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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究竟是什么来意，直到离开时，都没有说。寒冷与困倦，让顾炎武蹙紧了眉头，连连咳嗽。他不愿听张云翼如此聒噪不休，很想下逐客令，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顾炎武心里十分郁闷，更对这种卑鄙下流的行径感到愤慨。事后，他忍不住给张云翼写了一封信，毫不客气地揭穿了张云翼充任特务和鹰犬，干预人身自由的丑恶面目。

张云翼被顾炎武骂了一通，却丝毫也不生气。他在复信中说，他始终是顾炎武的朋友。

种种迹象告诉顾炎武，有人在监视着自己的行踪。看来，华阴也快要待不下去了。

北游以后经磨历劫，在漫长的游历中，顾炎武始终坚忍前行，从来没有想过退缩半步，作为他精神支柱的，是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如果说，最初是为了报仇雪恨，抗清复明，后来，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过程中，在穷尽天地之灵气、探寻古今之流变的索求中，却渐渐衍变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意义。

顾炎武信奉的是文化，坚守的是文化，推行的是文化。这种文化，早已超越了家仇国恨带来的人生遗恨，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某个朝代，甚至超越了学者自身。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也以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征服了清王朝。不是吗，连不可一世的康熙皇帝也甘愿臣拜于汉文化的脚下!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吗?

悠悠岁月中，他已经探寻到了自己想要探寻的东西，夫复何求?何况，嗣母临终前含着眼泪的叮嘱，他永远铭刻在心，始终不会忘记。要不要为清廷做事，无须任何回答……

顾炎武先生的晚年，以行动诠释了“文化人格”这个概念，使之变得分外有意义。

他将人生的跋涉与文化的跋涉，融会在了一起，怎么也无法分割。生命的历程，恰恰是一种文化的历程。生命给文化以动力，文化又给生命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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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资源无比丰沛。从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到宋明风的五千年的文脉涵养出泱泱中华。天开万象、鬼斧神工、厚德载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永远是那么争奇斗艳、万紫千红，令入自不暇给。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个体生命的终极归属是什么?究竟是崇高的文化价值，还是效忠于某一个王朝或某一个权贵?这是十分沉重的题目。顾炎武认为，生死与成仁，并不能等量齐观。有人“杀身以成仁”，也有人“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还有人则是“不杀身而成仁”。所以，绝不能不加选择地“蹈仁而死”。那仅仅是“全其小节”的行为，并非“通人”的作为。他非常明白，留得有用之身，始终不渝地坚守节操，丝毫也不比轻易草率地“蹈仁而死”更容易做到。

文化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证明这一点，顾炎武提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当然指的是为科举之试所读的书。中国历来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旦读书，就不能不想到做官，一旦做了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他认为，忠孝、节、义并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任何时候，即使是身心分裂的情况下，也要强调一种心的坚守，文化的坚守。

只要有机会，他就奉劝清朝统治者，要为遗民们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清明政治的一种象征。他举例说，东汉时期的袁绍，接纳名士来撑自己的门面，强迫经学家郑玄到他的营中去，但郑玄最后死在了那儿。所以，曹操在讨伐袁绍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袁绍把郑玄给逼死了。千万不要逼人太甚，既然人家愿意当遗民，就让他当遗民嘛。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表示国家的清明政治，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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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他也劝导明朝的遗民以及遗民的后代，必须坚守自己

道民的立场。

在漫长的跋涉中，顾炎武忧愤而犀利的目光越过了天崩地裂、动荡纷争的当今。他在苍茫的历史时空中苦苦追寻，追寻“不可绝于天地间”的一线历史之脉、文化之脉。这种卓尔不群的追寻，让顾炎武的晚年孤峭、悲凉、沉重，却也让他的生命意义显现出凝重、高洁、永恒的光彩，足可以“垂示后来者”。

任何一个伟大的灵魂，只有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才能获得重生，并且在重生中升华。

顾炎武的一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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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等等过程中，由于获取白银的难易程度有差异，白银对于官密、商员、衣的利害关系也各不相同，所以是绝对不可采用简单划一的政策的。当初王安石发明了以钱代役的“免役法”，司马光马上起面抗诉。湖山西穷民宁服力役。明代实施白银政策，统一征银，强调了白银在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在东南沿海地区推行是可以的，如果在西北或山东的穷乡僻壤推行，不是重蹈了王安石不知权变的覆辙吗?白花花的银子，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神通广大。

