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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我和着名学者、华东师大教授杨奎松兄认识很早。说起来，我经常有这样的机缘，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比我年长的学者——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爆得大名。

20年前，我刚过而立之年认识杨奎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学问非常深。

那时，社会上是个全民经商的浮华年代，学问不被人推崇，对于历史的研究也不像今天这样关注。杨奎松虽然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但圈外人也很少知道他。

我也是认识奎松以后才知道他学问很深的。我把他的学术文章，或者改一个通俗性的标题;或者改个开头结尾(是敦促他改)，在《炎黄春秋》发表。印象中，我把他写的关于“延安整风”的文章分三期连载，曾经大得好评。现今说起来，对于延安整风那段历史的研究，奎松可以算是个始作俑者啦。

1996年，我和奎松同去创办一份杂志——又是机缘巧合，关系更进了一步。此后，我和他相继离开这份杂志。再此后，他成了着名学者，我还是一个编辑。偶尔在会上见面，还是非常亲切。

当“清道夫”

读杨奎松的书，常常让我想起“清道夫”这个词。

这个词是从南美洲的一种鱼的名称而来。被命名为“清道夫”的这种杂食性鱼类，因以各种水底垃圾为食而得名且食量很大。不管是从足球场上的职责来说，还是从那条整天在海底游来游去的鱼儿来说，用以比喻杨奎松的学问，都很贴切。

在中共党史学界，做学问的人很多，号称学问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杨奎松这样的人却很少。他的学问涉猎面广——像杂食的鱼儿，举凡国共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与美国的关系、中共领袖如毛泽东本事的研究，都有着作问世;他的学问又作得非常扎实——像足球场上拖后的中后卫，如同吸食垃圾的鱼儿，对于中共党史学界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上的模糊，学风上的浮漂等，都给以清除。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怕杨奎松。因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来，大多数人如果不想颜面尽失的话，只好缄口不言。杨奎松批评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就是一例。无论写书还是讲话都洋洋洒洒的金教授，对此则毫无回应——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

以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来说，就是一部典型的“清道夫”式的作品。

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多年了，鉴于这场事变对中共命运的转折性意义，研究的着作可以说汗牛充栋;发动西安事变的一大主角张学良，鉴于他在事变后被囚禁的命运，以及他在海外的影响力，海内外对他进行研究的着作，可以说与他10个“等身”还富裕。杨奎松敢在自己的着作用“新探”两个字，确实需要一番勇气，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有浪得虚名之嫌。

“新探”新在何处?从开篇序言中读者即可领略到。

要探讨“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张学良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这是一个海内外学者都关注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张学良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领袖蒋介石囚禁起来而帮助中共，张学良到底与中共的关系如何;也是学界好像有定论——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问题。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参与这段历史、同时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两位人士吕正操和宋黎。吕正操当年是张手下的东北军将领，2001年他在参加张学良葬礼时对阎明复(当年东北军将领阎宝航之子)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宋黎当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据他回忆，他是从在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那里得到肯定答案的。吕、宋两人说法，在党史学界至今盛行。

但在杨奎松看来，这种说法却不靠谱。他认为，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更不要说以此来探讨张与中共双方关系的改变了。

在本书中，像这样扎实的考证比比皆是，很多结论颠覆了既往学界流行的观点。

台湾国民党史研究专家蒋永敬在序言中说：“此一新着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有新的发现，同时对于西安事变若干史实作了新的探索。书名定为《西安事变新探》可谓名副其实。”

这不是一般的客套，应是蒋先生的由衷之言。

打“笔墨官司”

说杨奎松打“笔墨官司”，就是上文提到最近一次与金一南的叫板。

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路颂扬、一路飙升之际，杨奎松的一篇《“辉煌”莫建沙滩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的书评，让学术圈外的有些读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惊讶：原来这本书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错‘抄’”、“不可接受的误‘读’”、“不可理喻的编造”、“不可容忍的剽窃”四大软肋。

当然，也有的读者对杨奎松的批评很愤慨，认为他“尖刻”，是“学霸”。一场“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收场。

不过，杨奎松倒很淡然。我注意到，在他稍后出版的的《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一书中，特意收录了这篇书评，可见他对“尖刻”、“学霸”等指责并不在意。

这本《读史求实》，是杨奎松多年来学术论文的汇集。副标题说是“读史札记”，多半有些谦虚。譬如，论述战后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中共也曾试过“和平土改”》，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共财政支援问题的《政治独立的前提》，从俄国历史视角解读“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等等，一是涉及到的问题都是中国现代史上众说纷纭的大问题，二是每篇文章大致都在两万字以上的篇幅，称为“札记”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实?

而就所论证的问题来说，杨奎松在这个领域苦心孤诣30年，厚积薄发，视野极为开阔，一个个极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在作者开阔的视野中，一旦拎起来成为论述一个大问题的索引，而这些大问题，都是关乎中国现代史不同时期的节点。这怎么能是“札记”所涵盖的?

即以批评金一南的书评来说，杨奎松所指出该书的四大软肋，既不是“札”，也不是“记”，而是实实在在从学理上阐发的。

因为批评了“各方忽然齐刷刷力推起《苦难辉煌》一书来”，杨奎松也遭到一些所谓的“尖刻”、“学霸”的责难。其实，熟知杨奎松的人都知道，就为人来说，他非常低调，既不“尖刻”又不“霸”。

前面我说过，1996年，我和杨奎松曾一起办杂志。那是已故的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着名学者郑惠先生创办的。郑惠特意邀请杨奎松来当主编，可是他却认为自己学识不够，又推荐了另一个“杨”——杨天石——来当主编，自己则屈居副主编。这样的人，怎么能和“霸”连在一起?

不过，就学术研究来说，杨奎松倒是少有的较真，他身上多少带有一点二三十年代学者那种书斋求学的特点。记得不止一次听他说过：“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如果不去意识形态化，那是做不出好学问的。”他从在这个领域筚路蓝缕到现今的着名学者，始终恪守这一点。

早在1980年代后期，杨奎松就与将历史作为报告文学来写的作家黎汝清，有过一场“笔墨官司”，就皖南事变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尖锐的批评了已经成名的黎汝清。

1990年代后期我和他一起办杂志时，他针对叶永烈等人纪实文学书写历史的方式，也多有微词，力主在杂志上发起“纪实文学与历史”的讨论。这场讨论中，杨奎松不但组织座谈会，组织稿子，还亲自写文章阐发观点。

与有人爱与名人打“笔墨官司”不同的是，杨奎松纯粹是学理上的较真。他在书中阐述为何批评金一南时说：“如果没有人出头对这本书提出尖锐的批评，以这本书被热炒和受推崇的情况，一定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类似不顾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作品跟风而已起。这注定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使真正的史学研究成果陷入及其尴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为一些主观先行、生吞活剥的文学作品的垫脚石。”

从这个出发点来说，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期待：杨奎松有更多的“笔墨官司”缠身才好。

观察中国 2015-08-23 08:4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