从清康熙年间开始,逢年过节,皇帝都要在宫内大摆宴席,招待文武百官。那些菜肴,少则有一百一十二道,多则有一百九十六道,甚至必须分三天才能吃完。入席时,大小官员一律顶戴朝珠,庄严肃穆。显然,能否出席某次宴席,座位摆在哪儿,对于他们的升迁降谪都会有微妙的暗示,谁都不敢怠慢。

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康熙初年的宴席,是汉满分开的,渐渐地便合为一席,并由宫廷延伸到了地方府衙。所谓满汉全席,也就不仅仅是满族风味烧烤、满洲饽饽了,到后来竟出现了粤式、川式、柳州式、鄂式、晋式乃至港式的满汉全席。

文化的力量,足以使一切矛盾对立的事物亲和起来。

然而,文化在顾炎武眼里和在康熙眼里并不一样。顾炎武坚守文化,是为了“天下兴亡”,而康熙只是为了巩固政权。

当时,清朝满族贵族内部、满汉臣庶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也充满了矛盾与裂痕。然而清朝政权是统一的,上下贯通,运转有效,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样的政权,保证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权的贯彻。

与此同时,康熙也采取了一些比较灵活的政策。比如说,清廷在血腥镇压士大夫抗清起义、地下复明运动的同时,也有宽容的一面--很多人只要没有现行活动,即使曾经从事过反清活动,也不予追究。清初“敏除前罪”政策的广泛实行,对于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好处。清军南下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钱澄之、万寿祺、于颖、屈大……都有抗清起义的行动,但是他们后来放下了干戈,即使没有化为玉帛,消除敌意,清廷仍没有揪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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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护送山东饥民回籍有功,又被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

他终于以年迈为由,乞休归里。

康熙这次南巡到昆山,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做出安抚的姿态。第二天上午,在随行官员的陪同下,康熙乘坐步辇,来到了玉

峰山。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他多次南巡江南,驻跸于苏州,但此行还是第一次来到昆山,他发觉这里人杰地灵,风光秀美,实在是一个好地方。

他下车自半山向西山攀登,来到了文笔峰。水乡景色收于眼底,顿时令他诗兴勃发,口占一首:

万里人烟春意浓,菜花麦秀滋丰茸。登高欲识江湖性,染翰留题文笔峰。

在他居高临下的目光里,水乡昆山绿意盎然、春色满园的景色,是与自己展现雄才大略的心志吻合的,他甚至想借文笔峰来抒写统揽江山社稷的豪情。

随即,康熙又在蒙蒙细雨中下山去往遂园。遂园是徐秉义的私家园林。他早已带领子侄们迎候在那里。当时,沿途挤满了争相瞻觐的百姓,人们齐声欢呼,气氛很是热烈。

民间传说,当天康熙还兴致勃勃地在遂园欣赏了昆曲。江南文人盛符升、尤侗等九位元老陪同观看。

画家禹之鼎趁康熙与诸位文人入神观看的当口,作了一幅画。一个个笑容可掬,和蔼可亲,被称作《十老图》

康熙很高兴。在随从的伺候下,他铺开宣纸,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鸢飞鱼跃”。

离开玉峰山,返回御舟时,康熙把在拥翠河岸写的一首诗,赐子徐秉义。诗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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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活动区域,也留下了不少他的遗迹。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何绍基、张穆等人为纪念顾炎武,筹划发起修建顾亭林词。这个组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儒臣学士们的响应,大家纷纷相款,两年以后,在顾炎武寓居时间最长、着述取得重要成就的报国寺,修建了顾亭林先生祠。祠堂有南、中、北三个院落,颇为宽敞。

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是顾炎武的生辰之日,懦臣学士们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

此后,从道光二十三年到同治十二年(1843-1873)间,每年的春秋佳日祭和生辰祭,还有许多不定期的特祭,几乎没有间断过。顾亭林祠成了儒臣学子们聚会、社交以及讨论学术的好地方。

在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十六年(1659-1677)的十九年中,顾炎武先后多次来到北京,六次拜谒天寿山,祭奠明陵,足迹遍布京郊各地。

在北京四周考察时,顾炎武也曾来到涞水县。

涞水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北端,东界涿洲、高碑店,南与定兴、易县为邻,西与涞源、涿鹿、蔚县交界,北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山区相接,清初属保定府。

