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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4年12月12日，我想起了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最后一课的情景。上我那个课的有几个人在这儿，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有邵燕君送的花篮，上面写着“鲁迅北大”。上完课以后北大的网上立刻传出了600来个帖子，中心意思是钱老师“一路走好”。

我最认同的其中的一个帖子，它说钱老师该说的已经说了，愿意听的也听了，不愿意听的也就不听了，也不在乎了，也该退休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客观的一个叙述。今天的会也使我想起了这段话，就是我该写的写了，该愿意看的也看了，不愿意看的他也不看了，就应该告别学术了。当然具体来说要说告别，是告别学术界，而不是告别学术。

着名学者、作家钱理群先生

中国的当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长

实际上，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两年，我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准备收手。我今年做了几件事情，出版了几本书，都是收手之作，一本是《我的家庭回忆录》，就是我对我的家族做了一个交代。

我的家族背景非常重要，包括解志熙（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批评的精英意识，可能跟家族有关系的。如果我不到贵州去，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平民意识，因为后来的经历就是一个张力，如果按照自己本身的自然发展可能是更强的精英意识。

我今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鲁迅作品解读》，这个是我对中学、小学语文教育的告别之作，我特地把这本书送给了将近一百个第一线的中学语文老师，在给每个人送的书里都写着这样一句话，“这是我最后的服务”。

刚才大家谈到了我参加社会运动，我把自己参加社会运动包括教育改革，定位成一个服务的工作，因为我不在第一线。所以这是我最后的书。我还说了一句话，在我可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以后，我就把我最后的祝福送给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的老师们。

刚才很多老师都谈到了我跟青年的关系，实际上我也准备和青年告别了。今年我写了两篇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文章，是专门写给青年的，一篇就是在网上正在热传的，我对韩国青年的一个演讲，介绍当代中国青年的新动向，我所看到的当代青年的新动向。我介绍了当代青年内部的一些讨论，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在我看来当代青年，一部分青年——当然是我所接触的有限的青年——他们正在有一个新生活运动，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我的结论是中国的当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长。而这一点恰好是我们的成年人，包括我们知识界忽略的，所以我要向中国的知识界，甚至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当代有一部分的青年，他们正在按自己的方式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状态。

我常说，如果我们往上看，看知识分子会很失望，但是你往下看，这些青年正在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逻辑走。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看到了这些青年，知识界都没注意，我要写文章。

另一个我有一个演讲《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提了一个我想到的很有趣问题，在座的青年人，未来的50年、40年你们将遇到什么问题？

我能想到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未来几十年时代主题词；一个问题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反思；再一个问题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

我意识到这三个问题是未来青年遇到的问题，但我只能提出问题，我无法解决，我通过这两篇文章向世界、向中国介绍青年，我先把认识到的问题讲出来，我觉得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对60后、70后我有点理解，80后多少有点理解，对90后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体验到了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是我们所不能理解、不懂的。而且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实际上所有青年人都处于一种困境，你治他吗？你批评他吗？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你显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在当下中国不会有多少读者，我某种程度上是为未来写作

所以我最后一件事是要编一套志愿者文化从书，把这个书再献给当下青年，我跟青年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今天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第二句话，但是我仍然有事情要做，我并不悲观，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我比较自觉，所以我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地完成和完善我自己。我这里也不妨宣布，我跟很多人说过，我还要写八九本书，其实大部分书我都写了一半了，我原来计划80岁以前写完，也就是还有四年，现在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很多人也劝我放慢一点速度吧，未来的十年，从75到82、83岁的时候，我把这几本书写完，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

因为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我不写作可能就没命了，我可能完成这八九本书以后还要写作，但那个完全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我自己很清楚，我做的包括已经写的书和还没写的书，在当下的中国不会有多少读者，我某种程度上是为未来写作。什么意思呢？未来有一段时间人们会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我们现在关心80年代、关心五四时期一样，我要用我的写作告诉未来的读者，在2014年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另外的人有另外一种思考。总而言之，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

