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圣诞节忆旧

簡體傳統

金.凯瑞在电影《月亮上的男人》中，曾经表演过安迪.考夫曼的一段轶事---在台上念完了一整本书。我清楚地知道，一篇网文的内容应该控制在1000字以内，最好分成四到五段，段与段之间空一行，否则读者会看不下去。但是，今天是圣诞节，美好的日子。所以，我在这里张贴卡波特的《圣诞节忆旧》全文。卡波特以小说《蒂梵尼的早餐》和《冷血》着称于世，有着光鲜的生活，穿梭于上流社会，拥有记者和作家的头衔。但是，在很多年前，他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拥有过许多酸楚而温暖的回忆。以至于后来他一再回忆当年的圣诞节，这些文字的合集就是《圣诞节忆旧集》。

圣诞节忆旧

by 卡波特

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个早晨。二十多年前冬天来临的一个早晨。设想边远小镇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厨房。黑色的大火炉是这个厨房的一大标志，但厨房里还有张大圆桌，壁炉前放着两把摇椅。今天壁炉发出季节到来的呼叫。

一个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妇人站在厨房的窗前。网球鞋，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她个头很小，精神饱满，像只矮脚母鸡；但由于小时候的一场病，她的肩膀有点佝偻，怪可怜的。她的脸很独特——和林肯的脸不无相像，一样因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但很精致，骨肉停匀；眼睛像雪利酒一样的色泽，怯生生的。“哦，老天，”她大声说，呵出来的气烟雾般弥漫在窗玻璃上，“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她对谁说话呢？我。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多了。我们是表亲，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住在一起。房子里住着别的人，就是一些亲戚。他们有权对我们发号施令，还常常把我们弄哭，但大体上我们俩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了，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呢。她现在也还是个孩子。

“我没起床就知道，”她从窗边转过来，眼中闪动着兴奋，意味深长。“教堂的铃声又冷冽又清楚。鸟儿也不唱了，它们都飞到暖和的地方去了。肯定是的。哎，巴迪，别吃饼干了，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找出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一直都是这样：十一月一个早晨到来，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宣布这年圣诞季的到来。对节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奋，心中的火焰因为圣诞季来了而燃烧：“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找出来。”

帽子找到了，一顶宽边草帽，装饰着天鹅绒做的玫瑰，因为在户外带而褪色了：它以前属于一个满时髦的亲戚。我们一起推那辆小推车，一辆破旧的婴儿车。我们把它推出花园，推进山核桃树丛。这推车是我的，就是说，我出生时人家买给我的。它由柳条编织成，不过柳条都松散了，推车的轮子摇摇晃晃像醉鬼的脚。但这辆推车可是个可靠的伙伴：春天，我们推它到树林里，装上花啊草啊羊齿植物，回来放进阳台上那些陶罐里；夏天，我们在推车里堆放野餐用具和甘蔗做的钓鱼竿，推到小溪边去；冬天它也能派上用场：从院子里装柴火拖到厨房；当奎尼的暖床：奎尼是我们养的橙色白色斑驳的小花猎犬。它得过犬热病，还被响尾蛇咬过两次，都挺过去活下来了。现在它就在推车旁边小跑着呢。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推回来堆满一车的风吹落的山核桃。捡这些山核桃可把我们累得腰酸背痛：在落满冰霜的草丛里，要找出潜藏其中的它们很不容易（大多数果实都被果园主人摇下来卖掉了，我们可不是果园主人）。咔咔嚓嚓！核桃壳敲碎发出轻轻雷击般的响声，嘎吱嘎吱听起来很欢快。象牙光泽的山核桃肉散发出甜美的香气，油滋滋的，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座小山。奎尼求我们给它点尝尝，我的朋友就时不时偷偷给它一丁点，但我们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我们可不行，巴迪。我们要是一吃，就肯定停不了。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厨房渐渐暗了下来。夜色把窗玻璃变成了一面镜子：我们在炉边火光中敲碎核桃壳时，窗玻璃上我们的影子和升起的月亮交织在一起。最后，明月高照，我们终于把最后一颗山核桃的壳丢进壁炉，都松了口气，看着它烧掉。推车空了，碗却满满的。