或许是因为祖冲之籍贯涞水(范阳郡道县),南朝宋担任过顾炎武故乡昆山县的前身娄县的县令,让顾炎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只可惜,这里除了祖冲之祖父生活过的村子一-下车亭,还有一些祖氏后裔之外,已无法找到跟祖冲之有关的事物。

南朝时,为了躲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往江南。祖昌曾在朝廷担任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过官。受家庭的影响,祖冲之从小就喜欢读书,志向也与众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臣少锐愚,尚专攻数术。”(《大明历议》)对于数学的兴趣,远远高于同龄人。二十五岁时,有“博学”之称的祖冲之,就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了学术研究机关--华林学省。三十一岁时,任南徐州从事史--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行政部门的科长,居住在京口(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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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年后,被任命为娄县令。

祖冲之在娄县任职长达八年,四十二岁时,才调往建康(南京)任犹如中国不止祖冲之一个数学家,圆周率也并不仅仅是祖冲之的发泪者仆射。

现。在他之前,三国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微就用割圆术,将圆周海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祖冲之是在刘徽的基础上,纠正了错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突破。

祖冲之是和儿子祖晅一起从事圆周率研究的。他们在一间宽敞大屋的地上而了一个直径一丈的大圆。从内接正六边形开始计算,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地翻番,一直算到九十六边形,计算的结果与刘徽一样。继而,内接边数逐次翻番,边数每翻一次,就要进行七次加减运算、二次乘方、二次开方,运算的数字很大,很复杂。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无疑十分困难。

但,祖冲之父子把边形算到24576边时,终于得出了圆周率在

3.1415926 和3.1415927 之间,其近似分数为355/113,因此被称为“密率”。德国数学家奥托在一五七三年也得出了这个近似分数,可他哪里知道,一千多年前,祖冲之早已计算出来了!

祖冲之还与儿子祖晅一起,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问题。他们采用的原理,后来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Cavalieri)原理”,是在祖冲之后一千多年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的重大贡献,数学界称之为“祖原理”。

宋(420-479)是南北朝时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尽管社会动荡分裂,但由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诸多“新变”这,是祖冲之钻研数学和天文历法的时代背景。祖冲之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担任娄县令,直到明帝泰像元年(472)左右才离开。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健康而智慧的男人,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是一生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对于祖冲之这种从小有志于科学发明的人,尤其如此。何况,《大明历》尚未被皇帝采纳,意味着还有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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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进之处,他在娄县令任上无论怎样繁忙,也不能不殚精喝虑继续完善。

祖冲之四十来岁时,儿子祖距十七八岁,恰好可以协助父亲做圆周率研究。

祖冲之在娄县令任上编创、修改了《缀术》。《缀术》是他在研究天文历法、改革度量衡、注解《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写成的,圆周率的研究成果当然列为重要内容。该书内容丰富而又深奥,后来甚至连隋代负责数学教育的官员都看不懂。到了唐代,被列为国学的数学教科书,并且流传至日本、朝鲜,也成为他们的教科书。

遗憾的是《缀术》六卷以及他的《九章述义注》九卷、《重差注》一卷等,均已失传。《南史》《南齐书》等史书的祖冲之传,也只字不提圆周率,只说他“特善算”。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南朝宋代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作“大明历”。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2),祖冲之请求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们商议。那时,守旧派的代表、大臣戴法兴跳出来表示反对,他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

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十分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胆怯,严肃地回应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

① 大明,宋孝武帝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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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现出了他甘愿奉献于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冲之的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词虚贬,有事所很”。更

试问,这样的官员,世上还有几个?

是啊,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衰微,很多人不顾礼义,她弃廉耻。尽管如此,仍然有不随波逐流的志士,他们们不顾环境的险恐不同流合污,众人皆醉我独醒。祖冲之就是其中之一。

廉耻,是一种道德感情。这种道德感情来自对道德准则的体认和休悟,来自对公道通义的择善固执,来自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着耻心。廉耻,也是一道拒腐的可靠道德屏障。一些贪官为何犯赃?因为他们只害怕法律,就是不怕廉耻二字。法网恢恢总有疏漏,道德自醒无处不在,只靠法律而不知耻明荣,就不可能从根子上铲除腐败。

“廉耻,立人之大节”,“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顾炎武不仅在自己的着作中着重论述,还常常与三个外甥谈论这样的观点。

