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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直接来源，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探索领导革命运动的空想共产主义。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１）］“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２）］
　　一般往往认为，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其意义仅仅在于辩证法，因为他的历史观同其世界观一样，是“绝对精神”的意志再现。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成为人类最杰出的革命理论家，正是因为他们对过去和同时代的任何精神文化成果都不曾忽略，并加以改造，从而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对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他们同样采取了这种态度。因为至少将辩证法运用于历史领域是可取的，况且不仅如此。在黑格尔历史观中，不仅包含有丰富的辩证发展思想和历史现实内容，而且还有不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辩证发展的世界历史观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３）］这告诉我们，黑格尔作为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不仅在精神世界和自然界贯穿着运动、发展的思想，而且在历史观中也如此，并试图揭示出历史发展线索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人的需要及其有目的的活动构成的，世界历史是民族、国家、人个的活动的历史。他写道：“假如把一般世界历史翻开来，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充满了变化和行动，以及在永无宁息的推移交替中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个人。”［（４）］“一个民族获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从这个新时期起，先前那个民族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利益。”［（５）］他认为，一个时代，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民族，是世界精神在那个时代的具体体现。每一时代都只有一个历史的民族占统治地位，因而形成时代固有特点，同时显示出历史的阶段性，使“每个阶段都和其他阶段不同”。据此，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并具体分析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开始，自中国、印度后，波斯帝国兴起，历史开始走上世界的联系。在希腊世界，开始出现了自由意识，但只是少数人具有；然而这种精神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政权、文化形式。至罗马世界，个人人格被罗马法承认，奴隶和主人、平民和贵族都处于彼此对峙中，结果爆发了大规模奴隶起义；而数百年平贵斗争则使共和国灭亡，帝国建立。日耳曼世界初期，基督教克服了帝国狂暴；但不久教会腐化，整个中古时代处于宗教的黑暗中。经过改革、启蒙和革命，迎来了新的黎明。因此他总结说：“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步。”［（６）］同时，黑格尔不仅把自由的实现当作人类奋斗的最终目标，而且认为它只有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才能达到。这与恩格斯所说：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７）］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漫长的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为使自己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束缚，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这样，“黑格尔将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８）］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首先决定于他对一切社会科学的现象是从生成的过程的观点去考察的。”［（９）］
　　其次，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看作几个时代相继演进的统一过程，这同马克思几种经济形态的演进近乎雷同。黑格尔所说的“东方世界”，正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黑格尔的“希腊世界”、“罗马世界”，马克思称为“古代的”生产方式；黑格尔的“日耳曼世界”（“中古时代”和“现代”），马克思则分为“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此，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形式尽管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联系中处理材料的。”［（１０）］
　　再次，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批判继承黑格尔这一历史观合理因素的结晶（当然出发点不同）。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马克思继承发展道：人类的历史是不断扩展其自身活动范围，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发展起来的各民族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１１）］黑格尔认为，每一时代都有体现自己时代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马克思批判性地发展并强调说：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１２）］然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只是奠定了物质前提，他进一步完善道：“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而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它“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１３）］可见，马克思对历史的批判、现实的认识和未来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黑格尔那里借鉴、进而完善的“世界历史”思想。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正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主航道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１４）］
