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国家思想雅量决定改革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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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郎遥远

来源|关天茶舍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中国意识形态部门的雅量,令人敬佩。


1980年9月10日,中宣部理论局以《三个读者对理论宣传工作的批评》为题发表,签发三篇批评党的文章,在党报公开发表讨论。前面有一段话是理论局意见:“这里印发三封读者来信。这三封来信对理论宣传工作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并且提了些尖锐的问题要求回答。这三封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的理论宣传更具有针对性,更有说服力。不管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这种思想动态和他们所提的问题,都是我们应当了解、应当认真研究和认真对待的。”


选第一封信《请你们回答》,以餐读者。这是当时一个署名“猛津”的读者给《哈尔滨日报》的信。中宣部理论局推荐在全国公开发表。


劝劝你们少登一些说教之类的文章,因为你们的文章脱离了实际,我们青年人只能对它嗤之以鼻,反而起的作用更坏。


如果你们生性愿写说教别人的大块文章,我也不反对,不过首先你们要把我们青年人提出的问题解释出来,如果真能够得到满意的回答,则今后你们的大块文章,我们也会欣然接受,而且是执行不怠。下面我把问题提出来:

现在世界上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很多,有苏联东欧型的(以前称苏联为老大哥,友谊关系是万古长青,牢不可破,可时间还没有达到什么“古”更不用说“万”了,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了),有南斯拉夫型的(以前我们称她为修正主义的鼻祖,现在可又不错),有罗马尼亚型的,有阿尔巴尼亚型的(以前关系是“经过暴风雨考验的”,可现在是什么呢),有朝鲜型的,有越南型的(以前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现在是冰刃相见),以及还有西欧共产党型的,等等。以上这些都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可如果马克思本人也活在世上的话,有可能他也会分别不出谁是自己真正的子孙了。那我们青年人怎么办?只好信仰祖国的马克思了。


每上映一次外国影片,都要有一些影评来教育我们,什么“巴黎圣母院”里的神父,“至爱亲朋”里的方德仁、万经里,“人证”里的八杉恭子等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看后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要问你们,我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样的人物少不少?!我看是大有人在,不用说是在普通的老百姓间,或是一般干部和高级干部之间,就是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局里,不是也不乏其人吗?林彪、“四人帮”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且是比资本主义的“产物们”更贪婪百倍,更五毒俱全。请问这些你们怎样进行“影评”!


我们在无比优越制度下生活了三十年,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到处十年浩劫留下的产物,张志新这样的民族精英的被杀……我们建国只有三十年,就有十年浩劫。请问优越制度下怎么会产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呢?


林彪、“四人帮”的权利是谁给的,当时有很多老干部从资历和职位来讲都比他们高,可反而被他们搞的好苦,难道没有最高权力者的支持和默许,他们有这么大的权力吗?真是鬼才相信!可现在怎么样?他的纪念堂照样高高耸立,塑像到处可见,国歌里还世代高举他的旗帜。太可笑了。


我们今天青年人需要的是充满阳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社会主义!


三十六年前,读者批评的教条主义,而今依然大行其道。但现在,还看得到如此雅量吗?八十年代中国,从十年动乱走出,迎来了意识形态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机勃勃。中宣部有“三宽部长”(宽容、宽厚、宽松),社会各界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老中青三代对中国未来充满希冀,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干四化,社会充满信任和友爱。现在呢,这不能说,那不能说,还人有高分贝重提阶级斗争。说真话的环境逼仄,真话有风险。


八十年代的伟大,不仅仅是文明启蒙电视片,不仅仅是独立报格媒体,每一年思想文化领域都有令人振奋、勇开先河的标杆作品、标杆事件、标杆人物。当年《深圳青年报》为中国改革鼓与呼,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等等。中央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支持公开讨论,启蒙民众,推进改革。


历史学者傅国涌说:“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了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当年中宣部理论局推荐批评文章,唯真唯实,不唯权媚上,体现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体现人民最大、执政为民的宗旨。现在的思想禁区和雷区,触手可及。毕姥爷一个饭局唱段,唱得灰头土脸,丢了饭碗。前两天,刘亚洲上将疾呼“今日中国非常需要一批猛将良才”,令人深思。八十年代,许多有识之士就呼吁政治制度改革了。一个好的制度,造就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一个不好的制度,官场丑态百出,社会充满戾气,好人会变坏人,猛将会变懦夫,良才会变犬儒,弱势群体会变报复社会的罪犯。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有许多令人尊敬、彪炳史册的名字。思想在中国,有自由和尊严。而今,自信主义盛行,拜金主义招摇,文化肥猪满街跑,还有“歌德”大部队,两豆塞耳不闻雷霆,权力阶层喜听赞美诗,思想文化领域还有几个令人尊敬的名字?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一次社会巨大进步,无一不源自思想解放运动,无一不源自思想领域的破冰前行。思想解放的每一个突破口,伴随而来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胜利大冲锋,都是现代文明建设的精神大迁徙。一次次思想解放,树立了中国历史一个又一个里程碑,推动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跨越发展。没有解放思想的启蒙先导,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历史性变化,都无从谈起。


忆往昔,中国共产党从依靠无产阶级的民主力量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享受人身平等与权利,到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推行改革开放,把社会生产力从革命和计划束缚中解放出来,践行自由市场经济,实现经济腾飞奇迹,让民众过上小康生活,享受越来越多的幸福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推行民主自由的魅力和功绩。民主自由,怎么是坏东西呢?怎么要变得遮遮掩掩了呢?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我们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一个有钱、而无鲜活灵魂的民族,是可悲可怜的。我们永远回不到1980年代了,可我们的思想决不能停留,甚至倒退到1970年代的水平上。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诉求,是对中国社会失序的担忧,是大国复兴必由之路。一方面,“一个独立的、有人格的、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法治保障。”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一举手一抬足可能就侵害了弱势群体利益,需要予以规范和限制。另一方面,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集中凸现,要维护长治久安,政治体制改革的落下功课必须补上。


网民是公民的另一张脸。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封堵,都注定是徒劳;任何教条,都注定是笑话。澎湃的网络民主,倒逼着现实善政,推动着民主进步。没有互联网,没有亿万网民的力量,不知中国会呈现多少愚昧,重演多少悲剧。考量一个“主义”,不在于口头理论多完美,不在于国家喉舌声音有多大,不在于钳制异见力道有多大,而在于是否真正践行“人民最大”,是否彰显现代文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让法治精神和公民社会站立,让特权阶层和欺骗主义消遁。


“维稳”、“不折腾”,种种政治纲领,都来自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对华夏一统的天真想象和热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来中华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权于民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历史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可耻地撕去。公权力一次次蛮横维稳,导致私权利一次次离心离德。一块块离心离德的砖头,最终会导致大厦面临倾覆之虞。尽管“还权于民”是一条矢志不渝的历史主线,最终将走向人人平等、性别平等、众生平等的信仰王国,但现实进化路线上,仍要经过多次正负力量的搏杀、博弈,圣人与暴徒的交替诞生,最终,政治文明体现在每一块面包和每一个微笑之中,体现在人与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


思想和文明的贡献,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大国崛起,关键是思想文化的崛起。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成果,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扪心自问,当下中国有什么思想文化成果,居高声自远,德隆四海服,引领中国再辉煌三十年?



天涯观察 2015-08-23 08: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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