我们吃了晚饭（冷饼干，火腿，黑莓酱），讨论明天的事。明天，我最喜欢的事就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姜，香草，夏威夷的罐头凤梨，橘皮，葡萄干，栗子，还有威士忌，对了，还有大量的面粉和黄油，许多鸡蛋，香料和调味料：哇，我们得找匹小马驹来把推车拉回家才行。

但采购前，有个钱的问题。我们俩都没钱。除了家里人偶尔给点零花钱（给我们一角钱镍币他们就认为是给了笔大钱），或者我们自己干各种活儿赚钱：卖捐赠品，卖成桶采来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桃酺，采摘花束供人家葬礼或婚礼。有一次，我们中了五块钱，是全国橄榄球比赛的第七十五奖。我们俩对橄榄球可一无所知。只不过我们听说什么比赛就参加：现在，我们寄希望于给新上市咖啡取名的大赛，要是中了有五千块奖金呢（我们建议取名为 “A.M”（万福玛丽亚）；但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的朋友觉得有点亵渎神，所以改为“A.M！阿门！”）。老实说，我们唯一真正赚过钱的事业是奇趣展览，两年前在后院树荫下办的。所谓趣是幻灯，放华盛顿和纽约城市风光的幻灯片，那是一个去过这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来的用处后大发雷霆）；所谓奇是一只长了三只脚的鸡，我们养的一只母鸡孵出来的怪物。这附近人人都来看，我们收参观费，大人一角钱，小孩两分钱。等那富有感召力的展览物死去我们的奇趣展览馆被迫关门时，我们已经整整赚了二十块大洋。

每年我们总能用尽各种方法，筹到这么一笔圣诞存款，作为水果蛋糕基金。我们把这些钱放进一只古旧的珠子钱包，藏在我的朋友床底那只夜壶盖住的地板中一块松动的木板下。这只钱包绝少从安全藏身处取出，除非要把钱存放进去，或者每周六取出一点来；因为每周六，我获准拿出一角钱去看电影。我的朋友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打算去：“我情愿听你讲故事情节，巴迪。那样我会想象得更多。还有，我这把年纪的人可不能太挥霍我的视力。蒙主圣恩时，我才能把他看得更清楚。”除了没看过电影，她没做过的事情还有：下馆子，到离家五里地外的地方玩，收发电报，读小报和圣经以外的文字，化妆，赌咒骂人，有意撒谎，对挨饿的小狗袖手旁观。但这些事情她倒真的都做过：用锄头打死全乡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响尾蛇（尾巴上有十六个环呢），吸鼻烟（偷偷地），教蜂鸟在她指头上站好（只是试试），讲鬼故事（我们俩都相信世上有鬼），讲的你在七月里身上也会冒冷汗，自言自语，雨中散步，种镇上最美的日本山茶花，知晓每一种古老的印第安偏方，包括除疣子的那种。

现在，吃完了晚饭，我们回到房子很远那头的房间，我的朋友睡在里面一张放着皱巴巴的被子，漆成粉红色的铁床上，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我们沉浸在秘密策划的喜悦中，悄无声息自秘藏处拿出珠子钱包，将它里面的钱一股脑儿倒在被子上。有紧紧卷起来的纸币，像五月的花蕾一样鲜绿；灰暗的五角钱，沉甸甸的像死人的眼珠。可爱的一角钱镍币，最有活力，晃起来叮当作响。五分钱和两分半的硬币，磨得很旧，滑溜溜的像河底的石子。但最多的还是一堆讨厌难闻的一分钱。去年夏天，家里其他人和我们定下合同，讲好我们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就给我们一分钱。啊，去年八月那场大屠杀：多少只苍蝇归天了！但干这个活儿我们一点都不得意。现在我们坐着数一分钱硬币，倒像是在数那些死苍蝇。我们俩都没有数字头脑，慢慢数，数一阵子忘了，再重来。按照她的结果，我们有12块7角3 分；按我的则正好13块。“我真的情愿你数错，巴迪。我们可不能和13扯上关系。蛋糕会发不起来。要么人吃了会死。天，我从来没有想过十三号那天起床。” 没错，她每个月十三号那天总是赖在床上。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拿出一分钱，把它丢到窗外。

