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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恒均

1997年8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香港，来到华盛顿一家着名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从事中美关系和中美核子武器政策的相关研究。这期间认识了不少来自台湾的朋友，其中有很多是来自“国军”的研究机构和“国军”政治部门的。和台湾来的相处，虽然互相都怀有敌意，但表面上尚能维持。然而，有一个机构的台湾军方代表就另当别论了。我说的是台湾驻华盛顿武器购买小组的台湾军人。他们不像我在研究机构或者台北驻华盛顿办事处碰上的台湾人，他们有机会贪污腐败，所以财大气粗，大多不学无术，满嘴脏话。大概是因为在购买美国武器的过程中，常常受到中国大陆的刁难，所以，对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就一视同仁地怀了一肚子怨气。

记得1998年农历春节前，在大华府地区北边的马里兰州的一家华人涮羊肉店里，我碰上了这帮人也在就餐。大家话不投机，差一点打起来。他们当时虽然人多，但我毕竟是武当山下的子民，从小习武，并不怕他们。加上那饭店都是大陆移民开的，而且我一个国际盲流，他们却是正式代表台湾国防部的，我并不怕把事情弄大。结果是他们先动粗口，最后也是他们先退缩了。这也是不打不相识，我后来在一个正式场合见到了其中的两个分别是少校和中校军衔的采购组成员，虽然仍然少不了冷嘲热讽，但总算是握了手，不然，难道要在美国人的招待会上来一场“台海大战”的闹剧？

多少年过去了，时过境迁，就在我淡忘这件事的时候，有一次突然碰上了当时的武器采购组国军少校。他和我谈话的态度变了，而我也因为对台湾的民主抱有一定的认同而不再一味敌视他们。他告诉我，他早就离开台湾，移民美国了。我没有说什么，但脸上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他看出来了，解释道，因为民进党上台，他看不到前途，担心两岸真打起来，自己作为国军肯定是要充当炮灰的。他还补充说，反正也适应了美国生活，于是回去后找机会退伍，两年前已经全家移民美国了。

我心里想，他大概是贪污了钱，或者不受民进党重视而开溜的，什么害怕台海大战，不过是借口而已。我当然没有必要戳穿他，只是笑笑，开玩笑地祝贺他，并告诉他，如果他要移民也应该选择新西兰，因为台海大战爆发的话，华盛顿更不安全。他听后哈哈大笑。分手时，他约我第二天喝咖啡。我答应了。其实当时我也早就离开了华盛顿，这次回来只是办点事。不过他大概并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在白宫附近的老行政大楼对面的一家de france 咖啡店见面。一坐下，我就看出他有点不自然。果然，我们扯了几句后，他就变了张脸，压低声音对我说：你想看我从台湾带出来的绝密资料吗？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把我当成中共在华盛顿收买情报的负责人了。这也难怪，华盛顿这个鬼地方，至少有一半人从事情报工作，每个角落都在时刻上演间谍接头和情报传递的勾当。再正常的人到这里也不那么正常了。我到现在还认为，除了游客，正常人是不会到华盛顿去生活和工作的，去过后也就不正常了。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当然如果你在华盛顿碰上一个正常人，那就更要警惕了。因为按照间谍世界的潜规则来判断，华盛顿越正常的人反而越可能是间谍，而且是大家伙。

我脸上的犹豫让这位国军少校察觉了。他赶紧解释：我想，你从事中美关系和台海大战（核子武器政策）的研究，这些资料一定对你有用。而且，你们有钱。

他指的“有钱”是指我以前做研究时，美国的一些智库资助的研究经费，我当时并没有申请到多少，现在也早就不研究了，但这位少校显然并不知情。我本来想告诉他这些情况，但我还没有说出口，他又开口了。他说，反正不是你自己出钱，能够看情况出过价钱就可以了。他随后又神秘地补充到道：这些都是台湾军情局的情报，其中有些是牵扯到两岸关系和台海大战的一些绝密资料。