顾类武对于西北地区征收白银赋役，始终耿于怀，直至临终，仍

然内心不安。

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顾炎武清醒地意识到，追求财富，是人的一种天性，无法压抑。正因为每一个人都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社会经济发展才会有最直接的动力。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多次记载了吴中地区工商兴盛的景象。那里的许多老百姓不喜欢购置田产，而是热衷于经商。街上商铺林立，令人眼花缭乱。譬如洞庭东山，居住的人口很稠密，人们习惯于以经商为业。那些居住在太湖边的老百姓，虽然历来以耕田、捕鱼为主，但是空闲时也不忘记做一些小买卖，无论男女，都擅长织布、织席、采石、造器。甚至连退休了的宰相、学界领袖，也都放下身架，随波逐流，参与某些商业行为。比如说，嘉靖年间任首辅的松江人徐阶，就在家中开办纺织厂，招收了许多女工。

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具有西欧商人那种明知航海危险也要冒死以往的精神。在顾炎武的笔下，“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

那些出海通番的商船，原本缺乏航海经验，难以战胜险风恶浪，在漫长的海路上，十条船中往往会损失两三条。后来，他们依据一本《航海经注》，可以预知海岛的方位，预测夜间应该行多少水路，估量水的深浅，某处海面的礁石必须提防，某些日子海上气候变幻无常，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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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避免。往来船只便可以安然无恙，经商盈利自然不在话下，在顾炎武故乡昆山，元末明初出了一位富可敌国的沈万三，我是出海通番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他在周庄镇南湖边垦荒，躬耕劳作，有了立业的根本，随即又得到了苏州陆氏馈赠的巨资，领时如虎添翼。由于治财有方，又有出色的经济管理才能，沈万三在开群田宅的同时，把“东走沪渎，南通浙境”，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镇，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利用东江(急水港)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接鸿家港的便利、将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带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很快戏使自己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在明朝定都南京时，他甚至捐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他的富庶，竟然连明太祖朱元璋都感到眼红。后来，他利令智昏，试图拿出银子替朱元璋犒赏三军，冒犯了皇上，被发配充军云南，便成为必然。

昆山还有一位豪富顾阿瑛，既是继承家业、“走番”通商的生意人，也是典型的文化人，喜欢赋诗会文、宴饮赏曲。他轻财结客，家富而豪侠不羁。在阳澄湖畔修筑别墅区，邀集当时的许多文人前来举办派对--“玉山雅集”，为昆曲的前身昆山腔的萌发，做出过一份可贵的努力。也许他难以称得上“富可敌国”，然而从文化的层面看，他对于财富的理解比沈万三更胜一筹。

中国的对外政策长久是闭塞的。到了元代，朝廷开始推行“诸蕃列国，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宽松政策。这大大刺激了对外经济的发展。门户开放后，“海舟巨舰每至吴淞江、青龙江取道，直抵平江城(今苏州)东葑门湾泊”。苏州和昆山等地，很快出现了“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宝”的情景。

明初，朝廷实施海禁，出海通番的商舟有所寥落。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发，海外经商又逐渐形成规模。““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

与海外贸易相配套的，还有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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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刚刚建立政权，就在太仓黄渡镇(今属上海嘉定区)设立了市舶司--这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后来又在浙江、广东、福建相继设立了市舶司。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记载了明末沿海居民和西洋商人贸易往来的情况。他丝毫也不隐瞒开放海禁的主张，明确指出，海上贸易和沿海百姓的生计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因为海禁而造成的危害。他也做出了深刻的揭示。

他很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样的道理:

