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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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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从小被赋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的。自从被林巧稚大夫接生到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来，直到七岁发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出身即命运”的意义。

1957年我刚满七岁，正在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办的“培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反右”初起，父亲成为全国斗争的重点，就有人不断地找已经同他分居的母亲谈话，要她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那时不懂事，但从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亲，父亲一定是有错，因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天，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去参加一个大会，事先教了几句话，要我上台去说。

这是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一场批判会，但父亲没有到场。许多人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轮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话说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下台时还有人跟我热情握手。后来听母亲说，握手者是吴大琨教授——父亲早年的助手，曾尊父亲为恩师。母亲也发了言，事后她对我说：没有办法，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可是有关痛痒。懵懵懂懂地当了一次政治工具，“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着我的人生。但亲情是无法用政治来割断的。父亲没有责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谅了母亲，他自己也有许多对不起母亲的地方。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学（后改为府学胡同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六年的小学生活，我和别的儿童一样快乐，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我加入少先队比别的孩子晚，而且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队员，连班干部都没有当过。

那时的我对文学和绘画很有兴趣，梦想成为一名文学家或画家。但父亲说，“你最好去学自然科学”，母亲的意见也是一样。后来我逐渐明白，他们不主张我学文科，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文科是高风险行业。

↑1950年代，章乃器在北京。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成为一名住校的初中学生，开始填各种表格。“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他说，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们这些民主党派成员，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认是革命干部。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头上扣着“右派”顶戴的父亲与“革命干部”划等号，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学校里有不少趾高气扬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们划等号。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母亲曾是父亲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和港九地产公司的职员。

清华附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等。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女士，夫君是清华大学着名的一级教授，1957年与钱伟长、黄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赏，那时我经常不交作文，因为有些题目我没法写，例如“我的父亲”、“我的家”之类。记得某个学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师仍给了满分。有一次母亲去参加家长会，王老师在谈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从此对我比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开始被同学称为“小右派”。我那时喜欢写一些诗词，还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从课桌中翻出，偷偷交给班主任。

不久，在王老师主持下全班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当场顶撞了她，从此在本校列入“另册”。而那位同窗因为转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无事。我所尊敬的老师，因为丈夫当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学生来表现进步，令我无比困惑，从此开始厌学，以至于留了一级，离开了原来那个班。

近年校友聚会，老同学史铁生回忆说，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王老师晚年读了我写的父亲传略，曾打来电话鼓励，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师以及万邦儒校长等皆已去世，他们都是好老师、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识分子良心没有泯灭。如果不是碰上那个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

转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躁动起来，清华大学有人给蒋南翔校长贴大字报。那时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开始不公开地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校领导惟恐隔壁大学之火殃及池鱼，于是宣布“内外有别”，规定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一间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时有一条政策，叫做“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对清华附中的整人之风历来不满，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学一道，在本校的一楼门厅公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对校领导压制舆论的做法提出异议，不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我们这几位初中同学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击的大字报贴满全校，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起而应战。我连续三天几乎没有睡觉，赶写了不少辩驳的文章贴出。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时高年级同学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

终于有一天，附中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捶胸顿足地大哭，说自己站错了队，学生们则站在门外大骂。支部的门上也被贴上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团中央派出以刘晋、章建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本校，开大会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校领导班子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党支部”，老师们纷纷揭发校领导，并相互检举以图自保。高年级的“红卫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开始执掌大权。校长等被扣上“黑帮”帽子，开始从事扫厕所的贱役。

我有些幸灾乐祸，曾画了一张漫画贴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层教学大楼，将所有被揭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领导和老师，都画了进去，里面也有素来欣赏我的美术老师吴承露。据说吴老师看了这幅画，颇有幽默感地说：“画得还挺像。”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亏心事。

“红卫兵”执掌学校大权后，同学们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以粗野为时尚。首先流行“国骂”，据说有的女同学为表现“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练“三字经”，直练到随时脱口而出的水平。还有一种风俗是赤脚，因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见本校某些“校花”，裸着白嫩的小脚丫，在煤渣铺成的道路上艰难行走，真是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景。军服也成为时髦服装，配上军用宽皮带，以示威武雄壮。后来流行“将校呢”，那是高干子女们的专利。