看他神秘的样子，我的好奇心开始占上风。他察言观色，不失时机地拿起手提包，拉开暗扣，伸手进去要给我拿他说的那些绝密资料。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清醒过来，我立即制止他。因为我想到了“圈套”这个词。那段时间，我因公因私多次到台湾出差旅游（而且一度打算在台湾找工作呆上一至两年进一步研究台湾民主进程，后来没有找到合适工作而作罢），如果刚才的一幕被人暗中拍摄下来，等我再次到台湾，他们就可以拿我开刀，我也就陷进了“圈套”。不要说我在华盛顿的智库混了这么多年，就算是我只读过几本蹩脚的间谍小说，也会看出问题所在的。

原驻华盛顿武器采购组的少校看出我态度的变化，又唾沫横飞地很费了一番口舌，但我还是没有让步，再三声明我没有兴趣，并坚决制止他在这个场合掏出什么绝密文件。到最后他都有些绝望了，我心里好笑，估计当时他贪污的钱不够在华盛顿维持正常开支。

这时我还是很好奇的，很想知道他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东东，看到他起身要离开，我说，如果他接受我的方案，我可以考虑。

他急切地问是什么方案。我说，看你的样品的时候，我必须有朋友在场。

他一听，很惊讶，过了一会，才喃喃地问：什么样的朋友。

我笑笑说，肯定是你可以接受的。他想不出我带的朋友他怎么可能会接受，叹着气摇摇头。

我想到的是两位美国朋友，一位是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曾经和我共事一段时间的军事问题研究专家F，一位是活跃在华盛顿智库的美国中央情报外围组织研究人员M。我需要他们为我保驾护航，免得我掉进圈套。

* * *

我高估了自己和中情局M的“私交” ，或者我低估了美国人的“组织纪律性”。我和M的关系是建立在开诚布公上的。他属于中情局外围组织，他没有说具体单位，但我猜到他应该属于中情局国内情综组（国内情报综合组——专门负责从国外旅游、公干或者学术考察归来的美国人处获得信息的半公开情报单位。和中国大陆国安部专门负责公职人员出国前安全教育的单位同性质，不过他们更注重情报收集和研究，而不是安全教育）。他整天在那些刚刚从国外回来的美国专家学者之间转悠。正因为他是外围组织，所以，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单位。这也使得很多从国外来的研究人员对他敬而远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太平洋司令举行的闭门研讨会上。当时看到一个自称来自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自己的太平洋司令官提出尖锐的问题，我大吃一惊。

第二次见到M，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是台湾台北市长陈水扁访问美国，军方研究机构举行了一个只有十人参加的闭门会议，我是唯一获邀请的大陆人。会议进行期间，有些记者等在外面。等会议结束时，我竟然看到这位自称中情局的M 也等在外面，这又让我大吃一惊：我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人可以参加的会议，他堂堂的中情局人员竟然等在外面。后来我才知道，美国各机关之间并不买账，如果没有邀请，中情局的人休想参加国防部的闭门会议，哪怕并不是保密的会议。

那天我们交谈了几句，我发现他是想听听我们这些与会的人对陈水扁有什么看法，他特别想知道我这位大陆来的人的意见。我大方地和他谈了些看法，他很惊奇，还在本子上记了写东西。我想，也许他从我这里弄到了一篇好情报吧。

后来我们相熟后，他告诉我，他惊奇的不是我的看法，每个中国人都会这样说，即使这些看法不是他们自己的。他惊奇的是我竟然见到“中情局的人”并没有像其他中国人那样拔腿就跑。他说其他的中国学者听到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甚至连手都不敢握。我心中暗自好笑，以我的脾气和性格，就是魔鬼在我面前，我也会伸出手的。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他喜欢吃中国菜，但他说每次到唐人街都受到“欺负” （例如餐馆给他的是经过加工的不正宗的中国菜）。我说，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去，那次他倒是吃到了正宗的中国川菜，不过嘴巴麻了足足一个星期。

交往三次不到，我就和他开诚布公了，我说，如果你不忘记自己的工作而在我身上下功夫，你会后悔的。因为，我会把我们交往的一切都写出来发表。那时我还没有自称自己是“全世界人民的间谍” （这内容请在下一节看），但华盛顿的经历让我隐约之中有了这种打算。

