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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一本《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让余世存一夜之间声名大噪，但此后不久，他却从舆论声中悄然淡出。直到人们听说他到云南大理居住的消息。

下图为《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余世存着，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版，30.00元。


    只身一人从大理回到北京，余世存在朝阳公园附近租了一套小房。 

    2005年，一本《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让余世存一夜之间声名大噪，但此后不久，他却从舆论声中悄然淡出。直到人们听说他到云南大理居住的消息。 

    “那 时候在北京，每天都要赴朋友的饭局，有时一天跑三四顿。”午后，在位于六楼的小房子里，余世存泡了一壶红茶，桌上铺着大理的蓝色扎染布。回忆起成名后的日 子，余世存感慨，当他每天打车奔忙于各种饭局，在北京拥堵的道路上一塞车就塞一两个钟头时，他渐渐对这种生活感到烦躁和厌倦。“我们被城市生活异化得太厉 害了。”饱受痛风和风湿困扰的他决定离开北京。 

    余世存来到大理古城边的一个白族村子里。那里阳光充沛，没有熟人朋友的“烦扰”。他每天读书养病，一度到寺院里学习禅坐和气功。在大理，他还因为某种奇缘，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风湿病。 

    他结识了不少大理当地的文化人：邻居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许多画家、文化人。当有一天，他发现在大理也每天有饭局的时候，他动了回京的念头。 

    两年后回来，北京的老朋友见到余世存，第一感慨是，老了。经历了一连串家庭的变故，才40岁出头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不过精神状态却是格外的好。 

    “在 大理其实挺受教育的。”余世存说，他遇到很多穷老外。这些外国人只是拿一份政府救济金，却愿意世界各地去游历，对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的心态健 康得多，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过得很快乐。”余世存说今天自己也一无所有，连北京一个厕所也买不起，但他过得很坦然。 

    余 世存曾写过一篇博文《青春暴富干卿何事》，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件事：一位多年未见的学生发达了，找到他。学生已然“小康”，老师依然“寒士”，甚至比十年前 更加衣食无依。饭桌上学生掩饰不住成功人士的喜悦，论述了一番机会平等、失败者是懒人的道理。这让余世存受了刺激。在博文中他写道：“暴富者们忘了，人生 有无数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愿意过内心生活……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 

    在大理系统地阅读了先秦诸子经典，余世存写了一本《老子传》。“虽然离开北京两年房价翻了两倍，但是我有了一本《老子传》，我觉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 

    余世存也注意到，我们民族在先秦时所具备的那种自由精神、阳刚气质，已经丧失殆尽。《中国男》最初是应杂志之约作的专栏，渐渐有了“借古讽今”的意思，写尽近代人物的坚强阳刚的同时，也暗指当下社会阴柔之气太盛。 

    《中 国男》被读者称为“寻找中国的纯爷们”的一本书。余世存用四十一个“爷们”串起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而所有变化之参与者、推动 者、承受者都是处于历史激流中的“人”：从文界的龚自珍、刘文典，到政界的曾国藩、宋教仁；从军界的蒋百里、吴佩孚，到实业界的张謇、范旭东……在余世存 看来，这些胸怀家国天下的近代猛男，与只为车房斗米奔忙的当代男人无异于天壤之别。 

    余世存最得意的是，他写这些人物蕴含着一种褒贬，这是《史记》以来的中国史学传统，只不过在近世学术中已经很难见到。 

    如今，住在城市边缘的斗室之中，余世存每天孜孜读书、写字，仍然心存自《非常道》以来就有的大目标：“恢复历史正义。” 


    对 话 

    近代人物的气局要大得多 

    南方都市报：写《中国男》的意图是什么？ 

    余 世存：说到底是对目前犬儒时代的不满。近代史上这些人无论成就高低，总体上都比现代人活得精彩、丰富，个性鲜明。而当代的人，总体上个性表达得不够充分， 在社会责任和正义方面做得很不够。中国现在是娱乐化、平面化的时代。好多年轻人问我，为什么如今男女走向中性化，男不像男，女不像女？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 情。人心都很浮躁，受不了都市化的诱惑。我的好多同行、朋友，都一心去拥抱这个物质的世界，我觉得还是个性的、内心的东西不够强大。 

    南都：你觉得在这方面，近代人物可以给我们什么借鉴？ 

    余世存：近代人物给我们一个参照，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多种可能性。立功、立德、立言都可以，可以活得很丰富多彩。人的选择没有那么单一，不仅仅是“有没有房 子、有没有好车、银行存款有多少”这样单一的标准。这些近代人物的气局要大得多，他们能把自己的人生几十年跟山川自然，民族历史，甚至孔孟之道的现代转 换，或者文明转换连在一起。而我们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只跟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 

    南都：这也许是跟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因为那刚好是一个巨大转折的时代。 

    余世存：我们不也处在一个巨大转变的时代么？我们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移民时代，几亿农民进城，产业和工业升级。另外经过这些年经济发展，富起来后要怎么 办？孔子说，富而教之。我们面临自我教育和教化别人，包括文明模式的重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能自觉到这种历史任务的人不多。近代的中国男人，个人 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在一起，并不是全然为自己而活。今天的男人则完全是为自己，为老人孩子而活。 

    南都：在《中国男》里，你写到杜月笙、戴笠这些人，并不是一味贬斥，跟我们传统的认知有出入。 

    余世存：我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抱着一种对历史温情的理解。对杜月笙和戴笠，现在一般都把他们看作坏人。但深入他们的内心和人生中，会发现有可圈可点的东 西。如果活在当时，未必不能与他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也可能是非一般人所能把握的。我想我不是站在意识形态的标签分类上，而是站在人 性的角度来看他们。我觉得我对杜月笙和戴笠的评介，能让中国人对人性的把握更丰富一样。 

    南都：你在书中对这些人物的评判有着明显的主观判断和褒贬，这样会不会被认为是不客观的？ 

    余世存：我在序里说，我是一意孤行地把历史人物一个个拉来介绍他们，打量他们，审判他们。中国的史学传统，自孔子和司马迁以来，历史写作就具有一种审判的功能，就是惩恶扬善，要让乱臣贼子惧怕。 

    现在很多研究一辈子历史的学者，只能对历史人物说“有功也有过”这样正确的废话，不能做出个人的、内心的评价，我是反对的。历史是中国的宗教，假如不把这个信仰恢复起来，讲历史就没意思。我们要恢复“历史的正义”。 

    南都：如何恢复“历史正义”？ 

    余世存：在目前的犬儒社会，价值判断已经失效或者缺席，我愿意去做这个事，就是重建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我们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官员，不相信商人，也不相信 知识分子，现在很需要重建价值系统。我希望读者能像我一样，作为最后的审判者，对历史人物下定论。我们要恢复中国人的善恶观念，扞卫我们的历史正义。 

    采写：南都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王军 

田志凌 2015-09-12 16: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