“国外的货物，很多是中国所需要的，洋人一定要卖，国人一定会买。因此，即使朝廷下了和日本绝交的命令，但还是保留了浙江、福建、广东三地的市舶司，以了解海外的情况，流通货物，征收税款。”正是因为清楚地认识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顾炎武提出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自由经济思想。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认为，早期的统治者，都是好的统治者，能够为了整个国家而压制自己的私利。顾炎武却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统治者其实是更关心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承认这个现实，利用每个人的私利观念，使“一人”(皇帝)的行为，能够公正到对所有人都有利。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顾炎武敦促统治者从当地人中选拔县令，而不是遵循“回避制”--根据原有的规则，官员不得在其家乡任职。顾炎武认为，不应该试图让官员疏远他所管辖的人民，而是应该采取相反的政策，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官员最能成就民众之“私”呢?当然是首推本乡本土人士，地方经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家族、亲友、乡邻的切身利益。他们牵制着官员的作为，这就避免来自外地的“流官”只对上司负责、不为老百姓利益着想的官僚主义。

有公而无私，只是后人的美言，并非先圣的至训。顾炎武认为，只有让人民“自为”，而不是让那些口称“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来“程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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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顾炎武完全放弃了循宋明理学“公”的老路去寻找理想国。他根本不在乎人性的私，也不担心天下人利益的冲突。相反，他认为应该承认“私”的现实存在，只要大家的私都能循既定的制度派上用场，不浪费，不压抑，天下就治平了。

从这些观点，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顾炎武绝对不是一个死捧着书本的呆子。他经过商、理过财、管过家，经历过很多磨难，尝过不少教训，对人性的局限性有着通透的理解。而且，他还颇具幽默感。这显然都是寻常的学者望尘莫及的。

他曾经举过一个治家的例子，宋代有一位姓张的老人，家里是九世同堂。宋高宗曾经问他，这么一大家子人，你是怎么做到和谐相处的?老人并不说话，一口气写了上百个“忍”字。他的含意是以隐忍求和谐。顾炎武却不以为然。他评价说，管理一个家庭，应当遵循一定的纲纪法度，才可以永久保持安定。假如儿媳妇与小姑子闹矛盾，奴仆放纵胡闹，而身为一家之长，却只是隐忍而已，这样做，九代同堂的大家庭，恐怕是连一天都过不太平的!

这样的治家观念，不仅仅领先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到了今天，也能够给我们颇多的启迪。依此类推，管理行政机关或企业，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三

明代官员张瀚所着的《松窗梦语》卷六，记载了他们家以机杼起家的过程:

殷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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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不仅当代之君不得侵犯和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即使是被前代之君所剥夺的私有财产，也要无条件地归还给老百姓。

他客观地评说了宋代史事，总结了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宋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很多，最初却是从对民间工商业者实行横征暴敛开始的。明王朝看起来是亡于崇祯，实际上是亡于万历。万历皇帝最大的弊政。就是实行了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

二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主张行政权力退出市场竞争。

顾炎武主张严厉打击与民争利的“官倒”，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及利，促使行政权力从市场竞争中退出去。他主张食盐的自由贸易，力主撤销设置“盐吏”的“掩耳盗钟之政”。

他认为，商品的流通有其因“地利之便”的自然规律，不是国法所能禁止得了的;改变由国家垄断食盐贸易的局面，不仅仅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有利于澄清吏治。要保证贸易的公平，使交易的双方都能“各得其所”，就必须制定一整套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

三是主张无地域限制的自由贸易，包括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顾炎武主张的自由贸易，不仅指食盐，而且包括粮食、棉麻、茶叶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贸易不受任何地域的限制。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引证了傅元初《请开洋禁疏》等大量文献，说明闭关锁国是笨拙的，只有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开展对外贸易，才能解决东南沿海人民的生计问题，以及沿海官员勾结“倭寇”“因缘为奸利”的问题。

不仅提出对策，他还身体力行。

不是吗，当顾炎武离开家乡，作为一个游子在北方颠沛流离时，为了生活，他曾经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经商，既是他谋生度日的途径，也是筹集复兴经费的手段。经商的实践，为他编撰《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清顺治八年(1651)，来到淮安，与老友、抗清志士万寿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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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这时候的顾炎武，浪迹江湖，一身短装，正以卖布为生，已经完

全不是当年文人学士的潇洒模样了。

万寿祺看见他，感到很意外，不无感慨地说:"先生有管理天下的才能，如今隐没在市场之中，是不是在此初试牛刀呢?"