做水果蛋糕的所有配料中，威士忌是最贵的，也是最难搞到的。州法律禁止售酒。但人人都知道可以从哈哈先生那里买到。第二天，买好一般的配料后，我们去哈哈先生做生意的地方，“罪孽深重”的地方（大伙儿这么说）：河边一家卖炸鱼薯条还可以在那里跳舞的咖啡馆。我们为同样的目的来过几次；但前几年卖酒给我们的是哈哈太太，一个肤色碘暗的印第安妇女，头发铜棕，死气沉沉的。其实，我们从没见过哈哈先生，但我们听说他也是个印第安人，他身材高大，脸上有道刀疤。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阴沉沉的，从来不笑。快要走到他的咖啡馆时（一座很大的木屋，光秃秃的灯泡连成链缠绕其上，立在河边泥泞的树荫里，灰蒙蒙雾一般的树枝下爬满苔藓），我们放慢了脚步。连奎尼都不再小跑，粘在我们身边了。有人在哈哈的咖啡馆里被谋杀碎尸了。他是被敲中头部死的。下个月要上法庭审问。当然这些都是晚上发生的，那些彩色灯泡照射出奇怪的影子，留声机呜咽悲诉。白天，哈哈咖啡馆看起来破败荒凉。我敲了敲门，奎尼叫唤着，我的朋友问：“哈哈太太？有谁在家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一惊。是哈哈先生！哈哈琼斯本人！他身材高大，但没有刀疤；不笑。不，他闪着撒旦似的眼神看着我们，问：“你们找哈哈干吗？”

好一会儿，我们都呆掉了，说不出话。这会儿我的朋友总算发出点声音，顶多像耳语：“可以的话，哈哈先生，我们想买一夸脱您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又闪了闪。你相信吗？哈哈笑了！还笑出声来。“你们俩谁是喝酒的大男人？”

“是用来做水果蛋糕的，哈哈先生。烹调用。”

这话听得他收住了笑，他皱起眉。“可不能这么浪费我的好威士忌啊。”不过，他走回阴暗的咖啡馆，几秒钟后，手上拿了瓶雏菊黄的没有标签的酒出来了。他对着阳光让我们看它的成色，说：“两块钱。”

我们付给他的尽是些一毛钱五分钱一分钱的硬币。突然，像玩色子一样，他摇着手中叮当响的硬币，和颜悦色地建议：“这么跟你们说吧，”一边把那些硬币倒回我们的珠子钱包里，“只要做好蛋糕给我一只就行了。”

“真的，”我的朋友在回家路上感慨，“好人还是有的。我们要在给他的那只蛋糕里额外多放一杯葡萄干。”

黑炉子装进煤和柴火后象只点着蜡烛的万圣节南瓜一样发光。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碗里把黄油和白糖拌匀，香草使空气变得甜甜的，姜使空气有点辛辣；能融化一切的诱人香味充满厨房，弥漫了房子，随着烟囱和烟一同飘向世界。四天后，我们大功告成。三十一个蛋糕，因为加了威士忌而湿润，晾在窗台上，架子上。

蛋糕给谁呢？

朋友呗。倒不必是比邻而居的朋友；其实，大部分是给我们仅有一面之缘的人，甚至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朋友。我们喜欢的朋友。像罗斯福总统。像瑞夫兰一家和鲁西夫人，去年冬天要去波尼欧路过我们这里，在此布道的浸礼会牧师。或者是每两年来到我们镇上的磨刀人。或者是阿波拿派克，从美孚开六点钟的公交车过来的司机，他经过时会在尘土飞扬中和我们相互挥手。或者是年轻的韦斯顿夫妇，他们是加州人，一天下午他们的车在我们门口抛锚了，我们和他们在阳台上聊天，那一个小时的聊天很愉快（韦斯顿先生还帮我们拍了张照片，我们俩唯一拍的照片）。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只和陌生人，这些仅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成为真正的朋友呢？我想是的。还有，我们保留的白宫信笺写的感谢便条，时不时和加州和波尼欧的联络，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的贺卡，这些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生活不仅仅是厨房和从厨房窗户看到的那一片天空。

