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目的，是为了伟大的着述。从清康熙元年起，他的游踪扩展到河南、山西、陕西各地。除了拜访朋友，撰写诗文杂苦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代表作《日知录》的修改补充上了。他用友人所赠送的二马二骡，装驮着书卷，四处翻山越岭，沐风栉雨，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实地考察。同时认真查阅文献，以“采铜于山”的精神从代史书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材料，然后在旅行的间隙埋头写作。

康熙五年(1666)由汾州又一次来到太原，造访傅山。这时候，着名学者朱彝尊、屈大均也正好来拜访傅山，彼此便得以相识，进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这次相会，顾炎武与傅山之间有唱和诗三首。

傅山的《晤言宁人先生还村途中叹息有作》诗写道: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叶黄尘载五车。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识旧年家。乍惊白羽丹阳策，徐颔雕胡玉树花。诗咏十朋江万里，阁吾伧笔似枯槎。

他说，清军进侵中原，凄凉的胡笳声席卷中华山河、故国文化。幸而有顾炎武这样学富五车的志士，不辞辛劳来到各地传播民族气节。我已是方外之人，无法适应这异族统治下的新世界，只能有缘认识你这样的抗清志士。我惊叹你有策划江南抗清斗争的无穷智慧，也吟读了你充满反清思想的诗文。你的诗所吟诵的，都是像南宋抗金志士王十丽、江万里一类的斗争事迹，我的诗情却像是枯萎了。

顾炎武为傅山的这首诗感动万分，立即步原韵和了两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愁听关塞遍吹箱，不见中原有战车。

175

出狱后，他仍然潜心于着述，在完成了《音学五书》后，又撰写成《郡县论》《生员论》《钱论》等一系列具有历史价值的文论杂着。当时，他精心撰写的《日知录》，也已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

康熙十年(1671)学士举参与编修《明史》的聘请后，第三次从北京来到太原，拜访了傅山。这次，他们相聚的时间比较长。

尽管不为清廷做官，不修《明史》，但这些年来的经历告诉顾炎武，与清廷的高官保持密切往来，并没有什么坏处。自己的三个外甥是朝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哪怕不提起他们，那些原本想来找麻烦的人，也会知趣地避开了。顾炎武在山东被卷入“黄培诗案”，关押于狱中，如果不是外甥伸出援手，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傅山跟他有相同的体会。傅山与杨思圣、魏一鳌、孙茂兰等山西高官过从甚密，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病或馈赠书画作品，这些人自然也给傅山很好的庇护。

正由于这样，傅山与顾炎武在一起，躲开了政治风浪，生活在平稳安逸的环境里。有意思的是，除了忧时伤世、谈政论文、诗歌唱和，他们还一起创办了实业。

顾炎武是颇具商业头脑和经营能力的。尽管历代统治者多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大夫们通常也对商人持极端鄙视的态度，顾炎武对商人却很看重。他从年轻时开始就参加一些商业活动。当然，他经商仅仅是手段，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学问。何况，如果不善于治财，他又怎么可能长期在北方游历下去?

那么，他与傅山合作做什么呢?创办了山西票号。

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从事汇兑和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前身。

李自成起兵陷京师，得到了勋戚和文武诸臣的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李自成奔还京师，将金子熔为金饼，每饼重一千两，总共有数万

176

饼。清兵入关，李自成以骡马装载金饼，败退山西。清军追赶很了，"自成却骡马疲惫，实在跑不动，便将金饼沿途埋藏，至西安时只鹅下分之二三。后来，李自成沿途埋藏的金饼，大多被山西人掘得-

山西富人拥有较多的资财。

据传山西人用这笔资金创立了票号，而票号的规章制度都由顾类与傅山共同制定，唯恐招祸败事，所以一切方法都只凭口授，而不记能一字，控制得极为严密。后人遵循不变，因而能在商界称雄二百余年山西票号执掌着清代的金融命脉，从这个意义上说，顾炎武堪称中国近

代金融业的先驱者。

《清稗类钞》有《山西票号》条:

