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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在重用李德生、王洪文的同时，又重用了邓小平。

邓小平在1930年代初期，因执行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与毛泽东一起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压，受到处分。从此被毛泽东认为是一条战壕里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人。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战功赫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四川成绩斐然。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财政部长。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邓小平不仅政治思想强、理论水平高，而且任何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自然就更受毛泽东的器重。

1956年9月，在筹备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就称赞邓小平“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不仅是称赞邓小平能干，而且称赞了邓小平与自己一样是经受过党内斗争考验的，即与党内“左”倾路线作过斗争的。经毛泽东的提议，在1956年9月28日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时的总书记负责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排名在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1958年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即由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1959年毛泽东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主要是说邓小平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具体事务，并非说明邓小平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在毛泽东确定刘少奇为接班人后，大概没有考虑过邓小平是不是当接班人。直到林彪出事死后，毛泽东重新起用老干部，再次重用邓小平。

邓小平是务实的(“猫论”是务实的典型反映)，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实际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与比较务实的刘少奇一致，同时也像刘少奇一样，既然独挡一面，独立处理事务就多了，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就少了(他们也知道毛泽东并不想多管事务性工作)，于是就与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毛泽东在“文革”中一直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直很关心邓小平，一直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毛谱》记：1966年10月22日晨四时，阅邓小平10月21日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

1967年5月，毛泽东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这就是告诉邓小平先忍一忍，总会让你再出来工作的。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了开九大，邓小平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谈话，谈到：邓小平，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196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又说：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在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替邓小平说了话，在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又替邓小平说了话。因为毛泽东保邓小平，邓小平得以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开除出党，但邓小平没有如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当九大代表，当九大中央委员，正是阻力太大的反映。到了毛泽东决定放弃林彪后，毛泽东又开始为邓小平说好话。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谈培养接班人时提到了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又提起王洪文。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毛泽东所以要肯定邓小平的“作用”，一方面是肯定邓小平有才干，另一方面透露出毛泽东想重新起用邓小平。

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政治局。”但政治局似乎没有对邓小平是否能做点工作做出决定。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愿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写下长长的近200字的批示，并且强调邓小平是“毛派”，反映了他希望邓小平尽早出来工作的急切心情。大概看到对邓小平前一封信的批示，可能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政治局也就不表态，毛泽东于是再一次为邓小平大说好话。这一次的批示有了作用。1973年3月2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同邓小平见面握手时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这一句话仅8个字，但倾注了毛泽东莫大的关怀和期望。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在四届人大筹备过程中，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王洪文，要王向政治局传达：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经毛泽东提议，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于是在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这次会上批准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请求)。邓小平一复出，几乎是中央的一些重要工作都压到了他身上。确实，能抓得起政治工作，又能抓得起经济工作、军队工作、外交工作的，在当时除了周恩来以外，几乎只有邓小平一人，而周恩来已病重。所以毛泽东夸奖邓小平“人才难得”。邓小平几次对毛泽东说：“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找几个人帮帮忙。”足见毛泽东在邓小平复出后，对他的期望太大了。尤其当毛泽东发现王洪文并不理想后，对邓小平的期望更大。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邓小平最终却让他失望了。

邓小平能力强，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大刀阔斧地开展，他的务实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很快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当各方面的工作需要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以便进一步推动时，务实的邓小平搞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即以毛泽东的三条指示：“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如果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这没有错，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把各方面的工作恢复起来，再说，这都是毛泽东的指示。但从理论上出发，“以三项指示为纲”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等于取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尽管“反修防修”列首位，还是要搞阶级斗争)。而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而且是否定了“文革”的理论基础，也就是否定了“文革”。

邓小平长期脱离“文革”，太不熟悉“文革”的理论，甚至可以说不懂“文革”的理论，这是自然的。邓小平这么做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也是他主观条件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被“四人帮”抓住不放，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也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行?否定“文革”怎么行？而且“以三项指示为纲”竟然没有请示过毛泽东，这样下去怎么行?毛泽东不得不发话：“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的这些批评邓小平的话，被“四人帮”推波助澜，批邓势不可挡。