顾炎武知道他有所担忧，不以为然地笑着回答:“作为一个学者，能够做一点生意，对经济活动有亲身体验，肯定是有好处的。

万寿祺只能表示理解。

清康熙五年(1666)，顾炎武利用清朝奖励垦荒的政策，来到山西代州、与友人李因笃、傅山等二十几个人一起，筹集资金，尝试以“殷份合作制”的形式，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开垦荒地。他们的艰苦创业获得了不小的成功，所获得的盈利，除了供应日常开支，还积蓄一部分钱，留作日后活动经费。

这，就是他参与经济活动的最典型的例子。

参与经济活动，赚钱只是浅层次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了自己的“经世致用”。任何完美的理论，一旦束之高阁，又有何益?为当今所用，为后世所重，才值得骄傲。

在中国，民本思想由来已久，传承不绝。最基本的含意就是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政以民为本。顾炎武把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

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有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有许多观念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明代末年，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毋庸讳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对此，顾炎武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论》，将明朝嘉靖前后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记叙了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

从明代初年到弘治年间，整个社会非常有秩序，呈现出田园诗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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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肇城志》中，顾炎武引用了王士性《广志绎》卷四的有关论还指出:

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在顾炎武看来，杭州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生计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商业活动，是杭州市民的“本业”。可是官府却以整顿风俗为名来破坏市民的生计，这样做，必然阳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顾炎武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前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并不是由于自然界的专迁，而是由于许多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

他以五代、宋、金三史的史料记载说明，山东梁山水泊本有方圆八百里的水面，到了明末清初，却只剩下方圆十里的面积了。缩小得这么快，可以想见黄河流域自然生态破坏的严重性，然而这种破坏恰恰都是人与水争地所造成的。

南宋时期的昆山人、曾任礼部尚书的卫泾，对于长江下游的自然灾害，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卫泾认为，水患的实质，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侵占了行水通道。南宋初年，东南豪强围湖造田，“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围田之害深矣。……围田一修，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时隔绝，稍觉早干，则占据上游，独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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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热之利，民田无从取水。水溢、则服流爽决，复以民田为壑”这些违反自然规律的举动，在毫无节制的私心作用下，造成很多灾害。水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患”。

顾炎武在《日知录·治地》中也说: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亮无不进地，田间之涂九轨。有杀道矣。遣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边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骚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前人……

对于土地，古人大多取综合利用的观点，将山林水体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自然保护骨架，在适宜于生产的土地上进行垦殖，使土地不致荒芜，地尽其用。在用地的比例上，也要根据地区的不同加以认真对待，该休息的，让它休息。粮食的生产，千万不能“以急迫之心为之”，只盯着几片耕地不放松。保持耕地的总量固然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综合安排山林、草灌、耕地、城邑、水体，使系统整体达成功能上的协调。

要有长远的眼光，不可因一时之小利而忘万年之大计。这，正是为了保护自然生态，探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发展商品经济，当然不能不言财言利。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二中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

他认为，关键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说，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了“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地方的富裕也就是国家的富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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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与地方争利。希望能逐渐转变庶民困窘的境遇，到达“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

与许多学者不同，顾炎武把人之有私，看作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顾炎武认为，照顾家庭，关心子女，是人之常情。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私心，往往是事关切身利害了，就会努力去做。因此，政府与其包办百姓的事情，还不如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权益、满足自己的愿望、实现自我的价值而尽力拼搏。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聚集这股力量，引导这股力量，将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在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国家利益。这，在历史中已经得到无数次的证明。因此，追求个人的权益，只要得到合理的引导，也可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说:

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人类有生之初，都是自私的。他们不会考虑和谋求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是自然的。超出了一己的利害，而以天下的利害为利害，这种行为，只有个别伟大的君王才能做到。尧、舜、禹他们都曾为此而进行了艰难的选择。顾炎武设定了天子的“无私”与大众的“有私”之间的统一。也许，实现这种设想的关键，还在于天子与他的子民们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

顾炎武不相信官员们“为天子为百姓”的那些高言宏论。他认为官员们也和老百姓一样，只有让他们有利可图，才会实心实意地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任何政治的高谈阔论、道德的豪言壮语对官员们都不管用，应该把满足他们对名利的要求与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结合起来。比如，首先给足他们俸禄，以此养廉。给足了俸禄还不行，应该给他们名，让名与利挂钩。

2022-12-08 19: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