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好书回放 《盗火者》:践行更好的教育,想象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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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图书:《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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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康延、梁罗兴

版本:新星出版社2014年11月

  

入围理由:邓康延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历时两年时间,走访了中国30多所大中小学,采访了50多位一线教师,访问了近20名教育学者。在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本书关注教材改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等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并且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实践和困惑。



盗火者:践行更好的教育,想象更好的人


文 | 书评编辑 朱桂英

原载于2014年11月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一周之前,一则“长沙三位校长(校书记)让孩子停学一年”的新闻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关注。本来,孩子的停学只是一个家庭的个体选择,无关他人,但三位校级领导不约而同的选择却让人不得不对当下的公立教育环境进行反思。几位校级领导都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堪重负,都希望孩子可以有慢一点的成长空间,都觉得孩子停学一年之后变得更健康,更有力——但即便如此,又有多少人有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呢?

长沙的案例,或许只是偶然,但中国教育正面临着困境,则是社会的共识。也只因为如此,来自教育界内部的改革实践,已经如星星之火般四处点燃。20139月,《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面世,制片人邓康延说“今日教育之疮痍,前所未见”,以纪录片的形式,把当下教育之现状呈现于人,“只求唤醒人心”。近日,纪录片《盗火者》的文本及相关资料成集出版。与纪录片平实的副标题不同,书籍《盗火者》直接示以乐观姿态: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在宏观层面观察教育,得到的多是失望与沮丧,但是,在微观层面却有不同的气象。

纪录片《盗火者》播出之后,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关注,至今仍拥有极高的点播率。它以其直面当下教育弊端的尖锐与勇气,呈现教育之异化及其衍生的乱象,击中了很多人的切身之痛;同时,让观众中的有心人生出新的盼望,因为《盗火者》正如其题目所示,把影像的焦点落在那些革新者身上,使人得以看到真实的教育改革行动者,看到新的可能性。


▲华德福七年级孩子重走丝绸之路。

在批判与痛陈之声不绝于耳的教育景观中,行动者的身影,总是可以让黯然神伤的人们眼前一亮,即便如尝试公民教育最后黯然离职的李庆民所言,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漂泊者”气质,毕竟他们的力量与体制层面的痼疾相比,仍是渺小的。但不被渺小绊倒,于行动获得行动的力量,总能稀释无路可走的彷徨。

《盗火者》以“重回人的语文”开篇,记录的是这样的故事:父亲叶开为女儿私人订制阅读,以对抗学校语文课本;语文教师郭初阳、蔡朝阳等人联手组成“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以二十余万字的研究报告揭示语文课本的四大缺陷:事实缺失、经典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然后把人们带入那些正在发生的革新与探索:呵护童年的华德福教育;注重个人权利与尊严的公民教育;关怀思想与心灵成长的人文教育;告别学校,在家上学的新尝试;为乡村孩子的发展提供特殊职业教育等。

如教育学者杨东平所言,《盗火者》超越了单纯的记录,也超越了单纯的声讨和批判,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传递着知识分子对教育弊病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对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的阐述抒发。众多先行者自下而上开展的局部的、零星的微改变,正营造着体制之外温润新鲜的新教育园地。

鲁班木工学校校长江忠贤向学生介绍罗盘的功能和制作工艺。


难以消退的悲伤

《盗火者》制作团队走访了中国30多所大中小学,采访了50多位一线教师,访问了20多名教育学者,以影像介入教育现实,又向民间教育改革致以敬意。饶有意味的是,《盗火者》开机第一拍在深圳,201272日,刚好见证了南山央校校长李庆明被辞职的一幕。拍摄“公民教育如何在学校展开”,变成了记录一位践行公民教育的校长黯然离场。不少观众说,在《盗火者》中看到家长们一起呼唤“李校长,你别走”一幕时,不禁潸然泪下。这是意料之外的悲剧,却又是意料之内的悲情。