票号，以汇款及放债为业者，其始多山西人为之，分号遍各省，当未设银行时，全特此以为汇兑。人以其资本维厚，多以巨资存放号中，深信之。给息存簿，甚有无息者，故获利颇丰，后乃改依银行之例矣。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史》中也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也记载:“近闻山西人言晋人得李自成金，由顾、傅设票号，立新规，天下俗从……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但是，多年来学术界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觉得这不过出自野史，或者是跟顾炎武有关的一个民间传说。顾炎武曾经在山西、陕西生活了很多年，留下大量的传说，并不奇怪。

不管是真是假，顾炎武的经营才能已是毋庸置疑。

中国的票号于清代末年向世于古城平遥，作为晋商重要组成部分的平遇票号，话跃于大江南北一个多世纪，一度执全国金融之牛耳，闻名

178

了“抉剔史传，发挥经典”。但它对后来的考据学、金石学以及书法中的“碑学”所起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相对来说，傅山不仅从一个学者的眼光出发，而且从艺术的眼光出发，来看待金石文字。他高超的艺术天才，是顾炎武所不具备的。傅山精通书法，擅长绘画，尤其是他的书法承继晚明以来连绵大草的书风，

很有独特的个性。

康熙十年(1671)，岁的顾炎武第三次去松庄会见傅山时伸出腕臂，让傅山给自己诊脉。虽然年近花甲，顾炎武却是“六十岁的人，三十岁的心脏”，身体依然很健康。

傅山一边诊脉，一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弟，凭你的身体还可以生儿子呀。”

一句话，说到顾炎武的心里去了。顾炎武一生没有子嗣，总是一个隐痛。听到傅山的这句话，他不免瞪大了眼睛，心底里潜伏的某些欲望，顿时被触发了。

“真的吗?"

“不假。你不妨再娶一房小妾。”傅山点头说，“你一个人过日子，也太冷清啦!”

顾炎武朝傅山看了一眼，觉得他郑重其事，丝毫不像是随意拿自己开心。是啊，别人像我这般年龄，早在含饴弄孙了，可是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假如娶一房小妾，生一个儿子，陪伴左右，不知能增加多少乐趣，将来还可继承自己未竟的事业……

傅山思付片刻，给他写了一份医嘱。医嘱云:“君子甚至爱气而谨于房。是故新壮者十日而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壮，始衰者倍中年，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而上与天同节矣。”

顾炎武一边收下医嘱，一边道谢。

很快，顾炎武便纳了一个小妾。小妾性格温柔，侍奉也很细致小心，每天给他烧饭做菜，嘘寒问暖。在他伏案着述时，要么磨墨添纸，要么端茶送水，从不打扰他的恩绪。生活悄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

179

他甚至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

然而，就这样过了两三年，他发觉自己的身体状况竟变得愈来愈差，整天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来。坐在那儿编书、写书，眼睛看出去昏蒙蒙的一片，耳朵也嗡嗡作响。最要命的是脑子变迟钝了，不像从前那样下笔千言。各种各样的毛病似乎都在冒出来。

小妾的身体，却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一心想得到儿子，偏偏没有得到。

顾炎武非常后悔，写了一篇《规友人纳妾书》，责骂傅山不该开这么大的玩笑，劝自己纳妾:“怎么有劝六十岁老人娶妾，还可以称为君

子的?”

顾炎武终于醒悟，自己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有儿子了。咳，快死了这条心吧!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没做，不该拿老命开玩笑，沉湎于温香软玉。于是他决定悬崖勒马，立即把小妾嫁出去，同时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这时候他才想起，傅山是给自己一份医嘱的，自己却没有遵照医嘱去做。弄垮了身体，本不该责怪傅山。

这是一段学者私生活的小插曲。

顾炎武离开松庄，定居于陕西华阴。后来，他有机会去过几次山西，但都没有再拜见自己所敬慕的这位兄长和挚友，只是在信札与文章里，表达了彼此深厚的情谊。

四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时序回溯一下。

康熙三年(1664)七月，五十二岁的顾炎武来到北京昌平，第四次拜谒十三陵。然后，南游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中部、南拒马河下独南岸的保定容城，拜访了学者孙奇逢。