还有一件令毛泽东失望的事是，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搞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肯定“文革”，邓小平拒绝了。“文革”是毛泽东自认的一生中办的两件大事之一(还有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如果把“文革”否定了，无疑就是要把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自然希望他的接班人是坚定地肯定“文革”的，希望全党、全国能肯定“文革”。这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一大心病。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指示，由邓小平等八人先讨论，然后政治局再讨论，给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谱》记：

197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邓小平的这番话，政治局的人可能不会感到出乎意料，但毛泽东可能被震惊了。大概毛泽东会想，花了很大功夫让你在“文革”中重新出来工作，你怎么不支持我呢?“文革”已重新肯定了你，你怎么不支持我搞的“文革”呢?现在就不肯听我的话了，以后怎么得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不免失误了：邓小平是务实的，怎么可能肯定“文革”?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邓小平。在才干与肯定“文革”两者的选择上，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毛泽东说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走资派还在走。”这样批评邓小平，分量很重。邓小平被再一次打倒已势在必然。

二、

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最后又再次打倒他，这大概对毛泽东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毛泽东的一番良苦用心、无限期望落空了。毛泽东已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有才干的人了，周恩来病重、去世，毛泽东很伤心，毛泽东又失去了一个连周恩来也自叹不如的邓小平(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做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能不失落吗?

邓小平被打倒了，李德生离开了，纪登奎被江青等排斥，王洪文又没前途，最后关头，毛泽东把接班的重任交给了华国锋。

华国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到湖南工作，担任了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做出过一些成绩，受到毛泽东注意。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韶山，与华国锋有了更多的接触。很快，华国锋就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1963年10月29日至11月5日，李瑞山、华国锋带领湖南省委及地、市干部到广东省参观农业生产，回省后，李瑞山、华国锋给省委写了报告，指出有六个方面要向广东省学习。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大加赞赏，起草了近千字的中央指示，其中说：“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写完指示后，又写批语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多人，说：“湖南这个文件可以转发，有很大好处，请审阅处理。或者开一个会，议一下。”1963年12月下旬，中央讨论通过了这个指示。1964年1月3日，这个指示在党内印发，题目是《中央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可以看出，华国锋显然给毛泽东留下了虚心好学、很懂工作方法、能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好印象。

“文革”初期，华国锋一度受到冲击，但很快重回湖南省领导岗位。1968年4月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华国锋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经毛泽东同意，华国锋代理湖南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3月，华国锋开始参加中央工作，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比王洪文早到中央工作一年多)。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谈培养接班人时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1971年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决定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的通知。1973年5月20~31日，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之后，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只是政治局委员，论地位，王洪文比华国锋高，但王洪文没有参加政府工作，所以论掌握实权，还是华国锋掌握更多的实权，尤其是公安部长一职，是关系党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安全的要职。王洪文尽管头上戴着“工人造反派”的光环，而华国锋“老干部”的身份在“文革”中并不亮丽，实际上，王洪文在很多方面不如华国锋。从历练来说，从党政工作来说，从经济工作来说，从工作方法来说，从善于团结人来说，王洪文都不如华国锋。特别是，王洪文搞帮派、搞小动作;华国锋不搞帮派、不搞小动作;王洪文只能代表少数，华国锋可以代表多数。这些在毛泽东眼里应该都是一清二楚的。王洪文是坚定的“文革”派，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搞的“文革”，华国锋也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搞的“文革”的，把接班的重任交给“文革”的拥护者中的谁更让毛泽东放心，自然交给华国锋更放心。正如毛泽东对华国锋说的“你办事，我放心”。所以当邓小平因为与“文革”格格不入被再次打倒后，让谁出来把握大局，是王洪文还是华国锋?毛泽东很自然地选择了华国锋。

197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的信(这时邓小平已因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受到了批评、批判，但还没有发生邓小平拒绝为“文革”做决议的事)，信中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按：中央政治局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邓小平已犯了错误，毛泽东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回北京了，毛泽东仍不让他主持中央工作。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实在不想重用王洪文。1975年11月20日邓小平拒绝为“文革”做决议的事发生后，对邓小平的批判日益猛烈，邓小平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

