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按：在很多人的心中，八十年代像是一个黄金时代，人们读同一本书，谈同一个话题，把酒言欢，言无不尽，在自由与理想的青梗上欢欣、鲜妍。一位曾经在那个年代里用诗歌征战高地的着名诗人，如今却站在北美的一个中学门口，望着被自己亲手送进校门的儿子恐慌不已。这位恐慌的父亲正是李晓桦先生，在离开文坛二十余年之后，他带来一本颇具自我诊断性质的长篇小说《世纪病人》，在失落和找寻中重温八十年代。

同我们一道坐下来回味那个精神故乡的除了李晓桦先生，还有北京大学文学教授、着名评论家陈晓明老师，以及着名诗人、评论家，作家出版社资深编审唐晓渡老师，他们都完整地经历过八十年代，如今从时代的大幕背后走出，对待那个年代的态度也更加理智和中肯。

李晓桦：做纯粹的军人和诗人，是我的两条根脉

嘉宾、《世纪病人》作者：李晓桦

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24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等待着我儿子的降临，我儿子属马，现在又是马年了，24年过后，他正好是24岁。我的这本书跟我儿子有一定的关系，他应该是我写这本书的一部分动机。

再讲另外一个24岁的青年。60年前，有一个24岁的青年，他在朝鲜，我作品当中也有写到，这个青年是一个志愿军战士，他在朝鲜遇到一个女军人，也是志愿军，他和她相识、相恋，然后结合了。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正好也属马。

我要说的第三个24岁，这个24岁就是我24岁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年代的结束，七十年代的结束。在我的24岁生日过后，这个国家和我个人进入了八十年代。

我的八十年代和大家有不同的地方。那时我是一个军人，同时也是军队最大的文学刊物《昆仑》的诗歌编辑，属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我个人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同时我也写作，所以我可以先讲一讲我作为军人的八十年代是个什么样的。

大家想象不到，战争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的十年，我相信一般谈八十年代不谈这件事，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它会影响着我。整个八十年代在中国和越南的边境，不断有战事发生。我作为一个军队的军人和作家诗人，会关注这件事情，到前线去采访，并且写过好几篇有关的诗。

我要讲另外一个年轻人，当时她未必24岁，是20出头，我们在前线相遇，这也是我在作品里边有过描写的。应该说我遇到了一个女军人，但是我没有见到她，只是听到她的故事。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兵，在边境冲突当中，她作为后勤人员参战。边境的山脉里边到处布满了地雷，有一次在山路上行走，五个军人，一个女兵，四个男军人。这个过程中，女军人有她自己的生理原因，她不方便，她需要处理一下。大家希望她一定不要迈下这条小路，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不知道习惯还是怎么样，就向下迈了一步，这一步她就踩上了地雷，然后就永远倒在这了个地方。在边境的这个陵园里面都是男军人墓，只有一个女军人墓，这个年轻的女兵。

我为这个女兵也写过当时很着名的诗，有人把它叫做“女兵墓”，但是我诗的标题叫“这里埋着一个女兵”。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兵，如果她从这里走过去，大家都会回头看她，就像太阳飘过天空，会牵动所有的向日葵。但是她倒在这儿了，本来应该是男军人倒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军人，我们走过去，我们来凭吊她，觉得是一种惭愧。我小说里写到，如果这个姑娘活着，现在她的孩子也应该大学毕业了。

这是八十年代。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说到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我当时想做一个纯粹的军人，追求一种纯粹。但是我没有去做，只能在我的书里边表现这种纯粹。

后来我有另外一种思考，对军人这个职业的思考。这也是我对之前军队的诗人做的一个革命性突破，去思考死亡、战争与军人以及军人荣誉的关系。后来我就写过一组诗叫“一个中国诗人在圆明园”。在这组诗里面，有一首诗叫《致额尔金勋爵》，那个诗简单的意思是说：我佩服你，你可以下这样的命令，你把圆明园烧了；我不佩服你，烧一个园子是小孩都可以干的事，用不着军人来做。所以我说我希望你以军人身份再生，我是以现代军人，你也是现代军人，我们之间进行一场决斗。最终有几句诗，现在还在被人引用：“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机会”.这几句诗被当时纪念建军60周年的电视政论片《让历史告诉未来》用作结尾。