发生在民间,发生在体制之外的静悄悄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击退人们对教育的悲观情绪。《盗火者》的制作团队也没有为了鼓舞人心去刻意制造高扬的乐观情景,无论是华德福教育,还是在家上学的尝试,这些教育实践的处境始终令人担忧。它们是穿越夹缝的风,人心共振时,生气勃发,但也是脆弱的,一不小心就落入坚壁四立的困局,在原地盘旋止息。

制片人邓康延并不掩饰自己的悲伤:“制作《盗火者》纪录片及其衍生的这本书,都不是喜悦的过程,中国眼下的教育可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值此百多年来教育人口最稠密的困境和无奈中,四方良知,焦虑伤痛。原本岁岁蓬勃的行业,却一路僵化保守,既暮气沉沉,又喧嚣攘攘。”

书籍《盗火者》的序言中,陈丹青毫不留情地以悲观论调谈教育:“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学者朱学勤坦言,作为教师,如果珍惜三尺讲台,“课堂上的氛围也许就跟隔壁的教室不一样了”,但他也不奢望微观世界里某一个人或团体的努力和坚持,能够改变外部环境。诗人王小妮站立在大学课堂上感觉“悲从四面八方来”。由于体制性困局难以突围,支持教育改革的资源非常有限,即使如刘道玉这样德高望重的改革拓荒者,也承认自己“既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

文学评论家特里林在评价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时说,杰出的悲剧往往能获得我们最高的倾慕,因为悲剧中的黑暗因素对应着强劲的积极情感及态度,即便希望没有占据绝对的上风,它至少会与绝望的因素势均力敌。我们也许可以同样的倾慕,对待《盗火者》所蕴含的“不喜悦”因素。

▲李庆明在央校九年,每天早上向学生鞠躬。


火就是态度

笔者也曾是“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成员,我们的研究报告成书《救救孩子》出版之后,收到的最多的批评是说我们“只会批评”。事实上,在批评的同时,小组的很多成员更是在积极行动,比如郭初阳创办了“越读馆”,蔡朝阳创办了“象形字”学校,他们的教育探索的核心,都在于“以读书自我启蒙,因阅读而得自由”。在《救救孩子》之后,这个小组的成员编写过中小学课外读物,还推出了一套开放的丛书“新童年启蒙”系列图书,邀请关心教育与成长的人们,一起给未来的主人翁写一本小书。

《盗火者》团队不期然遇到李庆明的退场时,笔者也在那时对李庆明做了一个专访,与外界对待“被辞职”的悲伤与愤懑所不同的是,李庆明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任何抱怨,他说“走少有人走的路,客观上就是一种悲剧。有些路,总要有人去走,不是我就是别人。”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在体制中的位置,“游离,意味着不受体制庇护,也意味着独立与自由”,而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是否配得起这份独立与自由?”

《盗火者》中很多受访者,也曾是我的受访人,它所关注的教育新景,也都曾被记录在新京报的新闻纸上:公民校长李庆明——过于喧嚣的孤独;郭初阳——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诗人教师王小妮:失望是真切沉重的,但希望还在;校长刘道玉:秉执教育改革,虽九死其犹未悔;华德福教育:请让我慢慢长大……这不是巧合,而是“此道不孤”的确证。

想象更好的社会,首需想象更好的人,教育由此成为一个社会必要的乌托邦。当下教育之病症,痛心疾首者不少,疾声呐喊者亦不少,眼看痼疾仍在,伤害未退,热忱之声在冗长的时间里渐渐失去了回音。着眼于病症,只会把改革与进步之路想象得更加千阻万险。童蓓蓓在《盗火者》受访时说:“柏林墙倒下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倒下。它倒下之后,没有人相信它居然能那么长久地立在那里。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很有限。”

本期专题书评即由童蓓蓓执笔,她始终是一位心怀理想主义的教育者,因着理想投奔教育,也因着理想从学校课堂中叛逃出去,还是因着理想,她又回到了教育园地。她将与我们分享自己这一路的转折与奔波,告诉我们,那些盗火者在她眼里点亮的火花有着惊人的美意。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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