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太平杂说谁利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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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时间里，有许多论着，将太平军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内讧，叫做杨韦内讧或杨韦事件。又硬套什么“阶级分析”的办法，将这场最高权力争夺说成是阶级斗争。韦昌辉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由于个人野心膨胀而进行这场政变，要夺取农民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八十年代以来，这种阶级斗争说似乎日渐闪烁其词不那么理直气壮、不客置疑了。但仍多将这场内讧的主要责任，归罪于韦昌辉。说是韦昌辉为了夺取杨秀清所掌握的实权，利用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下两万余人，给太平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这种说法，仍然是为尊者讳，为“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开脱对内讧应负的主要责任。
　　关键之点在于：到底是谁利用谁？是洪秀全利用韦昌辉，还是韦昌辉利用洪秀全、杨秀清的矛盾？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不妨对韦昌辉从参与造反到内讧再到最后被杀的一些有关情况，大略地做些介绍和剖析。况且，从太平军的兴亡来看，这个人也是值得说说的。
　　韦昌辉在太平军准备造反时，贡献极大。他家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田产颇多而且开典当，相当富裕。杨秀清、洪秀全、冯云山策划造反时先后在他家住过，并且成了集齐会众编立营伍（“团营”）指挥部。正式宣布造反也在韦家饲堂。事前，他已决心将全部家产供造反之用，并且以制造农具为名，开炉打铁，准备了大量武器。如果没有他的全力参与，造反必然会推迟，起事地点也不会是金田村。他不仅为造反提供了各方面物质条件，而且作为富户而“不惜家产”，也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从清朝官府直至皇帝，都曾误将他作为“贼首”、“逆首”，就可以明白他在准备造反时所起的作用。
　　韦昌辉如此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一个主要动因是想报仇雪耻。因为他家虽富，但究竟只是新发的财主，又由于是外来户，在当地没有根底和势力，不免时常受气乃至被欺凌。他想通过科举求得功名，提高社会地位和势力，但两次应县试都落第。于是捐了个监生，如同后来的出钱买文凭，作为入仕的一种出身。但他却挂匾自称“登仕郎”，被一个秀才告发，官府以“僭妄”的罪名抓了韦家的人，罚银子三百两了结。银子事小，面子事大。从此抬不起头，如何咽下这口气？于是，在冯云山劝说下，参加拜上帝会。冯云山争取他入伙有很深的用意，而他自己则是想以此来和欺凌过他的乡人抗衡。一入了拜上帝会，就身不由己了。经过洪秀全等人不断以迷信蛊惑、引诱、恐吓，终于横下一条心，参与策划造反。希望在造反成功之时，不但报仇雪耻，而且扬眉吐气，享不尽富贵荣华。
　　造反果然获得较大成功。太平军占领南京时，由于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已死，韦昌辉自然递升为第三号人物。本应功高权重，八面威风，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不料，事实却给他开了个严酷的玩笑。洪秀全再也不像酝酿造反时那样可亲近了，而是比历代一般皇帝更高高在上，连见个面都不客易。实权在手的杨秀清，则给他越来越大的威压。为了求得庇护，他要在洪秀全面前甜言蜜语曲意逢迎。为了免于受到更大的打击和迫害，他又得处处诚惶诚恐地拍杨秀清马屁。尤其是对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哪里是兄弟相称的第二三号人物，简直像奴才之对待主子。由于他在洪、杨矛盾时“掏浆糊”，企图两面讨好，杨便越是要打击他。他哥哥与杨秀清小老婆之兄争房子，杨便借这种小事作文章，要严惩他哥哥，而又交他处置。这种打击，既挖空心思又欺人太甚。他如果将哥哥杀了，已很不合情理，但还可以说是屈从于杨的权势，不得不如此。不料，他竟将哥哥五马分尸，还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他的部属张子朋因任意殴打水兵，激起水营闹事。杨秀清追究责任，账算到他头上，将他打数百杖，以至打完站不起来。如果杨看在同事分上，完全用不着将账算到他头上。退一步说，要算到他头上，也可以用较不伤面子的处理，不必采取这种极其侮辱、极其刺激的方武。但杨秀清偏偏要这么办。他的裨将替他抱不平，说以后还有什么脸面！