他举例说,江宁巡抚汤斌,虽说是博学鸿词科考后当官的,但这个人很能廉洁自律,颇有政声。初任潼关道时,汤斌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两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用来驮行李。他的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按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一个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递相以滚单通知,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偏偏汤斌不肯这么做,而是像顾炎武北游一样,要么骑骡子,要么步行。

汤斌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潼关,守城的把总觉得他怎么也不像来赴任的,差点儿把他轰下城头去:“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当知道汤斌真的是新官上任,把总才慌了手脚。

后来,汤斌巡抚江宁,来到了苏州。在这个天下闻名的青腴之地,他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用。冬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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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给章丘县令,请他为顾炎武建朱子祠的事情提供一些方便。这,我

炎武自然是很愿意接受的。

顾炎武在学术上与朱子有共通之处,尽管他对朱子的心学抱有概评的态度。当李顺建议重修云台观朱子祠时,顾炎武立即答应了,并且亲自筹集资金。朱子祠落成后,一向固守“述而不作”观念的李颙,条笔作了《重修云台观朱子祠记》,顾炎武则撰写了《上梁文》,给予朱子很高的评价。文中这样写道:

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来觉,集诸儒之大成。

徐氏兄弟在京城当官,并没有忘记落叶归根这句老话。他们在家乡昆山玉峰山下建造了各自的住宅和园林,也特意为舅舅顾炎武造了房子,劝说他不要再居住在华山脚下了,还是早早回到故乡昆山,安度晚年。毕竟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和鱼虾诱人啊。江南水乡温润的气候,对于他的身体健康也大有裨益。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顾炎武没有答应。原因究竟何在?

顾炎武给徐乾学、徐元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如果按照你们的安排,回故乡昆山安度晚年,肯定会有诸多不便,一是新朋故友问学不断,显然是与自己不为“讲师”的愿望相违背的;二是吴中一带的花费,将是关中花费的五倍,难以负担;三是我能仰仗外甥的资助,假如还有故友相求,又该如何处置呢?这些年来,有多少故友帮助过我啊!

他说:“我不愿意回到昆山居住,并非全都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的外甥着想啊!”

外甥们拿他没办法。

其实,从顾炎武给学生潘耒的信中,可以更清楚地感受他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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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风日下,人情日谄,而彼之官响贵,客听多,便佞者留,刚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查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民主于其家,见彼蝇营救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仍仅得智完而已。

(顾炎武《与潘次耕礼》)

潘来是他最亲近的学生,所以这些话讲得非常坦率,丝毫也不隐腾。看起来,他是以舅舅的身份批评徐乾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却是以一个学者的目光批评“世风日下,人情日谄”的社会现象,这体现了他耿介清正、不愿委曲求全的心态。他在青年时代,就不肯与官场的蝇营蚁附之流合作共事,到了晚年,怎么可能公开表示改变初衷呢?恰恰是年事愈高,孤傲的脾性愈为凸显。

住在徐乾学家时,顾炎武写过一首咏物诗《赋得檐下雀》。他不是把自己比作鸿鹄,而是比作麻雀,这很耐人寻味。麻雀不能自己筑巢垒窝,徘徊在无所依靠的屋檐下。或许它谋求的,仅仅是一根可以栖息的枝条,但是这样的愿望竟也难以实现。它有自己的志气,虽然曾窥探过王谢之家的殿堂,但不想在那儿筑巢定居;虽然寄身于别人的屋檐,却洁身自好;虽然羡慕那些出入于权贵之门的人,却又明白会有诱饵、弹丸加害自己……

后来,顾炎武又写信告诫自己的门生潘来说:“一个人处在这个时候,只有“退’和'拙’两个字,可以让自己免受灾祸。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世界上的事看得很多,谨以“退’和“拙’两个字赠给你。”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一个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刻了解的学者,一个曾经壮怀激烈的志士,对他最得意的学生,以“退”和“拙”两个字作赠,并表明自己的心志,这未免令人深思。

但,生活在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复合体。从誓死抗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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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顾炎武并不愿意接受清廷授予的官职,但理解了叶方蔼的用意。时至如今,也已经没必要跟叶氏兄弟记仇了。

康熙十二年(1673),方恒在济南下属某个县任县令,他已经截出了显着的政绩,而且雄心勃勃,“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他特意给顾炎武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顾炎武在回信中,以“其用心远矣”,向他表示了谨慎而又含蓄的肯定,勉励对方“当奉扬仁风,播之四国”。如果仔细研读,可以看出字里行间似乎有一点讽刺和揶揄。