　　最后，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对历史发展的“合理”、“必然性”的指出和预见。黑格尔说：“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过程”［（１５）］，即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按历史内在规律进行的自我发展；而发展本身就是历史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他指出：“现实性呈现于人们意识面前，最初大都是采取偶然性的形式”，“但偶然事物仅是现实事物的片面形式”，“科学，特别是哲学的任务……在于从偶然性的假象中去认识潜蕴着的必然性，”［（１６）］“要知道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并不是由于凯撒降生这件偶然事故，这种灭亡自有它的必然性。”［（１７）］他说，每个民族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包含有否定自身的潜在因素，随着这个民族的发展成长，这种否定因素也就不断增大，以致最后导致这个民族的灭亡。所以每个世界历史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生长、繁荣、衰亡这三个时期。
　　并且，黑格尔不仅承认历史变化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是简单重复，而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上升的运动过程。他指出每一民族的灭亡时期，是它同具有比自己高一等的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相接触的结果，它必然会被另一个具有高一等精神的民族所代替。例如当波斯世界同希腊世界接触时，导致了波斯世界的灭亡；希腊又因同罗马的抗争导致自身灭亡；继而，罗马又为日耳曼所代替。因此“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了解体，同时却含有一种新生命的诞生”，“从那劫灰余烬中，又有新鲜活泼的新生命产生出来”，“因为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结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１８）］由此，在黑格尔看来，旧事物的死亡并为新事物所代替，都是一种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黑格尔的“内在必然”，仍是绝对意志的显现，但他在历史的具体分析中提出了“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对此是吸收、借鉴了的。恩格斯肯定道：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１９）］
　　　　二、历史观中的经济、阶级分析
　　黑格尔虽然不认为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但其历史哲学、法哲学中却不乏经济的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并往往将之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研究。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每一次只要他求之于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就能使他从唯心主义使他陷入暗礁处脱离开来”，使他“较之与他同时代的一切经济学家更清楚地理解到，在建基于私有制的社会里，一方面财富的增长，必然要伴随以另一方面贫困的加深……一方面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因而已经不能用正常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财富集中在较少数人的手中。”［（２０）］黑格尔论述道：“劳动的结果产生了各个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形成了穷人和富人，奴隶和主人，［（２１）］而“只有在已经有了不同阶层，只有在富人和穷人都已经很多的时候，……现实的国家和政府才产生了出来”，“国家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产物”。［（２２）］他在谈到中国奴隶制转向封建制时说：秦始皇“战争使略得的土地都成为私有财产，而土地上的居民（奴隶）也跟着变成了农奴”。［（２３）］他将这种转变着眼于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奴隶变为农奴，即井田（公田）制变为私田制，及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变为农奴和地主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关系，即生产关系中的主要两点。又如对西欧封建采邑制的形成，其表述几乎与唯物史观的《世界中世纪史》教材相同：“贫弱的人们把他们的产业奉送给了强者，求得有效的保护……再把这些产业接收回来，同时对这些长上就负有了封建义务，他们再不是自由人，而是臣属封建的依赖者，他们的所有物变成了采邑。这就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关系”！“农奴制度，它使一个人的身体不再是自己的身体，只是另一个人的财产”。［（２４）］
　　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的关系，他就雅典社会分析道：所谓“平原居民”就是“富足的贵族阶级”，“山地居民”则是“葡萄、橄榄种植者和牧牛羊人，这个阶级人数最多”；而在奴隶主中，“古老殷富的家族和较贫的家族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对峙”，僭主政治“为的是压平豪族和大姓的权力”。［（２５）］这正是雅典国初期平民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对希腊的腐化，黑格尔揭示道：“首先可以从外在的政治发展看出－－从希腊各国间的相互斗争及城市内各党派的火并看出”，而这“乃是希腊经济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政党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希腊各城市之间产生的经济矛盾的表现而已。”［（２６）］这里显然直接地、或不自觉地为唯物史观提供了借鉴！关于封建剥削，他写道：封建“公侯们对一切输出输入的商品都要征收重税……完纳买路钱。”名目繁多的封建剥削常逼使城市平民，或则用合法手段从封建领主手中买回一切权利，或则用武力强迫领主放弃这种权利，并常以异教形式树起反封建大旗。在分析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黑格尔指出：“压在人民肩头上可怕的沉重的负担，以及政府罗掘俱空、无法筹款来供应朝廷挥霍的情形，实在是造成这种不满的第一个动机”，［（２８）］而“朝廷、教会、贵族及国会本身都不愿放弃他们掌握中的那些特权。”［（２９）］就是说，这场革命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产物，经济关系引起了阶级革命！此外，“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恩格斯指出，在此问题上费尔巴哈比黑格尔肤浅得多。［（３０）］可见，黑格尔一定程度地看到了国家产生同阶级出现的联系，看到了经济制度更替时的阶级变化，以及奴隶封建制下的阶级斗争，看到了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说明其历史观中确含有唯物、合理的因素。