他竟回答说这种处理并无不公，甚至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凡此种种，比起当年因挂匾被罚银子三百两，所激发的复仇心理，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曾在杨秀清身边的天宫又副承相曾钊扬，向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杨秀清的堂弟杨辅清也认为，韦昌辉对杨秀清“怨谖日漾，难将作矣。”为曾国藩收集敌情的张德坚也看出：“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故杨贼加意防范……杨赋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曾钊扬、杨辅清的看法，必然直接或间接反映给杨秀清。张德坚说的“故杨贼加意防范”，也有充分事实根据。本来，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辅佐杨秀清主持军政事务的。稍后，石达开经常被派到外地指挥作战，韦在杨手下负责传令转禀，杨恐他从中做手脚，就以“他劳心甚”这种很可笑的理由，将石召回南京以分其权。内讧之前，杨又将他派到江西去督师，以削弱他在南京的作用，使他无法在权力中枢有所作为。
　　杨秀清逼洪秀全亲自到东王府封自己为万岁，是公开篡位的彩排，两人矛盾已经接近顶点而且无法缓解。洪秀全必然将韦昌辉作为反篡位的头号人选。因为他是洪、杨之外地位最高的元勋，却受杨凌轹最惨，对杨仇恨最深。另一方面，他在洪面前总是表现出十分忠诚体贴。小到洪自说袍服多得穿不完时，他还要求洪时时多做袍服；大到杨借天父名义要杖责洪时，他跪下求情，表示愿代为受杖。如此等等，故洪认为他“爱兄心诚”。就韦自身的品性来看，他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当初为了报复被欺负羞辱，不惜“毁家纾难”，现在向杨复仇的火焰，更是到了有合适机会必定猛烈喷发的地步。而且，他心狠手辣，让他去杀杨及其亲信党羽，决不会温良恭俭让的。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比如杀杨不成或杀杨后事态恶化，也尽可让他承担责任甚至将他抛出。别的人，谁也没有他这么合适。在南京的天宫正丞相陈承镕，他手下无兵，而且地位、资望都控制不了局面。奉诏先到南京来保卫天王府的燕王秦日纲吧，有勇无谋，在南京没有多少亲信，又不能服众，担当不了这重任。所以，这两人都不能主持执行而只能协助。翼王石达开是最有资望与能力的，但他一向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不会做洪的驯服工具，不会同意将杨亲信党羽斩尽杀绝。更何况，由石来执行杀杨任务之后，对石就难以控制，成为新的心腹之患。所以，非但决不能用，最好有可能时也一并杀掉或剥夺其权力，消除潜在对手。于是，洪秀全及其身边亲信，不用多做分析考虑，便必然选择韦昌辉。
　　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从南昌赶回南京，带领亲信三千余人，杀了杨秀清，血洗东王府。随后又在与洪合演的双簧中，将南京城里的杨秀清亲信六千余人屠杀于天王府前。两个月里总共杀了文武官兵两万余人。石达开从武昌赶回，指责大屠杀，想稳定军心民心。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竟要杀石，使石不得不连夜吊城出走。韦一面派秦日纲、陈承镕率军追捕石，一面马上杀了石全家。秦、陈与杨秀清有大仇，奉诏助韦杀杨，正合私愿，求之不得。但他们二人，与石素无仇恨，且明知石既有兵权又很得军心民心，如无洪密诏，是不敢也不会率军追捕石的。不然，无论追捕结果如何，一旦洪主动或被迫追究此事，罪不容诛。后来，石率领大军要回南京靖难，洪在下诏诛韦之后不久，顺便将秦、陈也杀了。此举既为了安抚，使石休兵，同时也是为了灭口。
　　有一种记载，说是韦认为石藏匿于天王府，向洪索之不得，而率兵围攻天王府，引起冲突，韦兵败而后被捕获伏诛。后来一些论着，想必为了开脱洪。将内讧尤其是大屠杀罪贵全加于韦，说明“阶级敢人”趁机破坏“革命”，也采用此种资料。其实这项资料从情理上说，完全不可信。洪对石疑忌，想将石一并除掉，前面已说过。就不重复。这里想着重指出两点，如果韦怀疑石藏匿于天王府，怎会派秦、陈率兵追捕？怎会为防止石利用大报恩寺塔攻城而毁了它？
　　1856年的洪、杨内讧，直接爆发的近因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要做并列天王，要篡位，引起洪秀全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选择谁来杀杨，设计在天王府前杀尽杨的亲信，让自己的亲信秦日纲、陈承镕去追捕石达开，当石率大军靖难时，又将韦、秦、陈杀了，都是洪秀全一手导演的。如果要说利用，那是洪、韦互相利用，根本上还是洪利用韦。韦利用洪提供的机会杀了杨报了仇，洪则利用韦来保住宝座。洪与韦之间，洪处于主导地位。韦报复的机会是洪为自身利益才提供的，到韦不利于他的宝座稳定时，便将韦杀了，而且将一切责任、罪过都推到韦身上，让韦死后还长期替他背着恶名。