八十年代于我来说，一条重要的根脉是我想做一个纯粹的军人。当我做不到，不能统领千军万马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军人的诗人，在我的作品当中表达这种做军人的理想.这是我八十年代的一部分生活或者说是一条根脉。出我那本诗文集《金石》的时候，唐晓渡先生给我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在序里面他谈到我这个部分，他说，其实我等于是有一种更多的东西在胀破这个制服和军装。那我就要说另外一条根脉，那时候我想做一个纯粹的诗人，一位游吟诗人。整个八十年代，我有另外一种行走。除了作为军人去前线，我还利用一切机会，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行走。中国所有与其他国家交界的地方，我应该说都去过，包括非常小的阿富汗交界，这得益于我作为军队的记者、作家这样一个条件。

这种行走是很有意思的。它对于打开我的视野，丰富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想象和其他各个方面，有特别大的帮助。我曾经在哈萨克草原和几个哈萨克人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骑着马在山里面走，白天在草原上骑马，夜晚就睡在哈萨克毡房里面，巨大的毡房上边顶棚是露天的，不下雨的时候，毡房顶上是星星，你住在毡房里，旁边有马，马的声音在你的耳边响，仿佛它就在你耳边……类似这样一种生活，我也很迷恋。

我后来还是被另外一个地方吸引，就是西藏。这种行走后来比较多的固定在西藏，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每年都会去西藏。

西藏让我思考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种人生和人的这种终级的东西：关于我是谁，到底应该怎么样生，怎么样死。因为你会看到一种特殊的死亡。这种死亡不是我在前线见到的死亡，他们对死的认识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是很令人震撼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了另外一部作品，关于西藏的，叫做《蓝色高地》。

我说的两条根脉，一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是做一个纯粹的诗人。那么在1988年，这两个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在最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八十年代不会结束，或者八十年代好像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我自己可以追求这样一种纯粹，可以一直进行下去。但是1989年，就是我的这个八十年代和那个时间意义上的八十年代重合在一起了，突然结束了，我个人都觉得没有准备，觉得八十年代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就突然结束了。

这种结束对于我个人带来一种疼痛。《世纪病人》这本书出来以后，评论家包括晓渡说到一个断根之痛，这个痛、这个断是我个人之痛，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民族、军人、平民之痛。大家其实都痛，没有一个人不痛，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时刻是好的。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八十年代，进入到九十年代。

到了九十年代，简单的说我就离开了文学，离开了军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变成一个商人。不仅是我，好像整个国家都变成也很纯粹，那个纯粹就是追求金钱。钱是一个好东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当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包括家庭都去追求的时候，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的九十年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在这个书里没有去表现。进入到2000年代以后，我移民加拿大，这部小说应该说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说我的移民故事。

如果回过头来说我这几十年，七十年代当兵，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是经商--我这本书基本没有写，2000年代是移民。大概用这样的时间来概括《世纪病人》所写到的这些东西。我就先讲这么多。

陈晓明：中国的作家和时代构成一种搏斗

嘉宾：陈晓明

刚才晓桦做了非常精彩的对于走过八十年代的一个叙述，尤其是我对照他从24这个时间标记说起，确实讲了他亲身的父子之情，在这部书里面，他写到很多父子之情。所以我可以感觉晓桦先生非常注重家庭、父子关系。一位非常独特的诗人，或者说军旅诗人，都有一种父子情结，因为父子情结和英雄情结、国家情结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边有很多非常有意味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话题“走过1980年代”，其实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话题，来接近晓桦先生写的《世纪病人》。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非常生动的重温、反省了八十年代，特别是在21世纪初期的，以这么一种移民的、军人移民的身份，回过头看这段历史。这个角度是非常独特的。

从我的角度来理解，八十年代和这个书里面写的八十年代有差异。但正因为有这种差异，使我非常注重晓桦写的八十年代的经验，他以这么一种口吻和一种角度，这么一种气势，去重温八十年代，很触动我。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温八十年代？去理解我们怎么走过八十年代的？

就像刚才晓桦先生叙述的一样，他的九十年代在这书中是空白的。这个空白非常的蹊跷，但是蹊跷并不奇怪，这表明了我们今天的一种态度。我们今天在知识圈里面都会说八十年代如何如何，从来不说九十年代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别忘了，今天中国与其说是八十年代的成果，不如说是九十年代的后果。我们九十年代是真正转向了市场经济，八十年代解决的是思想的、文化的、观念的问题，但是九十年代解决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的、实践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九十年代，大家用一种行动去回答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泛滥，甚至纠正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泛滥，于是有了今天的中国。