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作检讨，当晚邓小平再给毛泽东写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1月20日政治局会议包括邓小平检讨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远新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样华国锋取代邓小平成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主持国务院工作，地位仅次于毛泽东。这个时候，王洪文、邓小平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华国锋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放弃了王洪文、邓小平，把华国锋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毛泽东说：华国锋“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意思是：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是他的看法，是他低调，我看他是政治水平高的人，是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华国锋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中，既能得到其他成员支持、拥护，“四人帮”又难以反对、打压的人(在这一点上，比当时同样任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更有优势)。在“文革”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思维中，在毛泽东的政治安排中，选华国锋当接班人应该是上上选择。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事，毛泽东所以要毛远新“快去”办，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急切、紧迫心情，大概毛泽东受到处理邓小平问题的打击，又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华国锋接班的事必须立即办，所以一天之内毛泽东作出两个提议，要毛远新跑了两次，要政治局开两次会。等到毛泽东看到政治局通过了他的提议以后，他才安下心来。1976年4月13日毛泽东的批示中有“天下已定”的话，这大概不只是说天安门广场事件已经平息了，而且是在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可以安心了。《毛谱》记：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患心肌梗塞，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此后，“健康状况恶化，常处于昏迷状态”。这大概可以说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受到了处理邓小平问题的影响，同时说明，接班人的事定了以后，他已卸掉重担，觉得可以安心地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没有什么周折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决策下，1976年10月6日，抓捕了“四人帮”及其同伙，并交付法律审判，史称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实现了平稳的接班。

华国锋接班成功，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选接班人成功了呢?从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文革”事业，维护毛泽东个人声誉，维护毛泽东个人利益来看，毛泽东获得了一定的、暂时的成功;中国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但华国锋没有多久就下台了。1980年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因为华国锋受毛泽东的影响、受“文革”的影响太深(提出两个“凡是”是典型反映)，无法挣脱，他不可能主动去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否定“文革”，他无法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领导中国前行，实现中国近代以来的强国梦。他自然要被历史淘汰。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最终被历史淘汰，表明毛泽东选接班人最终是失败了。为什么毛泽东选接班人会失败呢?显然毛泽东选接班人存在不少问题。

三、

毛泽东选接班人存在什么问题呢?

第一，从操作方法、操作程序来说，毛泽东把选接班人当成了个人的私事，私有化、专断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某些共产党事务、国家事务，不是全部事务，在毛泽东那里出现了一些私有化、私自化或者说自私化的倾向，即公共政治出现异化。

不少会议，如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个人住处开，这在《毛谱》中有很多记载。如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1954年4月27日下午在毛泽东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开的。如1974年7月17日批评“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在毛泽东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开的。毛泽东上了庐山，有些会就会在他庐山的住处开。不仅在毛泽东住处开会，而且往往会按照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开会，有的会本来是可以放在白天开的，但却放到了深夜开，甚至凌晨开，如《毛谱》记：1964年11月5日晨三时，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周恩来等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方针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会不放在前一天11月4日上午或下午开呢?(11月4日，《毛谱》无记载)大概是因为毛泽东习惯夜里工作。不到公共会场开会，不按正常的工作时间开会，而从毛泽东个人的方便出发，就容易造成公共会议的异化，容易造成毛泽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容易使毛泽东及与会者产生错觉，这是为我毛泽东开会，而不是为党、为国家开会。以致最终形成，在公共会场开的会，毛泽东不参加的会，也是按毛泽东的指令开的，也是为毛泽东开会，而不是为党、为国家开会。在不知不觉中毛泽东把公共政治私有化。《毛谱》记：1962年6月22日，毛泽东致信彭真：“我现在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本应在北京见外宾，但为了满足个人的游泳需要，而不是为了公事，就要让外宾到武昌来见他。这似乎就有点把国务工作自私化了。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我是无法无天……”这是他当时心态的表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怎样就怎样。这是毛泽东把公共政治、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典型反映。

在毛泽东那里公共政治、公共权力出现了异化，毛泽东选接班人出现异化也就难免了。即毛泽东选接班人，不是为党和国家选接班人，而是为毛泽东个人选接班人;不是党和国家的事，而是毛泽东个人的事;不是党和国家来操作，而是毛泽东个人一手操作。

既然公共政治、公共权力私有化、私自化了，家长制的个人专断、独断就不可免。私有制的决策模式就是家长制，就是家长说了算。党和国家的事务，越来越多由毛泽东说了算，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说了算的结果。毛泽东选接班人，既然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事，是毛泽东一手操作，自然而然就是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可以轻而易举地提拔一个人，可以不费劲地打倒一个人，这只是在专制社会、专制国家出现的现象。