　　　　三、英雄和人民不同程度地被肯定
　　黑格尔在总的倾向上是英雄决定论者，但他不乏对人民的肯定；而他的“英雄”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是时代意志的代表，且并非完人。“他们是实践的政治人物”，“他们看到什么是需要的东西和正合适宜的东西”，“知道他们的世界在进展上将取得的必然的直接相承的步骤，把这个步骤作为他们的目的，把他们的力量放在这个步骤里，这样说来，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作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他们“之所以是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地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这个正是他们时代和他们世界的‘真理’”，［（３１）］“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３２）］因此，黑格尔的“英雄”是受时代限制的，他们只是认识了所处时代的“真理”，满足了“时代需要”，领导人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正如时代本身为这些巨人所创造一样，时代本身也创造了这些巨人”。［（３３）］由此，黑格尔提出了时势造英雄的见解，认为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伟大人物都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才出现的。他谈到，在许多最可怕、最危险的势力纷纷起来反对罗马的时候，“伟大的人物现在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好象希腊垂亡的时期一样”。［（３４）］同时，黑格尔的“英雄”并非神和圣人，同其他人一样，“他有时也会愤激、发怒”。但黑格尔认为，对英雄人物的缺点、错误不应过分责难，“毁谤其伟大和卓越”，因为“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３５）］而且，杰出人物不是为了个人安逸舒适的生活享受，他们毕生艰苦奋斗，但结局却总是悲剧性的。黑格尔说当伟大人物的“目的达到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象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他们或则年纪轻轻就死了，象亚历山大；或则被刺身死，象凯撤；或则流放而死，象拿破仑在圣赫伦那岛上。”［（３６）］因此他认为，对伟大人物的历史功过应从历史的观点、从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实际结果、从他们完成历史使命的全部活动来评价，具有客观合理性。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无裨益的。
　　对人民，黑格尔予以了相当的同情和支持，首先是对苦难的奴隶。他道：“凡是在我们中间自由人所做的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得由奴隶去做”，因而雅典公民能够得以参加民主生活。［（３７）］他谴责斯巴达对被征服的希洛人的残杀是“无人性的残酷”；他们“被交付给斯巴达青年们作练习武艺的对象”；“去抵抗敌人”；“他们在斯巴达行伍里英勇作战，但当他们班师回来，常被奸险地屠杀得一干二净”！［（３８）］奴隶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奴隶制“产生于尚以不法为法的世界”！［（３９）］他颂扬雅典民主制，称赞古希腊“容许全体人民得以参加普遍事件和法律的种种讨论和决议”。［（４０）］对农奴和工商劳动者的抗争他赞颂道：１６世纪荷兰人民“英勇反抗压迫者……组成了大队的民军……战胜了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步军。就象瑞士的农民当年奋勇击退了奥地利的骑士一样”！［（４１）］他热情歌颂农民起义军：“那些农民手里拿着棍棒和铁锤矛，同那些钢盔铁甲、握刀持剑、曾经练过武艺的趾高气扬的贵族们交战，居然获胜”！［（４２）］他谴责封建势力“对这些起义的人民发动了十字军征讨”；“军队用最野蛮的方式大肆劫掠、不分善恶，一概虐杀，把这美好的地方蹂躏成一片荒凉”。［（４３）］谈及英国革命，黑格尔说“民众群起反对绝对统治权”，指广大自耕农、平民及资产者向封建专制进攻。这些实际上都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力量。
　　　　四、人与自然关系上历史、唯物的因素　
　　首先关于人类史前史的发展，在黑格尔那里是唯物的和历史的：“各民族在有史以前经历的那些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为多少世纪或几千万年，也许曾经充满了革命、游牧迁ｂù和最希奇的变迁”。［（４４）］共次，对工具的产生，他做了历史、唯物的论述：“人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征服它们，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人因为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４５）］再者，他论及了劳动的巨大意义，指出“劳动”是满足人们需要必备的手段，“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个人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４６）］继之，黑格尔提出了“劳动实践”的观点：人“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劳动通过各种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资料”。“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４７）］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劳动和工具在人类征服自然中唯物、历史的轨迹；而且看到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的“实践”观点。正是基于此，列宁称许道：“黑格尔在这里，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４８）］