几个月后,叶方恒有事到济南,专门准备了一份丝麻织品,作为礼物,想来会见顾炎武。他事先跟顾炎武有所约定。顾炎武在给他的信中,也讲到“夏初可至历下”。

顾炎武并没有说谎,早在八月份,他就从章丘来到了济南通志局,参与《山东续志》的编纂。

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却没有出去和叶方恒会面。

叶方恒颇有些失望。不过,他仍然托人将礼品送到了顾炎武的手里,显得很有礼数。

顾炎武也作书答谢,对无以会面做了一番解释,说自己“才入署中,未便外出”,“年兄至此不得一晤,真交臂失之矣”,自己“为《音学五书》将成之际,早夜无一闲晷”。最后又说,日后“对使拜登,尚容面谢”,并且问:“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如有千百卷之书,可佐名山之藏者,则当携赀以来矣。”

顾炎武的信,写得颇有理由。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他的理由,都是设法寻找出来的。手里要做的事情很多,忙得没有任何空闲,与朋友见一下面,总是可以的吧?何况,他的藏书几经散佚,很想从叶方恒那头寻找到千百卷旧书呢!

他与叶方恒之间的关系,依然是若即若离,显得相当微妙。但从严重对立到恢复来往,无疑是一个很大变化。

事实上,顾炎武北游以后,拜访、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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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他们中,有的是清廷高官,有的是地方官员,做能入各种往来,甚至结下相当不错的友情。

汤斌就是其中之一

汤斌是河南睢州人,流寓于浙江衢州。顺治九年(1652)34系授国史院检讨;十三年(1656),诏选翰林出为监司,授渔关道;.(1659),调江西岭北道。寻乞病归里。丁父忧,服除,曾经变业奇逢。康熙十七年(1678 ),诏试博学鸿儒,在没有多少汉人参与负。的背景下,他率先应试取中,被授翰林院侍讲,参修《明史》可%读,主持过浙江乡试,从此大开了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参幕消的的先间

顾炎武于康熙三年(1664)到河南拜访孙奇逢,很快结为交。多奇逢的话“天下事只问有愧无愧,不问有祸无祸”,让顾炎武深意叹强。一个学者,就该有这样百折不挠的骨气啊。

当时,汤斌已经成为孙奇逢的学生。

康熙十年(1671)和十四年(1675)炎两次经过河南。这时候,汤斌在睢州老家。由于孙奇逢的中介,他们相互结识了,此后常在学术上相互切磋,有了不少共同语言。

汤斌诏试博学鸿儒后,侍讲与修《明史》时,顾炎武正在关中。汤斌遇到了一些史事问题,疑惑难解,于是写信向顾炎武讨教。他的信。是拜托从北京西归的李因笃转交给顾炎武的。

顾炎武读过汤斌的信以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并且就有关问题她了答复。

顾炎武很亲切地说,荆岘(汤斌)先生的两函书信,我是一并收到的。在以往的交往中,先生给人留下了“有子产博物之能,子政多闻之敏”的良好印象。

作为清廷的官员,汤斌居之高位。然而,他很谦虚地就教于顾炎武,顾炎武也没有因为他清廷官员的身份而拒之门外。他们用一种学者的姿态交往着,完全淡化了政治因素。

顾炎武十分推崇汤斌的廉洁,所以很愿意跟他一起研讨性理,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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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建立官僚队伍。

科举,是最关键的一环。

跟历代帝王不同的康熙皇帝,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一个独特的决策。准备一举网罗尽“已仕未仕”的博学鸿儒。大儒顾炎武,毫无疑问地出现在清廷的视野之内。很多大臣争相推荐他,同为昆山人的名士叶方蔼,也多次热忱相劝。

确实,对于读书人,这是一个人生转折中难得的机遇。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机遇呢?何况,这些年顾炎武与清廷不再对立,与很多官员交上了朋友。出山当官,时机已经成熟。至少是辛辛苦苦钻研、积累几十年的学问得到了承认吧!

谁知,顾炎武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叶方蔼,表示不同意。他在信里清清楚楚地说:“我母亲为了保全名节绝食而死,临死前嘱咐我不能臣事异代;就算天下人都做了清国的臣属,我顾炎武也不会踏上仕途的。”

当时,有人给顾炎武出主意:“你不出山也好,可以保存士人的气节。不过,你不妨先别急着拒绝别人的举荐,等人家真的举荐之后,再拒绝出仕,名节不就更高了吗?"