大家注意到，今天的中国正是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去呼吁的，九十年代社会全民参与，大家踊跃去创建的。但是今天大家几乎对21世纪这么一个崭新的中国，用我们的一个时髦话说新型中国，却感到诸多的困惑。同时李晓桦先生写出这部书，在21世纪，他站在北美的某一个校门口，开始这样一种反思。

回过头来，我想简要谈一下晓桦先生这部书。这部书相信在座的很多读者都看到，它叫《世纪病人》，这个小说叫做《世纪病人》，是一个自我诊断，小说叙述非常有意味，一方面在叙述的时候，他是从一个父子之情开始的，站在北美的一个学校的门口，望着儿子进入一个校门。他看到儿子进校门，突然间恐慌，觉得儿子进入那么黑黝黝的大门，那个大门，那个黑洞会把他吸走。他能走出来吗？他会马上这么提问：他走出来还是我的儿子吗？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很困惑，你不就送自己儿子上学吗？为什么这么恐慌？所以小说一开始引起你巨大的一种疑惑，也让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下去，才知道原来这个人的来历不凡。

他有过辉煌的八十年代，今天站在北美的一个中学门口，竟然把自己的儿子送进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学里面去，你看他作何感想。他曾经是八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军人，一个有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怀的军人，他有诸多成为一个纯粹军人的梦想，但是最后他没有呼唤千军万马，而是成为军队辉煌的诗人，他在辉煌的门槛和我们打交道。他在一次邂逅莫言的场合，说要打莫言一顿，跟莫言交手。莫言也是部队的作家。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率性的，所以才有那么一种场景出现。

大家知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新中国建国后的三十年，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其实对于西方都是采取一个帝国主义的叙述，打倒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人来说，不管怎么说，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已经在政治的、经济的层面，在跟美国交好，跟西方交好。但是在军事上，中国军人肯定绷紧的第一根弦是西方帝国主义，这是他们时刻不能松懈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变化，同时他怀着那么昂扬的英雄主义情结、理想主义情怀。这么一个历史走过来之后，从北美回过来，反观那段历史，我觉得他送儿子去学校以及警惕儿子经受资本主义文化的侵扰，其实是叙述的一个铺垫。处在北美那么一个状态中，以一个移民的身份看北美身份现状的时候，他有诸多的不满和疑惑。我觉得他基本上看到了很多资本主义的负面现象，这些负面现象如果是别的新闻记者叙述，我读起来会不太适应或者不太说服。晓桦叙述这些，因为他掌握了叙述的技巧和叙述的语调、语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他始终充满着一种反讽。

他在叙述这么一个资本主义西方病态的时候，他把自己也定位为一个病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小说能够去看待这样一个世间万象的病态万象的一个理由、一个和资格。大家会知道你作为小说的一个叙述人，必须获得一种权利，获得一种资格，不是说你的资格、你的权利是无边的。你用这种口气说话，你用你能看到什么，你能够说服什么，你的权限是有限的。这就是一种艺术。所以很多人写作品，特别在座很多青年读者都想动笔写，下笔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到的？你是怎么说服的？你有权限和资格，但这是有限的，所有都体现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发现小说的世界，你的艺术。

所以在他理解了自己的内心，把自己内心的焦虑、自己的困惑，把自己这种心理的巨大反差，最后非常明确的定义为失落。

小说第二页就开始提到一个词叫失落。他对自己进行一个定位，对自己进行一个剖析，为自己进行一个思考。那么大家会看到这个小说，它带有很强的心理分析的层面。我记得上一次，一个研讨会，李敬泽先生提到葛浩文老师批评中国小说，说中国小说没有心理分析。其实我们来看看这部小说，它的心理分析非常细致，小说一上来就自我心理分析，非常无情地把自己剖开。所以这部小说获得了某种特权，它能够写现代西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病态，因为他也写了自己的困惑，写了他本身被撕裂的一种历史和现实。我觉得这是他获得这种叙述的方式。