　　此外，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的观点，也包含着历史唯物的合理因素。他认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同，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居民的职业和性格及社会关系都不同。但他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计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现过诗人了。”［（４９）］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类社会是不可以离开地理环境而单独地发展的，指出：“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自然基础”，［（５０）］是人类社会借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优越与否，对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诚然，马克思也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认为它决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更不能决定一种社会制度向更高一级转变。由上述观点，黑格尔提出了关于温带地区是历史的真正舞台的思想。他认为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地方不是寒带或热带，而是温带，因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的运动；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迫切的需要既然得到满足，人类便会转到普遍的和更高的方面去’。但是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这样的需要可以说从来没有间断过或从来没有幸免过；人类时刻被迫着当心自然，当心炎日和冰雪。历史地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５１）］显然，黑格尔在此是试图用物质生活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来解释世界历史民族的出现。他进一步具体指出，地中海沿岸地区是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地方。这接近于马克思所认为的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是最富于多样性的地理环境的论点。《资本论》第十四章中写道：“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５２）］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５３）］
　　综上，黑格尔关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关于历史上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分析，关于英雄和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劳动实践”观点及地理环境与历史舞台思想的提出，都包含着唯物史观所由借鉴的合理因素。恩格斯高度概括道：“他在每一领域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５４）］“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５５）］黑格尔对人类所有精神遗产都进行了重大的辩证改造，其巨大成果不仅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美学》、《法哲学》，而且包括《历史哲学》。其历史观富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
　　注释：
　　（１）（５４）《马恩全集》第２１卷，第３１１、３１０页。
　　（２）（１９）（５５）《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３００、１２１页。
　　（３）《马恩选集》第３卷，第６３页。
　　（４）（１５）（１７）（１８）（２３）（２４）（２５）（２７）（２９）（３１）（３４）（３６）（３７）（３８）（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９）（５１）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１３，４８、３５６、１１４、１７４、４１７、３０４、４３２、４９３、６９－７０、３５５、７０、２９９、３０７、４８２、４４９、４４２、１０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４页。
　　（５）（２１）（３２）（３９）（４６）（４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５４、２１１、３３４、６６、２１０、２０９、２０４页。
　　（６）（２８）（３５）（４０）《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８、２９５、２９８、２９９页。
　　（７）《反杜等论》，《马恩选集》第３卷，第１５４页。
　　（８）《马恩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２６页。
　　（９）（２０）（２２）（２６）《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１卷，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７１、４８７、４８４、４８２页。
　　（１０）《马恩全集》第１３卷，第５３１页。
　　（１１）（１２）（１３）（５０）《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５６、６７、４０、４１、２４页。
　　（１４）《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４３页。
　　（１６）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０１、３０３页。
　　（３０）《马恩选集》第４卷，第２３３页。
　　（３３）《精神哲学》，《黑格尔全集》第３卷，俄文版，第３８页。
　　（４５）《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３４８、２０２页。
　　（４８）（５３）《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３４８、２０２页。
　　（５２）《马恩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６１页。
　　　　　　　　　　　　　　　　　　　　　　　　　责任编辑：赵方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018-023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周泓19951995 作者：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018-023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周泓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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