我至今还认为，对付那些偷偷摸摸的人，对付那些见不得光明的间谍特务，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光明正大，如果你警告他们，你将把大家的交往都原封不动记录下来，今后公开发表的话，他们还敢轻举妄动吗？M 和我的交往，从头到尾都规规矩矩。他应该感到幸运——否则，我的一百多万字的间谍小说中就少不了他的名字了。而他的名字一旦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他在中情局也就玩得差不多了。

我也知道，可怜的M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大陆朋友，他可能也不想失去唯一的一个中国菜的“酒肉朋友”。后来我曾经申请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情报学的最高研究学位，他还帮了我的忙。最后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而被拒绝（因为研究者需要和美国情报单位有一定的互动，非美国公民无法做到）。

我把台湾原驻华盛顿武器采购组少校向我兜售“资料” （我使用的是“research material”，而不是情报信息“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说出我想让他作为见证人的想法。他听后差一点跳了起来，严厉地告诉我，此事就此打住，否则，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告发并干涉。他说，这次因为了解我这人搞研究一项很离谱，也就只当自己没有听到。

我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引起M这么大的反响，我自己也很震惊。想想也是，我特立独行，行事随心所欲，常常不按常理出牌，而且有时乱七八糟，但M毕竟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他可以和我胡闹，但他受到严格纪律的约束，而且每年还要进行严格的测谎。私下与一名贩卖情报的人见面，是无法通过年底的测谎的。

我立即理解了他。于是，我们继续吃饭，这事也就再没有提起。不过很久后我想起来，做出另外的推测。想想一个中情局官员竟然轻易放弃干涉此事，说明另外一个问题，要就是那个武器采购组的少校所作所为早被他们掌握，要就是美国早就从这位落魄的少校处获得了此类情报（华盛顿的间谍们经常不顾“职业道德”，侵犯情报“产权”，把一份情报卖给不同的买家，反复赚钱，贴补家用。这点在我的《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里都有揭露）。

M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稻草”，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赖到他身上。他断然撒手，让我差一点放弃了。这期间那个台湾少校又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我决定找另外一位朋友，国防部的研究人员F。想想这个一米八七的哥们更加一本正经，我又有些气馁。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决定约他出来吃午饭，同时也约上台湾的少校。反正我的目的是让台湾少校有所顾忌，不要耍花招，又不真是要抓他的什么把柄。

那天，我先约台湾少校在五角大楼地下铁售票处相见。见面后，我们等F一起，到只有一站路的一个购物中心（一时想不起名字，在我住的水晶城、海军陆战队总部以及五角大陆之间）。在那里，我们三人一起吃饭。吃完饭后，我和少校移到旁边一个桌子上密谈，把F撇在旁边。F不懂中文，干巴巴看着我们。不过，他应该没有什么怨言。平时我们都是AA制，今天是台湾人出钱，他白赚了一顿午饭，对于小气的美国人，也不错了。

我一本正经地向少校再次重申，我只要那些今后对我研究有用，而且可以公开内容的资料（不能公开的内容，自然无法成为研究资料）。他又犹豫了。但后来还是下了决心，豁出去了的样子（其实，后来我推测，这些鸡巴材料，他肯定到处都卖，到我这里也就是赚个贴补家用钱而已）。

他随即从包里取出三个档案袋，快速从其中一个里抽出了一叠复印文件。他故作神秘的用手遮遮掩掩，把那些文件的抬头给我浏览了一遍。因为在华盛顿早前的研究中我有机会看到过各个国家的情报抬头的样式，所以，我可以断定这些确实是台湾军情局的文件抬头。

不过，只扫了一眼，我心中就觉得暗暗好笑。这些大多是所谓的大陆社情通报和时局研究，对于台湾领导，可能觉得很稀奇，对于我这个从大陆来的，这些情况我还不了解吗？还要这些神神秘秘的“情报”来告诉我大陆发生了什么吗？

我脸上的表情没有逃过心急如焚的少校的眼睛，他又自以为是地以为遇到了“高手”，嘿嘿地笑了几下，就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二个档案袋。

