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 太平杂说 谁利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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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时间里,有许多论着,将太平军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内讧,叫做杨韦内讧或杨韦事件。又硬套什么“阶级分析”的办法,将这场最高权力争夺说成是阶级斗争。韦昌辉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由于个人野心膨胀而进行这场政变,要夺取农民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八十年代以来,这种阶级斗争说似乎日渐闪烁其词不那么理直气壮、不客置疑了。但仍多将这场内讧的主要责任,归罪于韦昌辉。说是韦昌辉为了夺取杨秀清所掌握的实权,利用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下两万余人,给太平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这种说法,仍然是为尊者讳,为“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开脱对内讧应负的主要责任。
  关键之点在于:到底是谁利用谁?是洪秀全利用韦昌辉,还是韦昌辉利用洪秀全、杨秀清的矛盾?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不妨对韦昌辉从参与造反到内讧再到最后被杀的一些有关情况,大略地做些介绍和剖析。况且,从太平军的兴亡来看,这个人也是值得说说的。
  韦昌辉在太平军准备造反时,贡献极大。他家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田产颇多而且开典当,相当富裕。杨秀清、洪秀全、冯云山策划造反时先后在他家住过,并且成了集齐会众编立营伍(“团营”)指挥部。正式宣布造反也在韦家饲堂。事前,他已决心将全部家产供造反之用,并且以制造农具为名,开炉打铁,准备了大量武器。如果没有他的全力参与,造反必然会推迟,起事地点也不会是金田村。他不仅为造反提供了各方面物质条件,而且作为富户而“不惜家产”,也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从清朝官府直至皇帝,都曾误将他作为“贼首”、“逆首”,就可以明白他在准备造反时所起的作用。
  韦昌辉如此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一个主要动因是想报仇雪耻。因为他家虽富,但究竟只是新发的财主,又由于是外来户,在当地没有根底和势力,不免时常受气乃至被欺凌。他想通过科举求得功名,提高社会地位和势力,但两次应县试都落第。于是捐了个监生,如同后来的出钱买文凭,作为入仕的一种出身。但他却挂匾自称“登仕郎”,被一个秀才告发,官府以“僭妄”的罪名抓了韦家的人,罚银子三百两了结。银子事小,面子事大。从此抬不起头,如何咽下这口气?于是,在冯云山劝说下,参加拜上帝会。冯云山争取他入伙有很深的用意,而他自己则是想以此来和欺凌过他的乡人抗衡。一入了拜上帝会,就身不由己了。经过洪秀全等人不断以迷信蛊惑、引诱、恐吓,终于横下一条心,参与策划造反。希望在造反成功之时,不但报仇雪耻,而且扬眉吐气,享不尽富贵荣华。
  造反果然获得较大成功。太平军占领南京时,由于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已死,韦昌辉自然递升为第三号人物。本应功高权重,八面威风,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不料,事实却给他开了个严酷的玩笑。洪秀全再也不像酝酿造反时那样可亲近了,而是比历代一般皇帝更高高在上,连见个面都不客易。实权在手的杨秀清,则给他越来越大的威压。为了求得庇护,他要在洪秀全面前甜言蜜语曲意逢迎。为了免于受到更大的打击和迫害,他又得处处诚惶诚恐地拍杨秀清马屁。尤其是对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哪里是兄弟相称的第二三号人物,简直像奴才之对待主子。由于他在洪、杨矛盾时“掏浆糊”,企图两面讨好,杨便越是要打击他。他哥哥与杨秀清小老婆之兄争房子,杨便借这种小事作文章,要严惩他哥哥,而又交他处置。这种打击,既挖空心思又欺人太甚。他如果将哥哥杀了,已很不合情理,但还可以说是屈从于杨的权势,不得不如此。