我们这部小说立足的基调，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是我们今天不断重温、不断重返、不断去想象的。怎么去描述那个时代，我们今天会感到当时的语言和辞藻非常有限。我们能够浮想起来的，那个时候文学作品的小说名字，《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爱是不能忘记的》。大家想一想，是吧？然后你看，晓桦在八十年代写的诗叫《蓝色高地》、《太阳我的兄弟》。这是八十年代，一个极其爆炸、渴望解放、渴望心声，而且能够面对心声的年代。歌就更不说了，实际上在1988年，《红高粱》出现了，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突然间把关于八十年代的想象转化为每个人的直接经验。我觉得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转化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会看到，八十年代上半期，我们其实延续了整个现代中国的一种叙事，都带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我不是在价值意义上评价乌托邦好不好，我只说历史，某种意义上合理的--我们当然会去理解哪一些合理的东西更应该存在。八十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包括像张承志的作品，他本身面临着一种变化。有一些作家是有真实的历史，有一些作家一直在制造一种虚假的历史感。像张承志这种作品，一直在创造一种真实的历史。1984年，他写《北方的河》，也是很真实，即便读起来非常夸张，甚至你觉得那种激情显得非常虚假，但是当时那种虚假非常真实。那个时候当然也有很冷静的。冷静是真实的，那时候夸张也是真实的，所以大家看一看张承志，只有北方的四条河，才能够容纳他的激情，要到那四条河里面去游泳，他才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大地，父亲。大家注意到，也是写父子的一个复杂的关系，后来他是被父亲抛弃了，所以成了狗仔子，他憎恨做狗仔子，他对这个身份非常愤怒，所以他要改变。他有一天站在黄河边上，父亲，他终于又见到了父亲，认同了大河，然后认同了历史，认同了祖国，成为他的父亲。但是多年之后，大家知道，张承志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写了《心灵史》，写了《西省暗杀考》。所以大家会看到，今天中国的文学，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显着的特点，就是作家和时代的变化包含了一种巨大的冲突和矛盾、悖论。作家本身也在撕扯自己和历史的关系，这是和西方文学非常不同的地方。大家会看到，西方的作家以及他们的文学传统，会从托尔斯泰到随后的乔伊斯，到门罗，到马尔克斯，到拉美、南美的作家，受西方主流文明影响非常深。你会发现它们是在一个统一的美学层面上，是可以比较、可以评判的，可以达成某种可理解性。以至于有一个哈罗德•布鲁姆，他把莎士比亚作为所有西方作家的父亲，才会写下《影响的焦虑》那本书，也才有《西方正典》那本书。

但是中国的作品，我们考察中国的作家，很难单纯在小说艺术上或者诗歌艺术上理解它，不会看到它和时代所构成的一种表现性的关系--它和时代构成了一种搏斗。那么在这种和时代历史的搏斗中，才会展现出他文本的一种力量，这是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不一样。如果我们缺乏历史感，要理解作家非常困难，会造成我们今天中国读者群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接受存在很大的差异和落差。不同代的作家，不同代的读者，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候会产生错位，当然有时候会达到一致。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理想的、最好的作家，他们来痛斥所有的读者，但在今天好像很困难，今天读者是分群的。我也不否认，很多年轻的读者喜欢郭敬明，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让我在文学上全面充分地肯定他们，会有一定的困难，会有一定的保留。要所有不同类型的读者，所有年龄层的读者，喜欢莫言，喜欢贾平凹，喜欢李晓桦，也不现实，他们有不同的经验。

理解中国的作家需要有一种强化的历史感，包括本身对历史有一种理解的欲望。读李晓桦的《世纪病人》，我们会感到，在他的书中，他站在21世纪，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去重温八十年代，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几代中国人走过的八十年代这么一个历程。怎么看八十年代我们所具有的那种理想主义，我们所具有的对中国变革的那种渴望。同时，缺失的九十年代我们又是怎么看。在文学作品中，九十年代的存在，某种意义上都显得很负面，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读的文学作品相对多一点，能够感受到那种九十年代总是破碎的、灰暗的、欲望勃发的，是一个价值崩溃的历史。应该是怎么去改变？在文学的意义上，在价值的意义上，甚至包括在一个理想的情怀的意义上。

所以我理解这部作品中间说的这个失落问题，它虽然一开始在追寻这种失落的心境，去刻画自己失落的一个境况，但它是要在失落中去拔出一个理想主义的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一种态度。