这些可能对你的研究更加有用，他说。

我瞥了一眼他的手里新的一叠材料的几行标题，发现他很有心机，他说得没错。虽然文件的样式是一样的，但这些都是和我以前研究的中美台关系以及台海大战有关。不过，当我在他神神秘秘遮遮掩掩下扫了一遍抬头后，心中仍然觉得好笑。我在华盛顿的研究中公开看到的材料比他这些所谓高密级的“情报”更加准确和揭秘，就算在《华盛顿时报》读到的新闻也不比他手中的玩意差。

他显然再次注意到我的表情，有些失望。正准备把文件放回去，这时，我看到刚刚忽视的几份文件，上面有“民工”和“盲流”的字眼（当时还没有“农民工”的提法）。我示意他给我看一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抽出了三份递给我。

其中两份是九十年代中的，好像一份是1994年，内容是军情局对中国大陆城市里涌进的农村打工男女的情况通报，第三页上还有这些民工生存状态的统计数据。另外一份是1997年的更新统计，这份多达七页（各国的惯例，情报一般不超过三页），更加详细并集中地调查分析了福建和广东的“盲流”的生存状态和可能产生的问题。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份文件出笼的时间正好是在台海危机后不久，而两份文件虽然都是对大陆盲流的调查研究，文件的抬头却是军情局的军事情报通报。

第三份文件是另外一个刊头，相当新（我当时搞研究时没有看过这种抬头的文件），是陈水扁当上总统后的。文件统计了当时台商在大陆的情况，主要一项内容是统计了台商在大陆雇佣了多少农民工的详细调研，之后还有对与台商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包括大陆和其他外资）雇佣农民工的相关情况。总体数字我没有看到，但数量肯定是惊人的。这份情报也没有情报分析，只是就事论事。但作为研究台海问题的我，一眼就看出了，这里面不但隐藏着导致陈水扁推出不鼓励台商西进政策的内涵，而且，还隐约隐藏着利用台商撤资对中国大陆造成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搞乱中国的“决战境外”计划。

在1997台海危机过后不久，我曾经在和美国人争论中慌不择言，说出了后来让自己后悔，也成为好几个美国学者引用的“名言”。当时，美国学者说，你们中国人已经没有斗志了，看看你们沿海，大家都在向“钱”看，又都是独生子女，谁去打仗？

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清楚，大陆实行了这么久的共产主义，民众信仰殆尽，真打起仗，如果不是有人侵略，连我这个当时的“愤青”都不会去卖命，更不用说独生子女了。不过，我不想美国人的气焰压住我，于是顺口说：我们沿海是富裕了，他们赚的钱可以制造武器；但我们西部还有穷得叮当响的，他们可是都想当兵打过台湾甚至太平洋去的……我们仅仅散落在沿海城市的身强力壮的盲流就超过五千万……

当时急不择言，话语中暗示使用穷困的中国人去打台湾的意思，犯了后来那位朱成虎几年后犯的错误，我心中一直不安。但那是和自己当时干什么都要争出个输赢的性子有关，再加上，我时常要在美国人面前为北京政府出头，力不从心呀。

你有兴趣吗？台湾国军的少校看出了我满脸沉思，想乘热打铁也想趁火打劫。

我这里还有更加让你感兴趣的，他又神秘地补充了一句，这个带子里装的可是值钱的东西，直接关系到大陆的安全……

我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他正举着第三个薄薄的档案袋，看着我得意地说：我这里有证据，揭示大陆福建的某国家安全局，哦，不对，好像是某情报站，里面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的间谍。这家伙可值钱了。

我这才从思绪中完全恢复过来，我知道香港的媒体不久前报道了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一位研究处的副处长充当台湾军情局的间谍，收受超过一千五百万港币的情报经费，刚刚被毒针处死。现在怎么又来了福建某情报站？

你不相信？他脸上充满了自信和狡猾，不过，没有关系，我看你也不是内行，但我知道你在大陆认识很多人，如果你能介绍他们给我，你不用卷近来，仍然可以坐享其成。佣金百分之二十，怎么样？

我瞪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可不要小看，他以为我糊涂了，抢着说，这个信封里的几张纸至少值三百万港币！佣金百分之二十，呵呵，那是多少？六十万！你在大陆一辈子也赚不到。

