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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为什么近来比较好的道路，理论上可以论证它很好，但在中国总是不占主流？为什么？

一战过分地激活了中国民族主义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正面的东西就是激活了民族主义，负面的东西是过分地激活了民族主义。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一战之前就有，只不过比较特殊，在晚清时期呈现为满人与汉人之间的种族主义。晚清几次对外冲突，老百姓真的不管，因为他没法管，套用一句老话叫“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老百姓挎着篮子做点小生意，卖茶叶蛋、卖水给英法联军。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对外战争根本没法说。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从1840-1842年断断续续打的，就没有多少次像样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从1856年打到1860年，也是断断续续的，只不过了北京后，有一个最惊天动地的事是火烧圆明园。真正在战争中死了多少人？没有多少，甲午战争也是这样。甲午战争中，我们在牙山死了200人，1894年9月15日在平壤冲突一天，我们守日本攻，我们一天都没有死人，日本死了几百人。当天晚上，中国军队趁大雨撤退，结果中了日本人的埋伏，我们死了2000人，被抓了700人。北洋海战时，中日双方各死了500多人。辽东半岛战役、山东半岛战役断断续续，也没死多少人。日军攻打台湾，被台湾的军民打死了5000人，整个战争就是这样的。

多年来我们讲的悲情，是共产党从国民党一脉相承下来的，一战前的晚清和共产党之间没有关系，是因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和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本书，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们俩在争夺谁是孙中山的真儿子，两个人互相骂，他骂他是叛徒，他骂他是叛徒，于是孙中山的话语里就提供了很复杂的东西。这与真历史没关系，我们就这样被误导了，所以还要去重新认识。

一战使中国知识界怀疑资本主义

究竟一战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一战对中国最大的改变，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而这个怀疑有正当性。所谓战争的发生是资本主义急剧膨胀导致的结果，是因为德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后发国家，发展起来的时候，世界已经瓜分得差不多了，于是德国要重新建构世界格局。一战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德国要挑战世界原来的秩序，这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严复对一战有很深刻的批判。严复说，一战一下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全面问题给暴露了，一战导致西方世界只剩下“寡廉鲜耻”四个字。这是严复很重要的一个判断，他对西方观察的密度最高，因为给袁世凯整理资料。

还有辜鸿铭，他在战前战中都有判断，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秩序的竞争一定是人类的灾难。辜鸿铭一直在讲春秋大义，以中国古典的东西规范西方，而这个春秋大义实际上等二战之后中国人真做到了。二战之后，中国的张彭春，即张伯苓的弟弟，就是用春秋大义规范《世界人权宣言》。今天我们知道，中国官方讲，《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其实那就是当年辜鸿铭所讲的春秋大义。张彭春规范得很好，仁者爱人，普世原则，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都是因为一战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无度竞争，使中国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不行。

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梁启超，他在1895年步入政治舞台之后，就一个劲地鼓吹民主、科学、宪政，到1914年之前，都非常狂热地鼓吹中国向西方学习。到1918年战争一结束，梁启超带着张君劢、徐新六等一拨他的门徒到欧洲旅游。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资本主义这样发展不行。如果不是这样发展的话，还是处在原来的冷兵器时代，不可能死几千万人。资本主义高科技发展了，特别是飞机、坦克、毒气弹出来了，梁启超认为这是人类最不应该发展的东西，所以这样发展不行。结果梁启超还没有从欧洲回来，中国思想界就开始了对科学与路线的争论，到1923年导致了科学与玄学的争论。

一战使中国知识界走向社会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这些思想家对西方发展模式有过怀疑。但是中国也有个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自我洗牌、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看别人不好就不要了，就另外找新的。恰恰在一战时，我们的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千不该万不该没有朝着资本主义，就朝着社会主义去了。这是1918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最典型的情况是一战刚结束时，李大钊、陈独秀都对劳工的胜利表示了狂欢，甚至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应该很沉稳了，但他也觉得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战是一个高潮时刻。其实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一八七几年就知道，但是一直停留在学理范畴内，没有转化为政治事件。直到一战后，特别是后来的巴黎和会，我们又夸张了外交失败的遭遇，也没有反省，还对威尔逊大感失望，其实最终山东问题的解决还是美国人帮忙的。可惜我们只记住了仇恨，没有记住帮助这一块，于是社会主义就在这儿走过来了。