在这部作品中，能够燃烧起来的还是那种激情。虽然他剖析自己的心理，撕裂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也描写资本主义世界病态的万象，但是他一直要重温，要抓回来、召唤回来的，招魂一样招回来的，是英雄主义情怀，包括后面他的谱系，是外一章上所表达的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有两种情绪，他强行把它结合在一起。一种是强大的历史失落感，历史的终结，这个历史怎么样就结束了，他怀有一种不甘，一种痛苦。回来他是那么热烈的去呼唤、重温、抒写那样一个理想主义。当然呼唤和抒写本身也包含很多的质疑，因为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美学基调是反讽性的，包括自己在那个时候的很多表现，很多的行为，也是反讽性的。所以这使他小说很丰富，很饱满，有多个层面，本身这些情绪也是矛盾性的，交接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感受它里边的那种冲击。

唐晓渡：不能把八十年代过度理想化

嘉宾：唐晓渡

前面晓桦说八十年代突然结束的那种感觉让我心动。尽管《世纪病人》的精髓并不在于八十年代，但八十年代对这部小说仍然非常重要，对我们这代人都非常重要。就晓桦个人来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用“锋头正健”四个字来概括他当时的状态，是说那时他正处在军人、诗人这两道根脉充分交集、融合的状态。说“根脉”比说“血脉”要多一重强调其纵深的意味。在军人这方面，晓桦算得上是出身世家，四代军人。虽说我并无这方面的经验，但自以为能非常深地理解一个军人世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理解那种内心的担当和骄傲，那种超个人的家国情怀。诗人同样是一种拥有巨大历史纵深的存在；在这方面，与其说是晓桦选择了诗，不如说是诗选择了他。一个人和诗的那种天然关联是可以辨认的。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到头来其实和诗没什么关系；有的人哪怕是初识，就知道他跟诗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生命关联。我和晓桦相识三十一年了，交流也比较多，更有把握说是诗选择了他。事实上，即便是在他驻笔的十几年里，他在我心目中也首先是一个诗人。他不但注定要写《一个中国军人在圆明园》，注定要写《蓝色高地》，而且注定要写下去，至于写下的是不是分行的诗，那倒在其次。当然不明白这些前文本因素并不会影响我们阅读这部小说，但深究一下晓桦所谓八十年代“突然结束”的感觉，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须知这里“突然结束”的不只是个人命运的一个华彩乐章，更是某种可能的历史延续性。这背后的时空纵深就更大了。