不料,他竟将哥哥五马分尸,还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他的部属张子朋因任意殴打水兵,激起水营闹事。杨秀清追究责任,账算到他头上,将他打数百杖,以至打完站不起来。如果杨看在同事分上,完全用不着将账算到他头上。退一步说,要算到他头上,也可以用较不伤面子的处理,不必采取这种极其侮辱、极其刺激的方武。但杨秀清偏偏要这么办。他的裨将替他抱不平,说以后还有什么脸面!他竟回答说这种处理并无不公,甚至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凡此种种,比起当年因挂匾被罚银子三百两,所激发的复仇心理,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曾在杨秀清身边的天宫又副承相曾钊扬,向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杨秀清的堂弟杨辅清也认为,韦昌辉对杨秀清“怨谖日漾,难将作矣。”为曾国藩收集敌情的张德坚也看出:“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故杨贼加意防范……杨赋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曾钊扬、杨辅清的看法,必然直接或间接反映给杨秀清。张德坚说的“故杨贼加意防范”,也有充分事实根据。本来,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辅佐杨秀清主持军政事务的。稍后,石达开经常被派到外地指挥作战,韦在杨手下负责传令转禀,杨恐他从中做手脚,就以“他劳心甚”这种很可笑的理由,将石召回南京以分其权。内讧之前,杨又将他派到江西去督师,以削弱他在南京的作用,使他无法在权力中枢有所作为。
  杨秀清逼洪秀全亲自到东王府封自己为万岁,是公开篡位的彩排,两人矛盾已经接近顶点而且无法缓解。洪秀全必然将韦昌辉作为反篡位的头号人选。因为他是洪、杨之外地位最高的元勋,却受杨凌轹最惨,对杨仇恨最深。另一方面,他在洪面前总是表现出十分忠诚体贴。小到洪自说袍服多得穿不完时,他还要求洪时时多做袍服;大到杨借天父名义要杖责洪时,他跪下求情,表示愿代为受杖。如此等等,故洪认为他“爱兄心诚”。就韦自身的品性来看,他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当初为了报复被欺负羞辱,不惜“毁家纾难”,现在向杨复仇的火焰,更是到了有合适机会必定猛烈喷发的地步。而且,他心狠手辣,让他去杀杨及其亲信党羽,决不会温良恭俭让的。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比如杀杨不成或杀杨后事态恶化,也尽可让他承担责任甚至将他抛出。别的人,谁也没有他这么合适。在南京的天宫正丞相陈承镕,他手下无兵,而且地位、资望都控制不了局面。奉诏先到南京来保卫天王府的燕王秦日纲吧,有勇无谋,在南京没有多少亲信,又不能服众,担当不了这重任。所以,这两人都不能主持执行而只能协助。翼王石达开是最有资望与能力的,但他一向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不会做洪的驯服工具,不会同意将杨亲信党羽斩尽杀绝。更何况,由石来执行杀杨任务之后,对石就难以控制,成为新的心腹之患。所以,非但决不能用,最好有可能时也一并杀掉或剥夺其权力,消除潜在对手。于是,洪秀全及其身边亲信,不用多做分析考虑,便必然选择韦昌辉。
  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从南昌赶回南京,带领亲信三千余人,杀了杨秀清,血洗东王府。随后又在与洪合演的双簧中,将南京城里的杨秀清亲信六千余人屠杀于天王府前。两个月里总共杀了文武官兵两万余人。石达开从武昌赶回,指责大屠杀,想稳定军心民心。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竟要杀石,使石不得不连夜吊城出走。韦一面派秦日纲、陈承镕率军追捕石,一面马上杀了石全家。秦、陈与杨秀清有大仇,奉诏助韦杀杨,正合私愿,求之不得。但他们二人,与石素无仇恨,且明知石既有兵权又很得军心民心,如无洪密诏,是不敢也不会率军追捕石的。不然,无论追捕结果如何,一旦洪主动或被迫追究此事,罪不容诛。后来,石率领大军要回南京靖难,洪在下诏诛韦之后不久,顺便将秦、陈也杀了。此举既为了安抚,使石休兵,同时也是为了灭口。
  有一种记载,说是韦认为石藏匿于天王府,向洪索之不得,而率兵围攻天王府,引起冲突,韦兵败而后被捕获伏诛。后来一些论着,想必为了开脱洪。将内讧尤其是大屠杀罪贵全加于韦,说明“阶级敢人”趁机破坏“革命”,也采用此种资料。其实这项资料从情理上说,完全不可信。洪对石疑忌,想将石一并除掉,前面已说过。就不重复。这里想着重指出两点,如果韦怀疑石藏匿于天王府,怎会派秦、陈率兵追捕?怎会为防止石利用大报恩寺塔攻城而毁了它?