最近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本来要出八本书，现在在写第九本书，有一个朋友要我写一个“钱理群自述”，我要写一个《我的精神自传》的姐妹篇。在专业范围内我有六大研究，一个是文学史研究、一个是鲁迅研究，一个是人的研究，一个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一个是民间思想史的研究，还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研究。

在专业之外，我有“五个关系”，第一“我与北大”，我刚写完我和北大的关系，背后有许多关系；第二“我与过去”；第三“我与青年”；第四“我与中小学教育”；第五“我的时事政治评论”。

我把自己定义为“五四之子”，当然“五四”也很复杂，我讲的对我影响深的是周氏兄弟，而且这之间是一个张力。但是就我个人的性情、立场和追求来说，应该更接近鲁迅。

大家读过《周作人传》，那个是我个人和周作人的一个文体对话，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自己经常拿起来读，自我欣赏。我昨天还在读，一边读一边很陶醉，在我内心有一个角落。但我的主要资源是鲁迅，刚才很多老师谈到了，它实际上是“五四左翼”的发展，必然是要说到的。我多处讲到，鲁迅、毛泽东是我的两个精神导师，这不是随便说的一个东西。

我也总结了一下“五四”对我重要的影响是什么？一个是“五四”提出的利人的信仰——这是我的信念——讲信仰这个词有点太大了，我的信念是鲁迅说的个体的精神资源。另一个就是“五四”给我的四大价值观，我说过“五四”有四大发现：第一个是对妇女的发现；第二个儿童的发现；第三个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下层阶级的发现；第四个是大自然的发现。

你们看过我各种价值判断，我觉得做鲁迅研究都有这个特点，做鲁迅研究就会对妇女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价值判断，对妇女、对儿童、对于底层的平民，对大自然那样的一种向往有一种关怀，也可以说利益上形成我的价值观。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我的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写出来的文字的东西，那表现了我的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我和自然的关系是以我的摄影作品来表现的。所以有人到我家来，我最得意的是让他看我的摄影作品，摄影更能表现我内心世界另外的方面，跟自然的关系。

实际上鲁迅和周作人的很多层面我进不去

因此，我可能属于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但这个启蒙主义比较复杂，大体上有两个阶段。

在1980年代，主要是由于对革命的后果引起的反思。到了1990年代以后，我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是有变化的，更加复杂化了，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坚持中的质疑，坚守中的质疑，质疑中的坚守。

我仍然要坚守启蒙主义，但我对启蒙主义有很多质疑，看到启蒙主义可能带来的陷阱，以及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一个既坚持又质疑的一个更加复杂的启蒙主义。但就整体而言，可能还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

我的价值和我的局限就在这里，但是我自身又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矛盾，且不说启蒙主义本身是有局限的，我跟我的研究对象之间有巨大的矛盾。我的知识结构、我的研究对象和鲁迅相差太远，不是一般的远。

我的“五四”资源本身又为我自己构造了局限，我很多场合都说过很多人对我的三大批评，第一不懂外文，第二古文学得不好，第三文字写得不漂亮。某种程度上这三大弱点在我同代人身上也有，别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不同程度地做了弥补，我当时已经是40多岁了，再去读外文，再读古文就没这个精力了，所以我就采取了放弃的方式，现在看来我这个放弃有点过头了，我可以向大家坦率地说，我是不读古文的，我也不看任何外国理论，这和在座各位差距非常之大。古文不是说一点不看，我看一点点，还有一些外文我一看就糊涂。这样一种不读外文，也不读古文的学者，他的资源非常局限，本来鲁迅资源就有问题，大家谈的很多问题跟这样一个习惯有关系。

我对“五四”的理解，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理解是从我的经验出发的，从我的自我生命和历史经验出发的，不是从精神资源出发的，这恰好构成了我的弱点。我对鲁迅和周作人的资源完全不熟悉。我没办法用资源来解释，我只能从我的经验、从我的生命来介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