中国知识界清楚知道选择社会主义的代价

等到整个局面稳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转化为实践。张君劢、张东荪、梁启超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1920-1921年有过很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知识人认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可要，但是理论当中的可要。梁漱溟当时有文章说，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好处，就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对等，绝对的私有制是罪恶。但是中国历史发展得比较诡异，好像总是选错，因为中国人太聪明。1920年代都说不要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了，理论上可以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但是恰恰到了192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又发生了一次大洗牌，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说好，这次更证明我们应该学北方。

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人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罪恶，当时有很多人都曾到苏维埃考察过，但最可恨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罪恶），为了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付出那个代价，这样我们在1930年代就转向了社会主义的轨道。1931年对中国最具有示范意义，这时候刚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还出了两个大事，一个是九一八事变，另一个是中华苏维埃正式建国。于是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到1931年，社会主义路径在中国就是这样成形了。

选择社会主义有时代正当性

一战时期，确实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大转型期，中国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了。走过来之后觉得社会主义不应该有，但当年真的有它的正当性。毛泽东有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讲中国为什么学苏联，学社会主义，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中国当学生向老师学了几十年，可是老师老打学生，这是中国背离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因。二是从1918年到1920年代初期，中国人向往苏联的最重要原因，我觉得是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苏联。当时苏联处在列宁的新政策阶段，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架构下的资本主义，有点像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讲，苏联的政治架构把苏联人民所压抑的能量给释放了，所以中国人的转型之路，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毛泽东讲的这两个理由，对于我们理解一战后中国的转轨很有帮助。

一战使新儒家慢慢崛起

再看儒家，可以算作文化保守主义，不是激进性的变革。儒家的概念从孔子到近代，一直有保守的变化，也就是余英时讲的“守先待后”。所以儒家不是封闭的，不是到这里为止，不是只在原来里找，还要有创新和创造，既有时代性，也有维新的路径。20世纪所有的新儒家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建构贡献都非常大，比如姚中秋（秋风）讲的儒家宪政。当然他讲得很极端，遭到很多人批评，其实如果像张君劢那样讲得缓和点，可能社会更容易接受。梁漱溟对儒家的体会、对西方的接纳，还把它们揉到一起，你可以感觉到这根本不是董仲舒儒家，而是梁漱溟儒家，他认为儒家就应该这样做。梁漱溟排除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化，认为资本主义是第一条走不通的路，那第二个判断更厉害，第二条社会主义道路也走不通。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最高涨时，梁漱溟写两篇文章，打社会主义打资本主义，最后说要以中国本位的儒家思想为路径。所以我们看这种“守先待后”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新儒家在一战之后慢慢崛起，这与辛亥之后意义的丢失、政治权威的丧失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一战后中国重新考虑政治架构有关。所以儒家在一战前后发展变化的脉络就非常明白。

自由主义政治行动力差难成主流

至于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成派，因为它是游离出来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不会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理念。儒家在一起可以发一个联合宣言，自由主义没法发宣言，都是互相瞧不起的，政治行动力也比较差。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一战之后，中国思想史的脉络就是这三大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加上游离出来的自由主义。当年所有的知识精英，都可以在这几个脉络中找到位置。