说到八十年代，大家或许知道国外有所谓“八十年代学”；就是说，八十年代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为什么？一个唾手可得的答案是它标志了冷战的结束。但冷战既不是无缘无故开始，也不是无缘无故结束的，它必定牵动一系列问题，历史问题、价值观问题，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问题，包括对这些的反思，等等。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背景，一种必要的提示……我们会注意到，八十年代在这部小说里主要是通过回忆的方式呈现的，笔调上和对温哥华日常现状的当下描述有显着的差异。前些天的研讨会上何向阳说得挺准，她说小说中回忆过去的空间是一种彩色，有着恣肆汪洋的理想主义色彩；描述现在的空间则相对是黑白的，它现实冷峻，还有些迷茫--其实何止是是迷茫，用小说中“我”的话来说，是“气血两亏”。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如果说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一道裂隙以至一种断裂的话，那么，这道裂隙，这种断裂意味着什么？又隐藏了什么？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八十年代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这并不能构成把八十年代过分理想化的理由。如今人们往往用诸如“黄金时代”这样的字眼来指称八十年代，对此我持保留态度。我们三个人都完整地经历过八十年代，都知道真实的情况并不那么“黄金”。83还是84年，有一本书曾被我们中的许多人争相阅读，美国人宾克莱写的《理想的冲突》，也许用这本书的书名来概括八十年代更准确一些。刚才晓明说到九十年代价值崩溃，可八十年代就不崩溃吗？所有的崩溃都源于信仰的崩溃，而这样的崩溃正始自八十年代，否则怎么会有严彬开头提到的“潘晓事件”？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折射了某种普遍的价值危机，回头来看就更是如此。所谓“人生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就是“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够严重的吧？于此之下，怀疑啊，困惑啊，迷惘啊，痛苦啊，失望乃至绝望啊，如此等等，凡九十年代以后人们经历过，或现在人们正在经历的，八十年代我们也都曾经历过，一样都不少。当然有性质和程度的区别。崩溃或危机听起来像是些负面的评估，其实未必，至少不那么简单。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在于它是否同时伴随着普遍的觉醒和新生，能否为进一步的选择和生长提供新的活力。人生如此，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或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我们在同一名目下区别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至今的理由，构成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过八十年代”的理由。对八十年代，我不想用“怀念”之类感情色彩过于强烈的字眼，但即便是完全出于理智，也还是可以怀念一下--不是怀念它的不可复返，而是怀念那种活力涌动、生机勃勃的状态，那种到处都可以看到生长可能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会让个人产生一种与历史同步共进的有机感，其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不错，八十年代也存在信仰崩溃的危机，但那时的所谓崩溃，所谓危机，更多相对的是偶像崇拜，是个人迷信，而不是信仰本身。信仰本身的力量还在，换句话说，某种无形的统摄性的力量还在；不但在，而且受思想解放运动的激励，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了强化。这种无形的统摄性的力量，可以一般地称之为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信念；与之互为表里的，则是意识到的现实参与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这一虽屡经挫折，却始终无可遏止的伟大历史进程的责任感。请不要以为我这是在用一些大词唬人。无论经历了多少动荡、反复和论争，无论价值多元的趋势有多么势不可挡，这种信念，这种责任感，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普遍而真切的内心存在。这就足以形成一个能聚合个体和社会，并极大地影响人文生态和生活氛围的能量/心理场。这个“场”当然不能自动排解矛盾和冲突，也不会自动给谁带来幸福感，但置身其中人会因个体价值的追寻与社会进程相协而自觉有方向感、道德感，活得比较充实、有劲儿、有奔头，而不是像后来那样，越来越觉得和环境分离、格格不入，越来越因社会道德无底线的沦落而激愤以至麻木，越来越陷入精神上的无力、无助和成为历史看客之间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这样说是否又有把八十年代理想化的嫌疑？我希望没有。另一方面，类似的概括更多基于的恐怕是知识界、文艺界的集体记忆，进一步的认知还必须考虑不同领域以至不同个体的差异，这里无非是着眼总体特征和倾向撮其大要而已。就晓桦的这部小说而言，其中有关八十年代的记忆大多表现于“我”作为军旅诗人的种种场景；尽管他没有刻意标榜什么，但透过这些转换于前线、高原、大院、文坛、职场的不同场景，透过渗透其间的对军人/诗人双重身份的角色感、职责感和荣誉感，尤其是透过那种只能是享受自由和创造时才会有的弹性十足的笔调，我们还是不难感受到那种从内部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无形的力量，辨认出那个足以使个体追求和大的社会历史进程相协的能量/心理场的存在，以及这一进程本身的生机和活力。然而，所有这些似乎突然就结束了，并且如艾略特所说，不是轰隆一声，而是扑哧一声，或者说，先是轰隆一声，然后是扑哧一声，其缘由如何，过程怎样，小说没怎么正面着墨，但在座的多有亲身体验，是可以于空白处深长思之的。

晓明刚才说，九十年代如今在我们的描述中多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他对此显然持有异议；我也赞成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具体分析；但至少从人文生态的角度，说九十年代往后一路加速度地恶化，且后果严重，甚至积重难返，大概并不为过。就此而言，《世纪病人》也可以被视为一部有关这种后果的小说，小说中的“我”所表现出的种种当下病态：他的迷失，他的抑郁，他的自闭，他的焦虑，他的偏执，他无可诉告的孤独，尤其是他由于失根而带来的失语、失重、失魂落魄、气血两亏的感觉，如此等等，正是既集中承载了上述后果，又致力于其内部的解剖、揭示的一个人格标本。当然，所有这些都和他身处异国他乡的特定环境有关，但身处异国他乡真有那么重要吗？它是导致这种病态的首要条件吗？关键节点吗？“我”到底是到国外才生出了这些病态，还是原本就怀病出国，甚至因病出国，国外的环境只是进一步刺激、强化了他的病态，令其更显豁，更极端而已？对此作者同样少有正面落墨，但无需特别的细心，读者也能从小说让回忆和当下互为镜像所形成的对照中，从这种对照所反映的“我”的精神人格前后不可以道里计的巨大反差中，发现和提出这些问题；而答案似乎也不言自明：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如此深重的精神疾病，又岂有未经长期孕育之理？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