* * *

国军少校显然是病急乱投医，不过他显然也从我的犹豫中看出自己找错了人。我倒是理解得很，这不能怪他。我虽然和他不同路，可是他大概还不知道，我当时已经对各国情报部门颇有研究了。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我的研究方式很独特，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是大胆和他们接触。

华盛顿这鬼地方，缺少美女和美食以及一切美的东西，但绝对不缺少间谍。有一则故事说，如果你在乔治城咖啡馆和朋友讲一则政治笑话，当天晚上，世界上大多国家的首都可能会开会研究这则笑话的来源、背景和含义。

有人说华盛顿由于官员和外交官太多，所以整个城市看上去都是穿制服的人。和这些穿着黑西装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接触中，你感觉到的是谍影憧憧。

我常常想，那些和我接触的间谍们也一定多次问他们自己：这家伙是哪个国家的间谍？有没有什么价值？我能不能收买他？当然他们应该感到庆幸当初没有向我下手，否则，他们会看到当时的自己有多蠢。因为我都把自己在华盛顿“收集”的情报糅合进我的间谍小说里了。

间谍让人讨厌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都在为主子卖命，哪怕你是三重间谍，你也是每个主子的走狗。我当然不排除一些为正义之师充当间谍的情况，例如，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入纳粹德国的孤胆英雄们，抗日战争中打入日本特高科的国民党特务。可是，这种情况毕竟不多。

就拿美国来说，按说，这个国家代表民主自由，他的间谍也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事与愿违，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是用自己的情报帮助独裁者，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培育出恐怖分子，现在那个折腾他们的本拉登不就是他们以前的合作伙伴？！

再说，所有的间谍都从事非法活动，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拥有特权和豁免权去违法乱纪的就是情报人员，这一点，让遵纪守法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如果有人要为间谍辩护的话，一定是疯了。

可是，在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多年之后，在我对各国情报机关特别是具体的间谍案例（已经公开和少数尚未公开的）进行分析后，我准备也充当一次间谍。这时，也是我想写间谍小说的时候，而且我脑海里跳出了一个滑稽的词儿——“人民的间谍” 。

什么是“人民的间谍”？把一个这么高尚的词（人民）和一个如此卑劣的词（间谍）摆在一起，很有点不伦不类。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他们把军队、警察等都获多或少的套上“人民”的光环，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政权胆敢无耻地把间谍喊成“人民的间谍”。特别是中国，所有间谍都是“党”的。就连美国，间谍也是只为白宫服务的，谈不上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想，间谍的坏名声与此有关。例如在某些极权国家，所谓间谍，最常用来对付的反而是自己的人民（或者自己国家的海外侨民），这种间谍往往是摆在“人民”对立面的。

当然我提出“人民的间谍”这个概念是和自己的小说联系起来的。我想，自己研究了间谍机构这么久，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找机会把自己研究和接触的东西用一种方式“泄露”出去，“泄露”给那些一直被统治者、被间谍特务们蒙骗的广大读者、广大民众。

这样说，读者就不会反感我把“人民”和“间谍”联系在一起了，我只是借用“间谍”职责中揭露真相的特性而已。当今世界上，有太多的国家和政权以及政党，背弃人民的利益，以情报误导国民，用警察和特务统治人民。我想必须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就像二战时深入纳粹德国的孤胆英雄，深入到世界上的各个政府和政党中，去揭露黑暗，去“暴露”光明！他们赤胆雄心、光明磊落，把自己了解到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提醒人民警觉，促使人民觉醒。

我当时已经准备写反映中美间谍斗争的小说《致命弱点》。虽然那时还没有揭露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假情报引导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我手中至少有成百条美国中央情报有意无意制造的“假情报”，大多涉及到中国。这些情报的出笼绝大多数牵涉到利益集团的利益，有很多是很离谱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都间接或者直接地损害了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我手中也有太多中国当局使用假情报误导人民以及为自己的决策制造借口的例子。这些都尽量在《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里反映出来。

在《致命追杀》出版时，朋友要求我一定要给自己书中的间谍下个定义，或者用一句他们能够记住的话描述一下间谍。于是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间谍”的话，没有比“影子”再恰当的，他们来去无踪，似实亦幻，真假难辨。然而只要世界上还有光明和黑暗，就有影子存在。光明消灭影子，黑暗淹没影子。只有在黑暗和光明交锋的地方，影子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了光明而潜伏在黑暗中的间谍们！