在民主社会、民主国家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出现了。比如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毛泽东不经过人大要罢免就罢免了。毛泽东宣布“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于是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总纲。毛泽东提议王洪文调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这个提议。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就马上作出这样的决议。中共中央的文件往往这样写：“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在党中央之上。党中央、中央政治局都成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指令的工具。谁也不敢反对毛泽东的任何意见，在那个年代，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谁反对毛泽东，就是现行反革命。毛泽东自己说：“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虎气”是什么?就是霸气，就是霸道，就是专断。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选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其私有化、专断化，暴露出他身上存在的家长制习气、封建主义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1980年8月，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小平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邓小平的话是一针见血的。

第二，从选接班人的标准来说也异化了。

在现代中国，选共产党的领导人，就等于选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除了法律规定了一些条件之外，要而言之就是德才兼备。德，主要的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才,主要就是有领导、治理国家的能力。

1964年6月，毛泽东(已经对刘少奇不满意了)提出了接班人的标准。他说：“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这样的接班人标准，有某些可取之处，但基本上只强调了德，而没有强调才。德，也是把懂马列主义，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不把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这在政治挂帅、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是自然的。在实际过程中，更把意识形态极端化、形而上学化、唯心主义化。

即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就不是马列主义，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就是修正主义，以至毛泽东说这是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那是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包产到户应该与意识形态无关，但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并认为这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于是赞同包产到户的刘少奇等就是资本主义派，就是搞修正主义。刘少奇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于是刘少奇就被认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终被“搞掉”。“文革”中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反潮流就是马克思主义。以致“文革”时期最流行的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是修正主义。自然王洪文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没有才、不善于团结人，也被毛泽东提拔起来。

选国家领导人，应是意识形态第一还是人民利益、人民拥护第一?应是人民利益、人民拥护第一。一个领导人，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不被人民拥护，即便一时上了台，最终也会被人民拉开下台，这是政治定律，是历史规律。能为人民谋利益、被人民拥护的意识形态，才是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只有能为人民谋利益、被人民拥护，才是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有时候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有一次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但有时候，他大概就忘了这一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实际上它违背了人民利益、不被人民拥护，最终被人民否定了。毛泽东按照他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选的接班人，最终也被人民否定了。

在毛泽东这里，选接班人的标准的异化，更明显的是标准的自私化、封建化。毛泽东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有的时候标准变成是不是忠于自己，是不是听我的话，是不是事事向我请示汇报。“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谈到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正是这样的思想的反映。《毛谱》记：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其中有：“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把三个“无限”删去，保留了三个“忠于”。这说明毛泽东主张三个“忠于”。三“忠于”是“文革”的流行语，其实质就是忠于毛泽东。

为什么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选刘少奇为接班人，因为当时刘少奇是忠于毛泽东的，是全力拥护毛泽东路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1941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路线的批判》，文章“太尖锐”，没有发表，也没有在中央传阅，只给两个人看了，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任弼时。这说明，刘少奇、任弼时是毛泽东当时最信任的人、最亲近的人。到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以后，尽管独立地开展了工作，发表了意见，但刘少奇还是忠于毛泽东的，而毛泽东却认为刘少奇不忠了。把刘少奇等推到一线，自己退居二线，毛泽东说：“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甚至当场就反对我。这些就是不忠。不忠就不能当接班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听话了，不三“忠于”。毛泽东为什么最终选了华国锋当接班人，其中有一条就是华国锋是三“忠于”的践行者，是事事请示汇报的，是言听计从的。忠不忠、听不听话，在毛泽东选接班人的过程中实际上成了第一标准。以致忠于我、听我话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忠、不听话就是修正主义。把忠于个人与否作为评价人的第一标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君君臣臣的体现。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这是经验之谈。

上述史实表明，尽管毛泽东出于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精心选择、培养接班人，但因为他的个人决断违反世界民主潮流，所以导致不理想的结局，其教训十分深刻。

从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选接班人不成功，得出的结论是：人、事的认同度，认同的人越少，认同的范围越小，主体间性越小，越不具有真理性、稳定性、持久性;认同的人越多，认同的范围越大，主体间性越大，越具有真理性、稳定性、持久性。因为认同度与支持度是成正比的。

综合 2022-01-09 18: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