180

顾炎武早就听说孙奇逢的名声，也很崇拜他的学问。明清两代，廷曾先后十一次征聘孙奇逢做官，他都拒招不仕。晚年，孙奇逢在就辉县苏门山夏峰村开堂讲学，所以又有“夏峰先生”的称号。他以七多岁的高龄，率领子弟，躬耕在景色秀美的夏峰，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名前来请益。孙奇逢不仅因材施教，还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以熟称为生。一时间，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

清朝初年，孙奇逢成为与黄宗羲齐名并重的人物。当时有一些人认为，聚徒讲学者，中国最着名的有三个人，在北方是孙奇逢，在东南是黄宗羲，在西北是李颙，称之为“三大儒”。黄宗羲也很肯定孙奇逢在学术界的地位，评价说:“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

顾炎武与孙奇逢相识，二人很快就产生了共同语言。顾炎武觉得孙奇逢是一位有肝胆、有骨气、有才略的人，果真名不虚传。晚年，积淀丰富的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和尊严，愈加显出长者风范。

世界上有各不相同的树叶，也有各不相同的学者。北游后，拜访学者，结交志士，几乎成了顾炎武最重要的事，也是最愉快的事。不过坦率地说，所遇到的各色学者，也有不少让他深感失望，不得不投去鄙夷的目光，也有些学者，则只可敬而远之。

然而，对于孙奇逢，顾炎武不能不由衷地赞美:“名高悬白日”，“微言垂旧学”。

这当然不是随意的奉承。这是两颗互相吸引的心在碰撞、融合时发出的耀眼光芒。

孙奇逢少年时代就立下济世之志，也曾经留意仕途，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学术。跟顾炎武一样，不赴召，不出仕，乃至甘当隐士。他认为，退隐对于人的益处甚多，不只是为了避祸，而是“好将数斗清河水，洗胸中热火烧”。然而，他并不排斥仕宦，清廷稳固政权以后，很多仕宦上门来，他同样接纳教导，悉心指点。丰富的学养，促使孙奇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眼光。作为一代儒宗，他将全部心愿和强烈的道德冲动。都化作内在的人格力量，毅然肩负起了继绝学、承道统的历史重任。人

181

世遭逢家国变迁，各种各样的磨难和体验都融入他的历史意识之中，最终生发为学问。

孙奇逢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学者。明天启年间，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革新派与以阉党为代表的朝廷腐朽势力的斗争，达了到白热化的程度。阉党肆意大兴冤狱，给杨涟等六君子、高攀龙等七君子强加上“结党乱政”、接受“贿赂”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入监。孙奇逢拍案而起，以众乡绅的名义，写信给镇守山海关的兵部尚书孙承宗，恳请他立即入朝，竭力阻止阉党杀害诸君。信中情辞激烈，感人肺腑，读来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阉党一意孤行，惨绝人寰，左光斗等人竟然被活活打死。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孙奇逢坚持正义，反对邪恶，表现出了无比坚强的气节，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诸义士被害以后，他又不惜破掉家资，为之筹措后事，恤养义士遗属。在这场斗争中，孙奇逢实际上起到了北方士大夫清流领袖的作用。

明崇祯九年(1636 )，清军入关，所过之处，烧杀抢掠，血流成河，不知有多少人遭灾。孙奇逢集合乡人，拿起武器奋力守住容城，清军围攻七天七夜，终于灰溜溜退走。

清廷控制政权以后，曾严禁野史传播。孙奇逢因为着有《甲申大难录》而被人讦告，他坦然回答道:“天下事只问有愧无愧，不问有祸无祸!”

独立思考，按自己的良知办事，不惧怕遭遇灾祸，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矢志不渝地为之努力的啊。

显然，由于孙奇逢对国家、对朋友、对弟子、对乡亲做了大量应该做的事，这才赢得了“夏峰先生”的美誉。很多有机会亲炙夏峰之学的人，都对他产生难忘的印象。很多人听闻孙奇逢的名声，哪怕跨州隔省，也特意千里迢迢赶来见他，一旦与他接触，无不感受到他的魅力，佩服他的学识。即使是顾炎武和傅山这样的学者，也为之倾倒。