现在十二月光秃秃的枣树枝摩擦着窗玻璃，发出吱吱声。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蛋糕送到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这让我有点沮丧，但我的朋友坚持要庆祝一下——用哈哈先生酒瓶里的最后两寸高的酒。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它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口味的浓咖啡）。我们俩分剩下的，倒进装果子冻的玻璃杯。我们都对不加任何东西的威士忌感到紧张；尝了以后觉得表情乖张，肩膀酸痛。但渐渐我们唱起歌来，两人同时唱各自的歌。我不知道唱什么歌词，只是“来吧，来吧，到黑暗小镇的舞会来。”但我跳舞：我就是想跳舞，当个电影里的踢踏舞演员。跳舞的影子在墙上摇晃，我们的歌声震得瓷器颤抖，我们咯咯笑，仿佛有人跟我们挠痒痒似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气中乱抓，黑色的嘴巴好像笑得拉长变宽了。我觉得身体里很暖，和劈开的原木一样崩出火星，像烟囱里的风一样自由。我的朋友围着锅炉跳华尔兹，手指头轻轻拈起印花布裙的两端，当它是舞会穿的裙子似的：指给我回家的路，她这么唱，她的网球鞋在地上发出嘎吱声。指给我回家的路。

进来两个亲戚。很生气。眼睛里满是浓烈的责备，嘴巴说出来的话能灼伤人。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字字堆挤在一起变成怒气冲冲的话：“七岁的孩子！嘴巴里都是威士忌的味道！疯了！走上毁灭的路了！记得凯特表姐？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姐夫？羞不羞啊！家丑！耻辱！跪下来祈祷，求上帝原谅！”

奎尼偷偷溜到炉子底。我的朋友盯着自己的网球鞋看，双颊颤抖着，拉起衣服，抽泣着跑进她的房间。整个镇上的人都睡了好久，房子也安静得只听得到时钟走动的滴答声和炉火的噼啪声，她还趴在枕头上哭，那枕头已经湿得像寡妇的手帕。

“别哭了，”我坐在床的另一头劝她，瑟瑟发抖，她穿着法兰绒睡衣，那上面残留着去年冬天喝的止咳糖浆的味道。“别哭了，”我轻轻拉她的脚趾头，挠她的脚，“你老了，经不住哭的。”

“因为，”她啜泣道，“我太老了。又老又可笑。”

“不可笑。是有趣，比谁都有趣。喂，你要是再哭下去，就会累得明天没法去砍圣诞树了。”

她直起身来。奎尼跳到床上（这在平时可不行）舔她的脸颊。“我知道可以在哪儿找到真正漂亮又神圣的树，巴迪。那里的浆果和你的眼睛一样大。在树林里很远的地方，我们从来没到过的很远的深处。爸爸曾经在那里给我们带回来圣诞树：扛回来许多。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太好了：我简直等不及了。”

早上，冰霜在草丛中结成串，太阳在地平线上，看起来和橘子一样圆，和三伏天夜空的月亮一样发红。野火鸡报晓，野猪在灌木丛里咕噜叫。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膝盖深湍流不息的溪水边，我们不得不暂时丢下推车。奎尼先下水，慢慢地游过去，汪汪叫唤，埋怨这水流太急，还冷得会叫人得肺炎。我们紧跟着，把鞋和工具（一把斧头，一个粗麻布袋）举过头顶。又走了一里路：我们衣服上粘满了鞭打我们似的荆棘，牛蒡草，还有欧石南；松针虽然呈铁锈色，但上面各种菌类和鸟儿脱落的羽毛闪着光芒。这里那里都忽而一闪，忽而一声鸣啾啾，让我们欣喜，看来不是所有鸟儿都飞到暖和的地方去啊。小路蜿蜒曲折，经过浅黄色阳光下照耀的池塘，越过藤蔓缠绕的水沟。又过了一道小溪：里面那群鳟鱼被我们一打扰，在周围吐出白泡泡；青蛙有盘子那么大，不停地鼓起肚皮；留着大胡子的工人们在远处筑拦河坝。在远些的岸边，奎尼抖抖身上的水，打了个寒颤。我的朋友也发抖：倒不是冷，而是太激动了。她抬起头，深呼吸那松木味的空气，帽子上一朵玫瑰掉了片花瓣。“我们快到了；你闻到了那味道了吗，巴迪？”她说得好像我们正走向大海。