朋友们笑问我，世界上有这么伟大的间谍吗？

我说，世界上可能还没有这样伟大的间谍，但我书中绝对有。而如果我书中有了，你还怕世界上会没有吗？

我这里所指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人民的间谍”，他们充当人民的间谍，去揭露一切把自己的国民当成敌人和愚弄对象的政权和政党，然后把那些可以隐藏的丑恶的东西暴露出来，“泄露”给广大的民众。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但间谍小说的作家本身是“间谍”，而且很多文学作品的作者都堪称“间谍”：反腐败小说作家是把政府里掩藏的弊端揭露出来，描写人性人心的作家必须潜入一些人的灵魂深处“套取”“收集”信息……

现在还是回到那个正焦急地等在那里的国军少校吧。

* * *

自从小平同志终止了中国情报部门利用大使馆开展情报后，海外很多想卖情报给中共的情报贩子们都面临了摸不着门路的困境。

美苏以及主要国家的大使馆里都有公开和半公开的情报官员。冷战时，如果有人想出卖情报给对方，只要找个机会走进对方的大使馆（千万别忘记绕过摄像头以及24小时守在使馆周围的反间人员），丢下一封信，留下自己的简短介绍和联系方式，就搞定了。事实上，冷战期间已经公开的最大的间谍案件，十有八九是这种自动送上门来的。

中国在这方面可谓典型的“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为了所谓不被国外反间机构抓到把柄，至今不肯在大使馆给国家安全部情报官让几个位置出来。这就使得很多想走进我们大使馆放下一封信的变节者望而却步。也使得中国政府失去了很多花钱买情报的机会。

要知道，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全世界的间谍和情报贩子都清楚，这些社会主义大国花在情报上的钱是随心所欲的，买情报出得起大价钱，权力不受限制，正是唯利是图的间谍们的天堂。

但中国偏偏要标榜自己没有“情报单位”，不搞国外情报。所以，这些年，美国等国的反间谍人员也确实费尽心机想抓一两个把柄，都无功而返。他们使用诱饵到中国大使馆丢信，也都石沉大海。当然，中国当局虽然没有上圈套，可也就此丢掉了很多自动走上来出卖情报的潜在间谍。这也就是迄今为止，美国始终没有抓到第二个金无怠的原因之一。实际情况也显示上个世纪里，中国除了在美国科学领域还有几个关系外，在美国政界高层，并无重要来源。

两年前，FBI公布中共情报单位在美国开过大大小小的三千多个公司。这一点不假，可是FBI不清楚，这些公司大多是腐败的共产党干部子弟为了出国以及转移资产而搞出来的，除了少数能够购买一些高科技产品以及收集一些华人社区的情报外，大多是聋子的耳朵。

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情报一直存在着两级分化，一边是针对华人社区的情报干得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一边是针对美国政府和白宫的情报一塌糊涂，甚至连美国的某些机构如何运作的都搞不清楚。这又说明了一个让中国人蒙羞的常理：中国人也就对付自己人还行。

有一件事可以旁证中共在美政治情报如何失败的，我当时没有写进小说里，是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现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的台海危机时，美国人非常焦急，克林顿一边命令航空母舰开赴台湾海峡，一边想通过外交途径赶紧周旋，让中国当局适可而止。可是，美国方面突然发现，所有沟通的渠道都关闭了。而且，中央情报局在北京的消息来源称，北京并不了解美国的真实意图和意志，有可能一意孤行。

克林顿非常担心，责令国务院想尽一切办法把美国的意图传递给北京。可是，美国国务院能有啥办法，结果是无功而退。中央情报局最后想到的办法是通过一些中共间谍把美国的意图输送回北京。对于北京政府，没有什么能够比他们的间谍输送回的情报更能让他们信以为真的。

主意打定，时不我待。可是，中央情报局却面临另外一个大难题。他们虽然掌握了好几百中共情报员，可是左看右看，都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能力把“获得”的情报输送到北京高层。最后，中央情报局甚至生出通过在美国的中共高干子弟和家属传递美国最高当局“意图”的想法。要知道，当时美国就是不缺少中共高干子弟。