对于这种馊主意,顾炎武回答得很幽默:“妇人丧夫守节,本来就是要从一而终。该拒绝的时候不拒绝,难道非要等到别人强娶的时候才拒绝吗?"

他尖锐地说,那些想推荐我出仕清廷的人,都是政治娼妓,干的是逼良为娼的勾当。他们屈膝跪倒在清朝皇帝脚下,自称奴才,还引以为荣,我却不屑一顾。

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康熙皇帝的老师、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特意派了两个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

来人进门,呈上书信,对顾炎武说:“亭林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啊!"

顾炎武看了信,冷冷地说:“感谢熊大人的盛情。可我还是不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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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膜大人。”

“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朝廷这样重视您,如若不去,可要考

虑后果呀!”

顾炎武脸色大变,怒气冲冲地说:“二位如果非逼我去不可,请你们要么用刀杀了我,要么用绳子绑我去,你们看着办吧!"

两个人只得向他赔笑脸,连连道歉,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北京。跟民间传说不同的一个记载是,康熙十年(1671),顾炎武在北京,寄居在外甥徐乾学的家里。当时朝廷议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特意设宴款待,徐乾学陪同顾炎武一起去了。杯觥交错,酒酣耳热之际,熊赐履很热情地邀请顾炎武参与修史。

谁知,顾炎武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场断然拒绝说:“如果真有这种说法,那么我不是像介之推那样逃亡,就是像屈原那样殉身!"

熊赐履和徐乾学不由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怎么也想不到,顾炎武的脾气仍然是如此刚烈。

还有一个版本说,清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了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一时间名士赴召者不少。内阁学士叶方蔼和翰林院侍讲韩英大力推荐顾炎武。但顾炎武严词拒绝,并且发警从此再也不去北京。第二年,叶方蔼担任明史馆总裁,又想招顾炎武入史局。顾炎武写了一封回信,他特意提起嗣母遗训,慷慨陈词道:“即使人人都可以出来当官,炎武必不可出!"

叶方蔼和韩无可奈何。

总之,顾炎武是无论如何都不想为清廷当官,乃至做出了“以死自誓”的决定。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刚烈之词,掷地有声。

世上还有什么比这分量更重的话语?!

德国现代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在斯宾诺莎的墓碑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与此相仿,对于顾炎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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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年来已经前应潮流,改变了某些本不愿改变的东西。但,不为游廷做言,是他的人生底线。哪怕是死去,也不会超越这条底线。既然

决心一死,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死,其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倒是活着要比死去艰难得多。在天前地裂的年月里,顾炎武活了下来,活得很不容易。事实上他所做的

事情,在各方面的贡献,都远远不是死所能比拟的。

由于他的坚辞,他活得并不轻松。自有很多人与之作对。不是吗他的《亭林文集》和《亭林诗集》,因为有“偏谬词句”而被列入“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甚至是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也在部分抽毁之列。一些条目被全部抽毁,有的条目则被删得只剩下一句话。

与此同时,时常有官吏派人上门来找他,说是“聘请”,其实是监视,甚至是管制。

康熙十七年(1678)冬天,甘肃提督、靖逆侯赠少师兼太子太师张勇派儿子张云翼前来,请顾炎武去兰州,顾炎武没有答应。不久后的一天,川督周某又请顾炎武去西安。接着,陕西的潼尚道大员胡戴仁聘请顾炎武去他的官邸,顾炎武依然没有答应。华阴县令迟维城也来凑执闹,亲自登门请他,当然也遭到顾炎武的婉拒。

第二年降冬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啸,四野漆黑。顾炎武身体有些不适,早早躺下了,迷迷糊糊地正要入睡,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咚咚”敲门。他顿时被惊醒了,忙问是谁。有人直着喉咙回答说:“是大理寺卿张云翼前来拜访!”

所谓大理寺卿,说白了就是特务头目。他深夜来访会有什么好事?但,顾炎武不能不支撑着疲乏的身体,起床开门,接待这些不速之客,与他们周旋。

张云翼忽而和颜悦色,忽而神情冷漠,摆出一副官腔。他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呷着茶水,和顾炎武咸一句淡一句地说话,从天气谈到交通,从健康谈到寿命,似乎完全忘记了此刻已是半夜时分,上了年纪的顾炎武需要歇息。


2022-12-08 1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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