  1856年的洪、杨内讧,直接爆发的近因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要做并列天王,要篡位,引起洪秀全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选择谁来杀杨,设计在天王府前杀尽杨的亲信,让自己的亲信秦日纲、陈承镕去追捕石达开,当石率大军靖难时,又将韦、秦、陈杀了,都是洪秀全一手导演的。如果要说利用,那是洪、韦互相利用,根本上还是洪利用韦。韦利用洪提供的机会杀了杨报了仇,洪则利用韦来保住宝座。洪与韦之间,洪处于主导地位。韦报复的机会是洪为自身利益才提供的,到韦不利于他的宝座稳定时,便将韦杀了,而且将一切责任、罪过都推到韦身上,让韦死后还长期替他背着恶名。
  洪、杨内讧,的确给太平军直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两万余名在南京的骨干,在内讧中被杀,造成了许多权力机构的真空或半真空。同时,洪、扬等人造反时的种种政治、宗教宣传,诸如“天下男女,尽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是上帝的第二子,真天命的万国独一真主;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不时上帝附身,代天父说话;韦昌辉是上帝第六子,“恭膺帝命,同扶真主”……这些为了造反和掌权需要而编织起来的神话,在最高宝座的争夺中,在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中,或者自行破灭,或者打上巨大的问号。于是,产生信仰危机,人心涣散。官兵各打各的算盘。没有被洪秀全假他人之手杀掉的石达开,回南京挽救了危局,但不久就被洪氏兄弟逼走。虽然陈玉成、李秀成继起苦苦支撑了几年,太平军终于彻底失败。这结局来得这么快,直接肇始于洪、杨内讧。
  韦昌辉参加拜上帝会,是彼此想利用对方。然而,小算盘毕竟算不过大算盘。拜上帝会就因为韦昌辉家财富厚而又一心复仇雪耻,是很理想的发展对象,才找上门来做他工作的。所以,主动的一方是拜上帝会。更根本之点还在于,是他参加拜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请他出山做首领,这便决定了互相利用的主从关系。于是,他必然要参加造反。于是,他就将身家性命包括富厚的家财无保留地被洪秀全所用。他个人的一切包括复仇雪耻的愿望。就融化在造反的狂飚里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洪秀全利用了他。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他在杨秀清手下备受十百倍于造反前的凌轹,忍受极大的屈辱以求生存和报仇,是他品性在不同情势下的发展。太平军和曾国藩两方面都有人说他奸诈、阴险、居心叵测,恰恰说明他的心计不深。不然,就不会被两方面的人都看出来。以他的智能,在杨的赤裸裸的猜忌、威压下,他也只能做到别人看得出的“奸诈”。他奉洪之命杀杨及杨的亲信,如果从维护洪氏宝座来看,是诛灭谋反权奸及其乱党,不但名正言顺、无可非议,而且厥功至伟。如果从太平军的角度去权衡功过,杀尽杨的亲信党羽,大伤元气。全局动荡。是一个大罪过,但这也是奉旨行事,主要罪责在洪秀全。后来,洪慑于石达开的靖难大军,又将他杀了,将首级送到安徽宁国使石休兵。就这样,他最后成为洪的牺牲品、替罪羊。1859年,洪为了进一步掩盖内讧真相,推卸责任,笼络人心,将杨秀清被杀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正式为之恢复名誉。至此,完全可以说,洪看准他向杨复仇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直到他的生命和身后声名。洪既借他消灭了巳显露的篡位者,也消灭了他心目中潜在的篡位者,还用他的首级、尸体、“北奸”的罪名,作为掩盖自己丑恶灵魂和血腥双手的幕布,以维护“独一真主”的神像。几十年来的许多历史论着,想方设法回护洪秀全,将韦昌辉说成内讧的主角,或违背洪旨意、阴谋破坏的阶级敌人,从而是危害太平军“革命事业”的头号大罪人,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从前面所说看来,这是张冠李戴,根本错位的论断。
  洪、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并“定都”南京后,随着北伐、西征的相继失败,只能是对中国东南部分地区的军事割据。洪、杨在割据地区尤其是南京所实施的极端政策,既是历史的倒退,更是对文明进步的背逆。作为两个最高领导人,他们主要关心点。一个是“安尊天福”,一个是夺取宝座。这样的军事割据,如果不在根本上改弦更张,存在愈久,对中国便愈不利。但是,只要洪、杨任何一人在位,便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弦更张。他们俩人之间的争夺宝座,完全出于个人统治与占有欲望,谈不上革命与******、进步与落后的斗争。韦昌辉卷入这种斗争,是杨秀清和洪秀全的驱动。他杀死了太平军大批人员及妇孺。是一种反人道主义行为,然而主谋是洪秀全。客观效果上,促使太平军提早消亡,对中国重新统一倒是有利的——这也主要应当归“功”于洪秀全。韦昌辉不过是被利用者。
  韦昌辉为向乡人报仇而参加拜上帝会和造反,为向杨秀清报仇而血洗东王府和将杨部下集体屠杀,实质上都是被洪秀全所利用。洪利用他的复仇愿望。实现了“金田起义”和消灭篡位者的目的。当洪为了维护自己的宝座和神像时,又将他杀了,并且痛加谴责,让他身败名裂。当初的你兄我弟,“共条肚肠”,“爱兄心诚”,最后就落得如此结局。作为一个被利用者。他是可悲的。
  韦昌辉确实是非常残思,没有人道,令人憎恨。但最后有个情节,颇可寻味。洪秀全将韦五马分尸之后,首级送去给石达开看不说,还将他的尸体寸磔,割成二寸左右的许多小块,挂在各处栏栅,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许取”的字样。虽然,这比将一些“违反天条”的部下“点天灯”——活活烧死,不见得更残酷。只是,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在诿罪于人,转移军民大众注意力方面,还是费了些苦心。这苦心并没有白费。在当时,可以蒙蔽一些头脑单纯的军民;在后来,又可供存心美化“农民革命领袖”的人曲为之辩。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人品的若干层面。
 


潘旭澜 2011-12-18 22: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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