　　洪、杨内讧，的确给太平军直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两万余名在南京的骨干，在内讧中被杀，造成了许多权力机构的真空或半真空。同时，洪、扬等人造反时的种种政治、宗教宣传，诸如“天下男女，尽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是上帝的第二子，真天命的万国独一真主；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不时上帝附身，代天父说话；韦昌辉是上帝第六子，“恭膺帝命，同扶真主”……这些为了造反和掌权需要而编织起来的神话，在最高宝座的争夺中，在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中，或者自行破灭，或者打上巨大的问号。于是，产生信仰危机，人心涣散。官兵各打各的算盘。没有被洪秀全假他人之手杀掉的石达开，回南京挽救了危局，但不久就被洪氏兄弟逼走。虽然陈玉成、李秀成继起苦苦支撑了几年，太平军终于彻底失败。这结局来得这么快，直接肇始于洪、杨内讧。
　　韦昌辉参加拜上帝会，是彼此想利用对方。然而，小算盘毕竟算不过大算盘。拜上帝会就因为韦昌辉家财富厚而又一心复仇雪耻，是很理想的发展对象，才找上门来做他工作的。所以，主动的一方是拜上帝会。更根本之点还在于，是他参加拜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请他出山做首领，这便决定了互相利用的主从关系。于是，他必然要参加造反。于是，他就将身家性命包括富厚的家财无保留地被洪秀全所用。他个人的一切包括复仇雪耻的愿望。就融化在造反的狂飚里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洪秀全利用了他。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他在杨秀清手下备受十百倍于造反前的凌轹，忍受极大的屈辱以求生存和报仇，是他品性在不同情势下的发展。太平军和曾国藩两方面都有人说他奸诈、阴险、居心叵测，恰恰说明他的心计不深。不然，就不会被两方面的人都看出来。以他的智能，在杨的赤裸裸的猜忌、威压下，他也只能做到别人看得出的“奸诈”。他奉洪之命杀杨及杨的亲信，如果从维护洪氏宝座来看，是诛灭谋反权奸及其乱党，不但名正言顺、无可非议，而且厥功至伟。如果从太平军的角度去权衡功过，杀尽杨的亲信党羽，大伤元气。全局动荡。是一个大罪过，但这也是奉旨行事，主要罪责在洪秀全。后来，洪慑于石达开的靖难大军，又将他杀了，将首级送到安徽宁国使石休兵。就这样，他最后成为洪的牺牲品、替罪羊。1859年，洪为了进一步掩盖内讧真相，推卸责任，笼络人心，将杨秀清被杀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正式为之恢复名誉。至此，完全可以说，洪看准他向杨复仇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直到他的生命和身后声名。洪既借他消灭了巳显露的篡位者，也消灭了他心目中潜在的篡位者，还用他的首级、尸体、“北奸”的罪名，作为掩盖自己丑恶灵魂和血腥双手的幕布，以维护“独一真主”的神像。几十年来的许多历史论着，想方设法回护洪秀全，将韦昌辉说成内讧的主角，或违背洪旨意、阴谋破坏的阶级敌人，从而是危害太平军“革命事业”的头号大罪人，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从前面所说看来，这是张冠李戴，根本错位的论断。
　　洪、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并“定都”南京后，随着北伐、西征的相继失败，只能是对中国东南部分地区的军事割据。洪、杨在割据地区尤其是南京所实施的极端政策，既是历史的倒退，更是对文明进步的背逆。作为两个最高领导人，他们主要关心点。一个是“安尊天福”，一个是夺取宝座。这样的军事割据，如果不在根本上改弦更张，存在愈久，对中国便愈不利。但是，只要洪、杨任何一人在位，便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弦更张。他们俩人之间的争夺宝座，完全出于个人统治与占有欲望，谈不上革命与******、进步与落后的斗争。韦昌辉卷入这种斗争，是杨秀清和洪秀全的驱动。他杀死了太平军大批人员及妇孺。是一种反人道主义行为，然而主谋是洪秀全。客观效果上，促使太平军提早消亡，对中国重新统一倒是有利的——这也主要应当归“功”于洪秀全。韦昌辉不过是被利用者。
　　韦昌辉为向乡人报仇而参加拜上帝会和造反，为向杨秀清报仇而血洗东王府和将杨部下集体屠杀，实质上都是被洪秀全所利用。洪利用他的复仇愿望。实现了“金田起义”和消灭篡位者的目的。当洪为了维护自己的宝座和神像时，又将他杀了，并且痛加谴责，让他身败名裂。当初的你兄我弟，“共条肚肠”，“爱兄心诚”，最后就落得如此结局。作为一个被利用者。他是可悲的。
　　韦昌辉确实是非常残思，没有人道，令人憎恨。但最后有个情节，颇可寻味。洪秀全将韦五马分尸之后，首级送去给石达开看不说，还将他的尸体寸磔，割成二寸左右的许多小块，挂在各处栏栅，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许取”的字样。虽然，这比将一些“违反天条”的部下“点天灯”——活活烧死，不见得更残酷。只是，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在诿罪于人，转移军民大众注意力方面，还是费了些苦心。这苦心并没有白费。在当时，可以蒙蔽一些头脑单纯的军民；在后来，又可供存心美化“农民革命领袖”的人曲为之辩。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人品的若干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