另外，我那个主体式的投入既是优势也是问题，我对鲁迅的东西比较熟，我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理解有两面，一方面 当鲁迅和周作人生命的某些方面和我的生命相契合的时候我能进入，而且进入得相当深入。另一方面，我没有达到的境界，鲁迅周作人达到了，我就进不去，这是我对鲁迅研究和周作人研究致命的弱点。我号称鲁迅、周作人专家，实际上鲁迅和周作人的很多层面我进不去，不是我不愿意进去，知识结构的问题背后是个精神境界的问题，不是纯粹的知识的问题。

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收获了两个东西

我其实有很大的野心，也是我对知识分子、学者的理解。我一直在呼唤创造一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我很想做到这一点，但是很难。

我最后还想写一本书，估计不行了，力不从心。实际上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因为我知道我学到这个份上再跳一下就能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跳不上去，这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个谁也怪不了，我觉得我已经够努力的了，这是我的时代的限制，使得我在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上存在着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这就使得我本来可以攀登更高的高峰，但是攀不上去，这种力不从心的痛苦是别人很难体会的。所以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因为和我心目中的标准有一个差距。

另外我精神气质上的根本问题，使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精深的学者。我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质，这个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是从毛泽东来的，显然是革命时代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优点，同时是我的问题。确实我的思维非常活跃，有一个很强的想象力，有一种很强烈的创造欲望。我老觉得前边有东西在呼唤着我，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我这个研究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开拓性的，确实开拓了不少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我缺乏耐心，缺乏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耐心，来做更深的、更精的研究。

在我研究鲁迅周作人之后，很多人都劝我，老钱你把鲁迅、周作人研究到底了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但我的知识结构、精神结构差不多了，进不去了，周作人研究到此为止了，再做做不了了。另一个原因跟我老想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我是属于那种类型的学者，一旦开拓领域，开一个丢一个，开一个丢一个，不可能把学问做得很精深，做不到，我内心做不到。这样我的研究面铺得太广。

所以我总结我的学术可能比较大气，但是精细不足，还有个问题，老是有一种想象，有一种大的东西在诱惑着我，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忽略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老是要搞新的东西，使得研究显得非常粗俗，可以说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子。

我有一个对自我的形容，对我的面貌有一个形容，我这个人很有特点，别人一见到我就不会忘记，但是我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有太多的毛病。不像个学者，和人们想象中的学者相距太大了，这是我的精神气质上所带来的，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另一面呢，我确实有极强的，不是一般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关怀、理想责任感，这可能也是“五四”的影响，可能更是革命的影响。所以我身上有一股野气，可能我是最早对学院派学术提出反省的人。1980年代，我当时的目的就是进入学术体制，让学术体制承认我。最后虽然有很强的社会关怀，但是我都压抑着自己，对1980年代的学术运动我是一个旁观者。

当学术界承认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学院体制对我的束缚。我的觉悟在1997年，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想骂人”，我觉得学院这一套体制对我是一个束缚，我想像鲁迅那样乐就大乐，笑就大笑，我受不了学院这一套东西，我非常怕学院让我远离民众和现实，这是1997年做出的决定。紧接着参加北大的运动，有很多事情是从1997年想骂人开始的。

参与社会实践当然使我获得一种价值，但另一方面就使我陷入了时代的和政治斗争的漩涡和中心区，而且至今没有平息，这样的选择可能获得了可以评价的一些价值。但另一方面可能对我学术发展有影响，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我成了公众人物。我今天带来两本书，两本专门批判我的书，批判钱理群的专着。

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这次会不但对我个人来说带有标志性，标志着我的人生将有新的选择、重大的变化。我从去年开始就在逐渐地酝酿，要开始过半隐居的生活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中小语文界、青年运动、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界。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我的家庭，过更平静的也更本色的生活。当然我的本性是不会脱离现实的，幸而现在有网络，我隐居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

我刚才说我正在写一本书钱理群自述题目叫《一路走来》，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收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我认为我的学术和教学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我有自信，但同时这是有缺憾的价值，我也很庆幸。另一个是收获了丰富和痛苦，我还会继续走下去，然后还会一路走好，还是回到开始说的话，最后完成和完善我自己。

完了，谢谢大家！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