大家还记得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将军在美国声称，如果美国敢支持台湾，人民解放军可以使用核武器对付美国西岸。他说这话时，我也在美国，中情报局的M随后笑着告诉我，这位负责军方情报的副总参谋长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住在美国西岸的中共高干子弟成群接队，其中就包括他手下的共军情报局局长姬胜德的老婆和孩子。他要真敢对美国西海岸下手，不等美国收拾他，他自己早被北京撤职了。

不过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还是流产了。因为这些共军家属和子弟都是警惕性很高的，他们自然以为美国想通过他们传递的信息是“诈唬”和“误导”的，中共情报高层也持相同看法。这使得美国的话即使传过来，也是废纸一张。

危机虽然最后平息了，但双方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危机之所以平息，主要是北京当时并没有胆子对抗美国，也没有真正要武力解决台湾的准备和意志。研究这么久，我自己清楚，北京从来没有真正要对台湾动武，李登辉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肆无忌惮。

这件事后，克林顿责成中央情报局反思。中央情报局如何反思，我当时也不清楚。但不久后，华盛顿智库之间就流传着一个笑话：希望中共能够真正有几个像样的间谍潜伏在白宫附近，这样就能够避免北京整天歪曲和曲解白宫的意图和决心了。

几年后发生了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这次事件的真相不明，有说是军方为了炸掉躲藏在使馆里的中国军事专家和间谍，避免美军损失（他们相信美军飞机是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打下来的）而故意“误炸”的，也有的说是中情局高层看不惯克林顿“和中x共独裁拥抱”而蓄谋“误炸”，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认为这次“误炸”是克林顿批准的。所以“误炸”发生后，最想撇清责任的是克林顿。可是当他拿起电话时，中国的江x泽民不听他的电话。沟通的渠道再次被掐断。克林顿这时又想起了中央情报局。

这件事最后迫使中央情报局下定了决心，要就是让中共特务“渗透”到白宫，要就是为他们送一两个“高级间谍”。这件事是三年后，我从一位英国“研究人员”醉酒后获得的。他告诉我，你知道吗，可笑的是，目前中国国安部在美国华盛顿最重要的情报员是中央情报局培养和安排的。那之后，无论中美之间发生什么事，北京最高当局都会通过经营人员询问这两位从美国内部拉出来的情报员的意见。他们当然都会把美国的“真实意图”——有时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他们知道的意图——告诉北京当局。所以，这些年，中美也还大体相安无事，这不能不感谢那两位隐藏在黑暗中的“中共间谍”。

对情报机关的了解，让我鄙视情报机关。我的鄙视是不掩饰的，这让眼前的国军少校很不舒服，以为我想起了以前在马里兰州涮羊肉馆的经历。他收起了那个所谓装着福建某情报站内奸资料的档案袋。在他准备收起另外两个档案袋时，问我，这个你也不要？

我说，用处不大，而且，我没有带支票薄。

他大吃一惊的样子，过了差不多半分钟，才结结巴巴地问，你竟然想用支票付款？

我笑笑说，不用支票用什么？

他大概看我毫无诚意，有点受屈辱地摇着头。我解释道：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用于今后研究，这种资料是可以在华盛顿多家智库报销的。如果不使用支票，我哪里有凭据？我自己要这些玩意干吗？转卖吗？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已经卖过好多次了？

他的脸更红了，很气愤地样子把那些材料装了回去。我有点遗憾，刚才虽然看过，当并没有看仔细。

不过，当时没有想到这些材料会使用在什么研究上，因为台湾研究大陆的流动人口，除了结论之外，其他的资料我随时可以找到，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台湾军事情报局接二连三地研究大陆流动人口，还和台湾军事部署、大陆社会安定以及台海危机联系起来，对我这个文学大脑远远发达过研究大脑的人的启示是很大的。

后来，那天看到的台湾军事情报局的情报成为我《致命武器》的主要情节。间谍小说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人民的间谍”也就这样诞生了。

摘选自《致命三部曲创作谈》，有修改。

杨恒均 2015-08-23 08:5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