孙奇逢最值得一提的，毕竟还是他的学术思想。

来到了目的地，他又忙着走访地方名士，寻找书刊资料，在了下朝闯读。一年之中，他差不多有半年住在旅店里。有时顾不上吃饭，我用几文线买几块烧饼充饥。有时没有钱买马雇仆人，就自己背着装满书

蔬的行黄，跋山涉水。

如今，依靠朋友们的帮助，各方面的条件都在改善，自己也逐斯适应了环境。幸喜的是在艰苦和清贫中，他的身体还算健康，更从未摇过自己的意志。总是这样，吃吃孜孜地博采广闻，探寻经世致用的学

问，也有所收获。

他把自己做学问的方法比作“采铜于山”。

顾炎武说，做学问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采铜于山”也就是博览群书、实地调查、大量收集原始资料，然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用自己的目光加以认真选择，以形成独特的见解。另一种方法是“废铜铸钱”，也就是抄袭别人的材料，甚至剽窃前人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看起来，这样做比较快，容易出效果，实际上却是既铸出了废钱，又把古钱毁了。真正要做学问的人，怎么能铸废钱呢?

正是如此，他用朋友赠送的骡马，驮着明代十三朝《实录》和许多州郡志书，漫游各地，“采铜于山”。

每到一地，他不仅采集文献资料，更注重实地调查访问。往往是把调查访问所得与文献资料加以对比甄别后，再下结论。到了名山大镇，他总要跨下马背，四处研究一番。发现可读的碑文，他仔细看过，认为确实有价值，便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如果这篇碑文是从未见过书刊的，他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晚上甚至睡不着觉。游历到某些关隘要冲，他为了弄清地理上的问题，便下马向老兵退卒请教，直到弄明白为止。假如他们所讲的与自己知道的有差别，就打开书本细细查对。

为着自己的政治理想，顾炎武在北方四处奔波，颠沛流离，成为一个马背上的学者。

后世涌现的无数学者，为什么在他们的文章中很难见到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恐怕除了安于书斋，缺乏长期的田野考察、风餐露宿

193

然而，这个人却讲得娓娓动听，顺理成章。 萨住脚步，听了片刻。《仪礼》很难懂，也很难讲，这是大家就道的。

顾炎武不禁走了进去，站在一旁仔细听起来

那人讲得有声有色，有条有理，满场的听客无不听得津津有味顾炎武听了一会儿，忍不住向身边的听客询问:“这讲演的人到很

是谁呀?”

“你不认识他?”听客望望他，说“这是张尔歧呀，本地的句谈先

生，名声不小!"

顾炎武没说什么，钦佩地点点头。

第二天清早，顾炎武便专程前去拜访。他按照古时的礼仪，走上前去，递上自己的名片，说:“先生独精三礼，卓然经师，今后还望多多

指教!”

张尔岐接过名片，见是大名鼎鼎的顾炎武，不由肃然起敬:“亭林先生，想不到是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连忙请他到房内坐定。

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此后，他们结成了相互信赖的好朋友。

张尔岐自幼聪颖好学，熟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晚年精研“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造诣特别深。《仪礼》，也就是礼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前人为礼经所作的传、注、疏很多，但是因为年泾代久，经文多有脱漏，传与注也有许多混淆之处，使后人难以读懂。张尔岐苦心研读，除了将传、注分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烦琐附会的文字，重新进行断句，编纂成了《仪礼郑注句读》。又为监本(官定本)《礼记》、石经(刻在石碑立于太学中)《礼记》勘正脱误，多达三百多处。张尔岐曾有许多着作，学术价值最高的是《仪礼郑注句读》一书，他足足花了三十年的工夫，写下了这部十七卷的着作。这一切，为张尔岐奠定了很高的学术地位。

顾炎武和张尔岐有共同的政治观点，都不应科场考试，不仕清廷，

增下定决心，哪怕整夜不睡觉，也要解开这个疑团。四更时分，寒双脚都冻得麻木了，他仍然独自坐在房间里一边读书，一边沉

人

丝毫也没有睡意。

奇迹出现了。忽然间，他感到心灵开朗，仿佛门户大开，午夜的四

星现一片光明。

从此以后，阎若璩变得异常颖悟，所读的书，过目成诵。

这说来很玄乎，其实容易理解。阎若璩的聪慧颖悟，并非天赐，而是刺苦读书、认真钻研的结果。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了陶宏景、空甫酒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作为对联愿写在家里的庭柱上。意思是，即使一件事没弄懂，也算自己的一大卧学;遇到学者必请教，因此很少有空闲的日子。