这里真有点像大海。松木的香气弥漫了几英亩地，这些满是针叶的圣诞树啊。红色的浆果像中国铜铃一样闪亮：黑漆漆的乌鸦在浆果上空尖叫着。我们将麻布口袋装满的绿草红果，足够装饰上一打窗户，于是就去挑圣诞树。“它要有男孩子的两倍高，”我的朋友这么预想，“这样男孩子就不会偷走树顶上的星星。 ”我们挑的是一棵英俊挺拔的小枞树，足有我两倍高，整整砍了三十斧才嘎巴一声倒下。像拖着猎物一样，我们开始往回走，路好长啊。每走几码长的路，我们就要停下，坐一会儿歇口气。但我们也像满载而归的猎人一样力道十足，因为这棵树冷冽的味道让我们恢复了体力，让我们向前走。我们走在回家的红土路上，夕阳中无数人赞美这棵树；但当行人夸我们推车上这棵树，问起我们哪里找来的时，我的朋友变得狡黠，不肯明说，小声咕哝道：“那边呗。”有辆车停下来，有钱磨坊主的懒婆娘探出头来，问：“给你两毛钱买你这棵树。”我的朋友向来最怕说不，但这次她立马摇头：“给我们一块钱也不卖。”磨坊老板娘坚持要：“去你的一块钱！出足五毛钱，别想再多了。你这女人，再去砍一棵不就得了？”我的朋友想了想，轻声答道：“我想不一定吧。世上没有两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到家了，奎尼一头栽倒在火炉边，一觉睡到第二天，打呼噜的声音和人一样大。

阁楼上那个箱子里放着：一鞋盒的白鼬毛尾巴（以前一个奇怪的女士租过这个房间，这东西是一顶她去听歌剧戴的帽子上掉下来的），磨得很旧的锡箔线圈，都发黄变成金色的了，一颗银星，一串糖果似的彩色灯泡，破破烂烂的，无疑很危险了。最好的装饰物了，但看来远远不够：我的朋友希望我们的圣诞树能像 “浸礼会教堂的窗玻璃一样”耀眼，装饰物能像雪压青松一样。但我们可买不起五分钱啊一角钱的日本灯泡。所以我们照惯例：接连几天，坐在厨房的桌边，用蜡笔在彩纸上画图，再剪下来。我画图，她剪：许多猫，还有鱼（因为这两样都容易画），一些苹果，西瓜，一些长着翅膀的天使，那是用收集来的好时巧克力包装纸贴成的。我们用别针把它们钉到树上。最后，在树枝上铺上层层棉絮（那是八月里为这个目的捡来的）。我的朋友看着我们的成果，双手紧握在一起。“老实说，巴迪，它看起来是不是漂亮得好像可以吃？”奎尼还真想吃个天使呢。

将所有的窗户装饰好我们自己编织的圣圈后，下一个任务就是给家里人准备礼物。女士们每人一条蜡染围巾，男士们则是自制的柠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浆，以备 “感冒初期或打猎回来服用”。等我们要给对方准备礼物，就分头悄悄进行。我想给她买把柄上镶珍珠的刀，收音机，整整一磅巧克力樱桃（我们有一次尝过一点儿，后来她总是说“我情愿不吃饭而光吃它，巴迪，真的——老天，我可不是空口乱赌咒！”）。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她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要是我能给你一辆自行车就好了。生活中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够糟的，但更气的是，你希望别人能得到点东西，却没有能力送给他们。总有一天我会送给你一辆自行车，巴迪。别问我怎么来，或许去偷一辆。”）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大前年我们互送的是弹弓。这些都让我高兴。我们都是放风筝的高手，像水手一样熟悉风向；我的朋友比我还要高明，她能在一丝风都没有的情况下让风筝飞上云霄。

圣诞节前一天的下午，我们搜刮出一分钱，去肉店买送给奎尼的礼物，老传统：一块尚有余肉可咬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那颗银星边。奎尼知道它在那儿，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到该睡了都不肯走。其实我和她一样兴奋。我踢掉被子，玩转枕头，像在大热天似的。不知哪里一只公鸡叫了：假情报，太阳还在地球那一头呢。

