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追记》24、自治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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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自治是关键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掌握着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 ”，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着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以一个例子说明。1991年我在拉萨，因为原有电力跟不上拉萨规模扩大和用电增加，几乎天天停电，人们怨声载道。当局那时决定在离拉萨不远的羊卓雍湖建设一座新电站。然而羊卓雍湖是藏人的神湖，藏人认为建设电站对神湖造成惊扰和破坏，反对的呼声很高。对此，当局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藏人的所说的神湖是迷信，于是坚持把羊湖电站建成了，前后施工8年，花了18亿元。今天的拉萨再也没有停电问题，然而藏人一边享受着羊湖发电带来的光明，一边骂着花了钱搞建设的汉人统治者，民间还流传汉人借施工之名挖走了埋在羊湖下的宝贝，国际上也把羊湖电站当作北京不尊重西藏文化的实例。在这种问题上，为什么不能把思路变一变呢？何必由北京决定什么对藏人是好事或坏事？对于少数民族的选择，是迷信还是科学并非最重要，那是人家的文化，关键看人家愿意怎么样。如果让我考虑羊湖的问题，莫不如让拉萨人以投票方式选择究竟是愿意忍受缺电的不便，还是愿意建设电站。投票结果若是不赞成，那就省下18亿元；若是赞成票更多，反对意见也就没有理由再把矛头对准北京，而中央政府那时拿出18亿元建设电站，也就成为对藏人的真正帮助。

　　国际社会一直有关于北京正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批评，流亡藏人更是以此作为对北京的主要控诉。然而传统文化的衰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哪个民族都无法回避，包括汉族自己也不例外。西藏传统文化是否能抵抗得住全球现代化进程，即使是达赖喇嘛亲自统治西藏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北京何必要去自己背这种骂名，成为费力不讨好的挡箭牌呢？让西藏自治，让藏人去面对两难，进行选择，承受来自各方面的矛盾，自己旁观评论，岂不是藏人高兴，国际满意，自己减轻负担，又可以充当仲裁者？这才是对中央政府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只要是国防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里，主权能够得到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怎样自治，都不会有大碍。

　　有人可能担心资源的问题，真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当地的资源 ——如新疆石油——国家是否就没有权力开采了。对此应该认定一个前提，即开采资源是需要对当地人民给予合理补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起国家旗号就可以无视一切。然而对资源补偿并不会使国家难以承受。现在国家每年给民族地方的拨款，在那时就可以转换成这种补偿。双方变成了明算帐。以后就不必一个说我无偿给了你多少钱，另一个说你无偿拿走了我多少东西。一切都按交易规则来做，那对双方的关系肯定是更有利的。至于国家和地方的权益怎么分配和保证，可以在历史基础上通过协商以法律确定。国家拥有武装力量，掌握着最大的资源，根本无需担心民族地方真正自治后会发生失控。只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一切都不会脱离掌控，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有这个自信。

　　不过所谓自治还只是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自治，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疆怎么实行，都需要有十分深入的思考和设计。新疆实施自治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区，尤其是近七百万汉人怎样融和进新疆的自治中是一个大难题。新疆本地民族之间虽然也有诸多矛盾，但若不考虑汉人，他们之间共同的伊斯兰因素和突厥因素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然而有七百万汉人在新疆，强调伊斯兰和突厥因素就会导致以汉人为敌和排斥汉人，成为民族冲突的根源。

　　我和E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最多。监狱里有无数的时间，人的耐心因此特别强，可以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细节上反复质疑、讨论和推敲，并且乐此不疲。目前世界上那些现成的模式——西方民主制、政党政治、议会选举等，都不能应对新疆未来的局面，甚至会加剧矛盾。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一致，只有找到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才能使新疆问题走出困境。

E对我提出的“逐层递选制”表现出很好的理解和接受，这使我感到欣慰。和目前的其他自治概念都不同，逐层递选制是一种“全细胞自治”结构，它的自治是一层套一层的，自治之中还有自治。其实以往各种自治形式都非真正的自治，只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保持着统治结构。一般来讲，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不管哪个阵营把握了统治权力，都意味另一阵营是被统治的，因此这样的结构特别容易发生冲突。而在逐层递选的结构，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比较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不同族群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而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交往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协。直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就会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我们那些具体讨论。我当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笔记。因为监狱当局经常搞突然袭击式的检查，为了防止笔记被他们当作 “反动思想”的现行反映，我把笔记冠上了一个“古希腊城邦制度讲义（复习提纲）”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是我在默记过去上过的什么课，以及写下的一些心得。所用词汇都经过变形，谈的似乎是遥远的古希腊。

　　在监狱里，我得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对当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这次坐牢倒成了一个收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开始真正走进了维吾尔民族的内心世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即使在入狱之前，我专程来新疆结识维吾尔族朋友，自以为和他们有了很多交流，其实还是在他们之外。因为那时我还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来看他们，把他们当作对象来观察。是监狱使我和他们的心贴到了一起，卷进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与他们承受起一样的苦难，和他们产生了血脉之间的融和。是的，自从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个概念，当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对象，而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会让我感到疼痛，让我感到目眩，也会让我感到情深意长，绵无绝期。

E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发音，声音很像是一种气体和液体混合起来在耳边发出的汩汩流动，我用他的名字做了一首小诗赠给他，不过这里只能暂时隐去他的名字：

　　我割断了血管

　　血流轻快地歌唱：

　　××××

　　××××

　　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