正是由于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阎若璩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成为明清之际着名的经学大师、考据宗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清康熙二年(1663)，阎若璩来到太原松庄，拜会了比自己年长三十岁、当时已经名播天下的傅山先生。傅山与他会晤时，一起切磋学问，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康熙十一年(1672)，阎若璩又一次到太原拜会傅山，恰好顾炎武他在太原，于是他们相识了。随即结伴一道考晋祠古迹，辨别晋水源流，探讨太原的沿革、唐晋的分封等问题，彼此洽谈甚欢。

当时，顾炎武未必能估计到阎若璩日后呕心沥血着《尚书古文疏证》八卷，被学术界称为石破天惊之作，因而拥戴为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尽管阎若璩的品节颇有些不足取，但他肯钻研学问，也很尊敬顾炎武。对于这个比自己年轻二十三岁的学者，顾炎武也是出自真心地器重，特意拿出了自己写成的《日知录》，征询阎若璩的意见。

阎若璩看过后，当即为他改定了其中数条。顾炎武很虚心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这件事，被学术界传为佳话。

19%

精风武来斯式原松注后，无形中把中国的学术重心从江南转移到 Tds，我为一面清都，产生了很大的向心力。顾炎武对阎若事的雅还为一次让间者硬两名大振的机会，是他赶博学鸿词科考试时，与

品，是然使之声名大报。

当时的都默的修汪瑞相交，为汪琬所着的《五服考异》纠正了好几处理

说，汪所竟连友最的活话都没有

后来，徐老学季救幕修《大清一统志》，特意邀请当时已经五十四岁的间若破，担任了《一统志》的分幕工作。阎若璩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考察，又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顿炎武对学术的尊重，体现在他即使是对自己的学生，也常常以一种平等相待的态度与他们相处，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他把学生也当成了朋友。

当时，有朋友写信给顾炎武，劝他招收门人，传授学问。但顾炎武觉得，招收门人的做法不可取。“招门徒，立命誉，以光显于世，则私心有所不愿也。”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愿意招收门人，给他们讲学呢?

顾炎武解释说，西汉时代的许多传经讲学者，并非为了学术，而是追求利禄。到了今天，那些追求利禄者，竟连经学都丢掉了!我可不愿意看到这一切。

事实上，他没有一个子嗣，平生苦心经营所积累的学问，怎么可能不想传给合适的人，让他们去发扬光大呢?然而，那些合适的人，必须是既“博学于文”，又“行已有耻”，有很好的品行。顾炎武并非没有门人，而是门人遍及南北各地，数量相当多。不过，他招收门人的目的是为了传承薪火，绝对不是为了利禄。这跟他几十年如一日，毫不倦怠地撰写《日知录》，是一致的。

他的门人中成就最大的，当数潘耒。

潘耒是江苏吴江县平望镇人，从小就聪慧过人，但是家境多舛，他的哥哥潘柽章因为冤案而遭难，对潘耒打击沉重，生活上也带来困难

199

顾炎武一再勉励他要奋然自立，并且为他写下“门户终还汝，男儿独重身”的诗句，使潘来受到很大激励。

潘耒曾多次要求拜顾炎武先生为师，但是被婉拒了。直到潘柽章由于庄廷钱明史案的牵累，惨遭杀害，顾炎武看到潘耒求学的愿望非常诚笃，终于被他的一片真心感动。

潘耒与顾炎武好友王略的女儿结了婚，但是不到两年王略就逝世了。这时候，潘耒的妻子也不幸病故，他已无依无靠，假如不照顾他，顾炎武也于心不忍。

于是，潘耒离开家乡，前往山东受学于顾炎武。

看见潘来，顾炎武便想起他的哥哥、已故好友潘柽章，心里总是交织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说，王徽之(子道)和王献之(子敬)都病得很重，不久，王献之逝世了，王徽之赶快乘车前往奔丧。进屋后，他坐在灵床上，拿起王献之的琴弹奏。谁知，许久没弹的琴弦，根本无法调音。他含泪把琴摔在地上，感慨道:"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犹如子敬比子遒先死，潘柽章也比自己先走了一步!