“巴迪，你醒着吗？”我的朋友在她的房间里叫唤我，就在我隔壁。一会儿，她手握一只蜡烛坐在我的床边了。“哎，我根本睡不着觉，”她说，“我的心像兔子一样乱跳。巴迪，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们俩在床上挤成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但是我觉得很难过，巴迪。我多希望能给你辆自行车。我差点卖掉爸爸给我的那块浮雕宝石。巴迪——”她迟疑了一下，似乎有点难为情，“我又给你做了只风筝。”我也承认我也给她做了风筝，于是我们大笑起来。蜡烛烧得太短了，手没法握住，渐渐地熄灭了。只有星光闪烁，星星在窗上打圈，仿佛在唱圣诞颂歌，很慢很慢地天亮了，静下来了。我们大概都迷迷糊糊睡了，但晨曦像冷水泼到身上一样把我们叫醒了。我们起床，睁大眼睛，四处游荡等家里别的人醒来。我的朋友故意失手让水壶掉到地上；我在紧闭的门前大跳踢踏舞。房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出来了，脸上的表情像是要把我们俩都宰了；但他们不能，因为是圣诞节嘛。首先是丰盛的早餐：你所能想到的都有——从煎饼到炸花鼠，从玉米片条到蜂蜜。人人都吃得心满意足，除了我和我的朋友。说实话，我们实在是等不及想去看我们的礼物了，几乎一口饭都没吃。

唉，我很失望。谁能不失望呢？几双袜子，主日学校的衬衫，几块手帕，别人穿不下了给我的毛衣，一份针对儿童的宗教杂志一年的订阅，叫小牧羊人。真叫我生气，真的。

我的朋友的收获比我好。一包萨摩蜜橘，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她最引以为傲的是一条白羊毛围巾，她已婚的妹妹织的。但她说她最喜欢我给她做的风筝。确实满漂亮的，虽然没有她给我做的那只好看。她给我做的风筝是蓝色的，点缀着金色和绿色的星星，那些星星用来表彰表现良好的孩子，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 “巴迪”。

“巴迪，起风了。”

起风了，我们不做别的，就是跑到房子后那片草地上，奎尼一溜烟跑去埋肉骨头（一年之后，奎尼自己也要被埋到这里来了）。我们在齐腰的长势很好的草中穿梭，放飞风筝，手心感到它们的拉扯，仿佛它们是天上的鱼，悠游在风中。太阳晒得我们暖洋洋的，心满意足，躺在草丛中，剥橘子吃，看着风筝在天上摇曳。一瞬间，我忘记了袜子和别人穿过给我的毛衣。我高兴得好像我们中了咖啡取名大赛的五千块奖金。

“天啊，我多傻啊！”我的朋友大叫起来，像个忘记烤箱里在烤饼干的主妇一样，突然警觉起来。“你知道我常常怎么想吗？”她的语气好像发现什么，朝着远处微笑，没看我。“我一直以为，一个人要生病，临终了才会看见上帝。我以前想，上帝来了，就像是看着浸礼会教堂的窗玻璃一样：阳光照耀下，五彩缤纷，光彩夺目得你忘记会天黑。很舒服的感觉：设想那光亮带走恐惧。但现在我觉得那压根儿不会发生。我觉得上帝早已显灵，不是到了人要死了才那样。就是那样”——她的手在空中划了个圈，把云朵，风筝，草地，还有在刨土埋骨头的奎尼都划进去——“就是那样，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切，上帝都显灵其中。对我来说，我今天看到这一切，可以满足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生活把我们分开了。那些无所不知的人认为我该去上军校。这样，我进了一个接一个军号作响的监狱，无情的起床号响个不停的夏令营。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是待在那里，在厨房里度过时光。孑然一身，有奎尼做伴。不久就只剩她自己一个人。（“亲爱的巴迪，”她潦草的字迹写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推车推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那些肉骨头在一起……”）。

接下去那些年的十一月，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就她一个人。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多了，但也不少：不用说，她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

同样，每封信里她都放一枚一毛钱硬币，用卫生纸包得好好的：“去看电影，回头写信告诉我故事情节。”但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去的那个巴迪混淆起来；每个月不仅仅是十三号那天，她在床上起不来了：在十一月的某个早晨，一个树枝光秃秃，鸟儿不再鸣叫的早晨，她再也无法起床，大声宣布：“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这事发生时，我就知道了。通知我的信只是证实了我的感觉。某种隐秘的情绪使我早早感知到了；同时，我生命中无法被取代的一部分被切断了，就像断线那头的风筝一样。所以，那年十二月的那个早晨，走过校园时，我一直看着天空，眼睛不断搜寻着，仿佛期待看到心像两只断线的风筝一样，向天堂飞去。

题图摄影：Wit W

槽边往事和菜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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