不久开始流行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华大学操场去开大会，聆听“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最后，全场齐呼：“滚他妈的蛋！”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汗流满面搬运砖石……当晚我回到宿舍，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我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从学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惟一生还者。

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着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佬，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娇小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她稀黄的头发。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待他们拐出胡同，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俩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

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却大大有名，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母女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信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讯中断。1966年11月，我揣上父亲给的20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串联”。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户，仅图书、字画、文物就抄没十七万件以上。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带爱女走上了不归路。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本校体育老师赵晓东（我同班同学的父亲）跳楼自杀，头触在阶角上摔得粉碎，遗体惨不忍睹。不久我被揭发出有反动言论，于1968年12月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侧，系由自行车存车棚改造而成。顶部覆盖一层瓦楞铁皮，用红砖砌上墙壁，再分隔成单间加上铁门，脚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内有两张木板床铺和一个课桌，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炉火，黑暗阴冷无比。

我从被关的当晚开始受审，被要求交代“恶攻”罪行。连续审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个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级“出身好”的“革命学生”。清晨回到“牛棚”时，腰已被踢得直不起来了，头皮上满是揪出的血泡。时值隆冬，室内温度几乎与室外无异，几天下来，两脚冻得肿起，连鞋都穿不上了。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队”，连打三天收效不大。“军宣队”的军代表来教训我：“你老子反动你也反动，是‘现行反革命’。革命群众‘动’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义愤，不好好交代问题别想出去。”我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无理可讲。把心一横，要来纸笔，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写了出来，索性当他一回“反革命”。

校长万邦儒和被迫揭发我的同学都关在这里，同我关在一个“棚间”的难友是副校长韩家鳌。韩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真草隶篆都写得很漂亮。此刻却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耳廓长着半圈冻疮，每天与万校长等“专政对象”一起“劳动改造”。韩家鳌对我很照顾，我被打得一连几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给我打饭、打热水。我为自己过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韩校长则透露了以往校领导整人的内情，并表示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牛棚”的饮食以窝头为主，平时只许吃最便宜的素菜。我们有时只好搞“精神会餐”，各自详尽描述自己吃过的好东西。196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室内安了一个煤炉。我俩最惬意的享受，就是烤窝头抹臭豆腐。不久又进一步“人道”，迁入有暖气的宿舍楼。

我的冻脚随着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责令与韩家鳌一起参加“劳动改造”，扫厕所并为锅炉房运炭渣。烧锅炉的师傅对我们很和气也很照顾，最重的活他总是亲自干，我俩只要搭把手就行。看来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未必革命得“铁板一块”。

搬入宿舍楼后，实行早晚“请罪”制度。“牛鬼蛇神”们横列一排，在伟大领袖像前低头肃立几分钟。早“请罪”完开始劳动，晚“请罪”毕开会“斗私批修”，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

从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伟大领袖不时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彻夜敲锣打鼓的庆祝游行，预示着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产生，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不断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经风头十足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引以为荣的父母也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杀，有的“靠边站”。红卫兵的利用价值使尽之后，便被牵出来做替罪羊，以平民愤。轮回如此迅速，使“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充满了怨愤，于是组成“联动”炮打“中央文革”。

我发现周围的人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几乎不再被视为“另类”，因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亲不过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干部的子女，继续耀武扬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着攀比父母级别的习惯思维定式。因父亲过去曾是四级“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为同类，让人哭笑不得。有些“老兵”主动与我攀谈，发泄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怀念起当初一起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日子。记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清华园的“水木清华”后面小山上闲聊，碰巧有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大学生低头走过。“老兵” 悄悄告诉我：“她就是刘涛。”刘涛乃刘少奇之女，运动初起时与贺龙之子贺鹏飞同为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当，起来揭发继母王光美。及至父亲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耗尽。此时形单影只，人人视同陌路。

事隔多年后，刘涛曾向我谈及被禁止参加父亲追悼会，言下极为伤感。我相信刘涛无非是年轻无知，被利用而已。

（本文原载《老照片》）

东方历史评论 章立凡 2015-08-23 08:5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