对于潘柽章弟弟潘耒受业“从游”，顾炎武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应该培育他。但是他在高兴之余，又有些不安，担心不能如愿以偿，于是决心为之花费更多的精力。

从康熙八年(1669)的冬天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的冬天，潘耒与顾炎武朝夕相处整整三年。顾炎武告诫潘耒，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取名利，而在于明道救世，拨乱反正。年轻人必须多读书，读好书，读通读懂，融会贯通。读书治学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着述是读书的必然成果，但着述一定要下过细的功夫，如果急于成书，躁于功名，必然粗制滥造，贻误子孙后代。

同时，顾炎武也很注意为人处世的教育。他一再向潘耒提出忠告，即使有了学间，也应有严格的操守，不能攀附权贵。哪怕对于徐彪学这解的人，也要敬而远之，不可同流合污。

201

藏石，“花若解语多能可无，的人生哲理。可惜他总是四处漂泊，难以如恩。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举“博学鸿词科”，潘来去应试了，名列二等第二名，以布衣身份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参与《明史》的修案。主纂《食货志》六卷。

一开始，顾炎武很强烈地反对潘耒这样做，还拿他哥哥潘怪章的遭遇提醒潘来不要忘了深仇大恨。然而，潘耒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去做了官。在这种状况下，顾炎武也很快接受了事实，还给李因笃写信，请他多多照应潘来。

潘来的命运，令顾炎武在感慨之余，颇有些无奈。他自我解嘲道:“潘来也是出生在本朝的人，做当朝的官还是可以的吧。

清廷曾两次请顾炎武参与编撰《明史》，都被他拒绝了，但他实际上很关注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他采取了灵活折中的办法，自己坚决不参与具体工作，但史馆中的人如果来请教，尤其是潘耒等人来请教，他肯定会提出一些建议，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潘耒在京城当了五年的官。五年中，除了参修《明史》外，他还被康熙皇帝亲自简拔为日讲起居注官，出任会试考官，分校礼闱。但由于他在官场不愿改变自己的性格，不愿俯首帖耳地遵从潜规则，而对于时政多有建言，说话又较有锋芒，终于被妒忌者所中伤，以浮躁降职。后来又因母忧归，不再复出。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在福建建阳将顾炎武《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刻板行世。这，当是他为中国文化史立下的最大功劳。在这之前，召集有关人士合议，将顾氏在吴江的族人衍生，立嗣给顾炎武先生，也是潘耒所起的作用。

在情感上，潘耒已经成为顾炎武的子侄了。而顾炎武也从潘耒身上觉察到，自己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204

践为主，当观测结果和计算不一致时，必须寻找“致差之故”;相一致时，又必须考虑“恐有偶合之缘”，反复观察和计算，以求精确。在对中西历法的研究中，他注意吸收、借鉴西历的先进之处，然而并不盲从，终

于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家。

明亡以后，包括顾炎武在内的许多明代遗民深感亡国之痛，拿出自我批评精神，试图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寻找明朝覆亡的原因--其中当然也包括学术思想的原因。他们抨击空谈性理的阳明心学，不遗余力地主张经世致用。顾炎武不仅与薛凤祚、王锡阐相友善，还鼓励学生潘来以王锡阐为师，而且协助做学术研究，整理遗稿。这，很清楚地说明他接受了西学东渐。

顾炎武主张取“夷狄”之长以补“华夏”之短，但对外来宗教持排斥态度。他认为，明末利玛窦之所以能够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主要是由于朝中缺乏有识之人。如果朝中多学识之人，譬如像唐朝那样，天主教肯定不至于这么快地在中国传播开来。

他对待佛教的态度，也跟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差不多。他读书破万卷，但是“生平不读佛书”。

尽管如此，用今天的话来说，顾炎武先生仍并不缺乏开放的眼光与胸襟。

2022-12-08 19: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