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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1988年生，湖北荆门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北师大珠海分校社会学系兼职教师。

在一些人的眼里，社会如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能是体制造成的，简单的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引发人性中的好或坏的一面，比如说，我们规定把A打一拳，不能打死，不能打生命的要害部位，奖励1000元，可能有的人就会去为了这个奖励而选择打人，但是放在道德的层面来说，无缘无故的打人，是不对的。所以，体制有时候往往就充当着这样的角色，把恶奖励出来，贻害大众。且，大众往往因为法治的无效，加之传统中的“忍让文化”，选择不追究或者干脆不反，而越来越变得趋利避害，对公共事务袖手旁观。

那么，这样的体制又是怎么产生的呢？1949年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文化与道德破坏最大的就是“文革”，十年浩劫，让民众中的恶充分的展示出来，变得猖狂，甚至把恶发挥到了极点。而“打到孔家店”、“造反有理”的“文革”流毒，把社会变得虚无主义，变得目无王法，甚至让原本指导社会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彻底地消失了其该有的作用，从而社会变得没有了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此刻，体制的弊端之表现之处，恰好就在于，是什么让这样的恶跑了出来，又是什么让“文革”发生？无不是人治政治和金字塔的极权结构。正是因为这样的极端体制，导致人们丧失了判断力（或者干脆就说没有过判断力），从而让大众一并参与到此类的政治运动当中，成为了恶的帮凶。换个思维，如果1966—1976年是法治社会，是公民社会，那么还会出现这类事件吗？或许这个假设的结果是，不可能发生文革。

所以，极权体制下的权力无法被人们监督，而人们也并非自觉，自律和有法治意识，有公民意识的判断，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不参与政治运动的选择。

造就恶人的机制往往会把恶继续发酵下去，因为在如今这样的集权社会当中，人们依然没有开化，依然没有法治保障他们该有的权利。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当然，恶本身也是一个道德概念，它关乎着人们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一面。恰好，这个体制及其内在的文化机理，就让恶能够得逞，而善却被掩埋。比如说，在官员文化当中，拍马屁，难道不是一种恶吗？这和法律没有关系吧，但是会拍的人，往往鸡犬升天，而独善其身的人，却被边缘化，甚至权力让其流离失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社会是本末倒置的社会之原因。同理，在一个丧失了基本的文化价值之后，官文化中的种种不好的东西，会全部渗透到了社会当中，形成社会风气也如此，比如社会中的空话套话，它本身是政治文化当中最保险的一种应对上级的策略，但是却被社会习得，成为人们信任机制的绊脚石。恶就是在这种体制之下，被从道德的笼子里放了出来，变得理所当然，人们避免被恶伤害的手段，只有“惹不起躲得起”，而不是想着怎么样去监督恶，限制恶。另外，人们也没有限制恶的手段，把法治关进笼子，而没有把绝对至上的权力关进去，那么恶也就会为虎作伥。其实，这类的例子，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已经上演了，他把所有的都关进去，唯独没有把皇帝关进去法的笼子里，结果变革者最后被五马分尸。

其实，这里所说的法治，也是一种制度，也是体制的一种表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没有好的监督权力的机制，恶就会从人性当中跑出来，并且道德这个东西是非常靠不住的，比如慎独，就是典型，谁在没有监督的环境下，敢保证自己不做坏事？估计很难很难。故而，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体制，特别是在法治条件下的体制，才可能把恶限制住，才能够不让自己成为恶人（恶如果超越了法律的边界就会犯法）。加之，个人本身是社会的组成成员，每个人都是“善”的，那么社会怎么可能会变成恶呢？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文革”以后的价值观的改变，不应该怪罪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本身是可以以金钱和物质作为导向的，但是，市场经济与善并不矛盾，也有其内在的规则，只不过当金钱横流到社会当中之后，社会本身的价值又是空壳，故而社会的价值怎么不被物质主义，金钱主义占据呢？若是有点精神上的追求和引导，想必也不会让这个社会如此金钱主义泛滥。这同样也是体制的原因。

本文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1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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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爱思想 刘晨 2015-08-23 08:4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