一战让中国对西洋文明幻灭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我补充一下。一战对中国最大的冲击，也是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冲击，即对西方文明迷信的幻灭。废科举以后，中国社会迅速在文化上激进化，所以民国初年没有人去想中国传统，大家都要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构建一个现代的中国，结果一战让大家完全幻灭了。梁启超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这里的“西洋文明”一个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不加节制的竞争。第二个是民族主义及它所支撑的民族国家，这是当时很多人深刻怀疑的东西，而这个和中国自身构建现代秩序的过程有一个很诡异的悖反，我们在一战中看到中国政治决策的低效率，恰恰是民族国家没有建成的结果。所以一战以来，大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然也与社会主义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另外梁启超特别强调的科学万能的幻灭。大家都特别相信科学能够带来现代文明，但科学在一战中的表现是杀人效果大幅度提高。由此大家对科学、技术在文明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深刻怀疑。这样的怀疑就引发了中国思想的觉醒。

在一战结束后，以梁漱溟先生引起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和张君劢先生引起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作为标志，新儒家正式登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任何变化都没有这个大，因为它形成了一个思想传统，在未来也生产出了现代中国唯一一套哲学，就是新儒家的哲学体系。

陈独秀不是自由主义者

观众提问：我想问高老师一个问题，您说到自由主义在一战前后的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陈独秀当年也提出了的个人主义、避免群体意识，呼唤大家承担责任。我觉得，这是一种伪自由主义，是儒家的君子精神试图旧瓶装新酒。您怎么认为？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般来说自由主义是后来的词汇，自由主义扞卫的是人的一种权利、尊严。建立法制政府、宪政秩序、遵循自由的市场秩序，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陈独秀不是自由主义，在早期属于激进主义。回到哈耶克所说的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法国式的，一个是英美式的。启蒙运动其实催生了两种思想，一种是社会主义，一种是法国版的自由主义，有一致的方面。但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从英国的大宪章、英国政治传统这一路下来的是正宗。自由主义也有它的激进时刻、激进的表现方式，这属于特殊情况。陈独秀他们谈的都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属于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肯定不是英美系。所以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很快就变成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真正的保守自由主义或者儒家主义，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搞不清楚历史也搞不清楚现实

观众提问：现在的中国与在一战时期，国际环境上有何相似之处？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这个问题不太好讲，去年开始在国际关系学界有很多讨论。现在外面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因素，认为中国非常强大，但是像高老师讲的没有真强大，结果还在那儿亮肌肉就很麻烦。（注：高全喜语，现在中国的筋骨发育不强，却要向人家展示肌肉，这不是愚蠢的民族主义吗？）中国自身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凝聚起来，反而把周边的民族主义煽动起来。这究竟是不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战略，现在搞不清楚，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引起讨论，我们也不是民主决定的一个体制，而且兵不厌诈。如果把握不好，擦枪走火引起局部战争未来是有可能的。

中日之间也是这样。日本不构成中国发展的障碍，说句实在话，我们今天只不过拿日本作为出气筒而已。因为二战的一页早就翻过去了，二战的所有文件，从开罗会议到后来的所有文件都有约束力。如果不发生国共内战，中日之间会达成第二次《马关条约》，因为中日之间要单独谈，交还台湾等这些东西会有手续。但是后来国共内战发生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历史，在90年代以前，中日之间没有问题的。我的同事在80年代研究慰安妇，结果不让搞，我们现在还到处找慰安妇。当年研究慰安妇是因为她们健在的已经很少了，不让搞是因为我们政治上中日要友好。现在中日不友好，就鼓励大家天天谈这些东西。最近曝光了一份战犯的检讨，都藏了70年，而且那是被我们关押时写的，能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真实意思？所以中日之间是个现实的问题，世界格局的变化才是对中国的真正考验。如果回到晚清格局上，是因为我们的信息不对称。现在领导人听不到不好的声音，领导人出访到任何地方，都是想和中国合作，西方国家都说中国好，因为能得到合作机会，听不到中国的问题。所以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最大的风险，不要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内部问题。晚清的增长，如果从比例上来讲，比我们今天要强。因为晚清有一个北洋舰队是真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辽宁号。晚清的战舰，它就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我们今天的战舰能达到什么程度？晚清的增长在当年的情况下，比我们今天在世界格局中要强大得多，但我们把历史给屏蔽掉了，既搞不清楚历史，也搞不清楚现实。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