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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整个中国都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几乎无处不“左”。但上海音乐学院的“左”在所有高校中尤其突出，这是有现实原因的。

漕河泾幽雅的上音校园里，每到傍晚时分，晚饭之后，暮色初降，总有几个女生一边散步，一边用不同声部唱着《红莓花儿开》。她们气质娴雅，穿戴得体，四个声部的歌曲唱得又好又准，这是在其他地方怎么都看不到的，在校园里小河、大礼堂钟楼、大草坪旗杆的背景下，真是带有诗意的情景！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们走过，心里油然涌出两个字“贵族”。唱的歌呢，最多的就是《红莓花儿开》、《小路》等，都是苏联歌曲。

上音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老师、学生的出身大部分是“资产阶级”，一般寻常之家，哪能培养得起学钢琴、小提琴、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孩子呢？所以成分好、工农兵出身的学生，比例很小。我的出身也算资产阶级，但很快就明显感觉到，我和身边的很多同学，尤其是上海本地的同学不一样，或者说，他们的“资产阶级”也和我的那个“资产阶级”不一样。他们穿戴、做派洋气，视野开阔，知识丰富，脑子灵活，专业水平和起点都比较高。在他们眼里，我是从小地方来的，还带着乡土的味道，没那么多心眼，甚至很单纯。事实也如此，大概这就是“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资产阶级”的区别吧。我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会模仿他们。到上海不久，在上海同学的“教导”下，我的穿着就起了点变化，主要是跟着大家穿细腿裤。说上海话似乎也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凭着我在语言方面的超强“才能”，很快就学会了上海话。

成公亮最早的一张弹琴照片，1958年在上海东平路上音附中校园（原蒋介石、宋美龄在上海住宅）花园中拍摄

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出身学生扎堆的学校，大部分人都在学习资产阶级的西方音乐，而且由一批资产阶级教授领导着，专业上重技术不重政治，这还了得！到了“反右”，就常常会听到“资产阶级的象牙塔”这个词儿。社会主义国家里居然存在着这么一个“资产阶级的象牙塔”，所以每搞一次运动，就会有强有力的党政领导到学校里来领导工作。资产阶级教授们的代表就是院长贺绿汀。贺绿汀来自白区，上面始终感觉贺绿汀不是自己人，用起来不顺手。“反右”的时候贺绿汀问题还不大，“文革”开始就过不了关了。——所以，上海音乐学院的“左”，跟上层权力始终关注它、对它的钳制有关。

另外，也有很多师生，正因为出身于资产阶级，好像有一种“原罪感”，遇到运动，反而视作表现的难得机遇，拼命展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背叛所出身阶级的勇气。如此一来，上面领导有力，下面调动起了大家的情绪，上音又怎么会不“左”呢？

这年暑假之前，“整风运动”已经在学校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又是鸣放会，又是群众性大型座谈，热闹得很。食堂那里的布告栏被扩展了，路的两旁都用来贴标语和大字报。有意思的是，附中初中部的学生刘道寄也成了众矢之的。

刘道寄小小年纪，名头可真不小。我还在长兴念初中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广播里听到了他的名字，他原来是一个牧童，因为歌唱得好，被推荐到怀仁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样传奇的经历，很让当时做着音乐家梦想的我兴奋和激动，还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考上附中那年，他出了唱片，名气就更大了。但他一下子面对那么多荣誉，很自然地有些浮夸。他平时爱吹嘘自己水性好，没想到一次下乡劳动时，真的就有同学在他面前坠入河里了。大家都叫水性好的刘道寄赶快下去救人，他不知怎么的，是惊慌失措还是不敢？最后那位小同学淹死了，所有人都指责他见死不救，引起了公愤。

这时党委号召大家给党的工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一开始就出现了好多针对这件事的大字报。说白了，这些大字报未必全是冲着他去的，恐怕真有和把他树为典型的领导对着干的意图，借这个机会表达不满情绪，出身“好”未必一切都好，出身“不好”未必一切都不好。我想党委领导一定怨刘道寄不争气，本来是多好的典型啊，充满着某种浪漫的意味，贫下中农出身的牧童进了音乐学院，这说明了共产党的英明、有见识，上海音乐学院在培养劳动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可“见死不救”实在说不过去，众怒难犯。树这个典型好比下棋，出了一个臭子，全盘搞砸了。大概一两年以后，刘道寄变了声，不适合继续学声乐，就在学校里消失了，也很快被大家忘记了。

7 月“反右”开始，主战场在大学部，“揪”出来的比较出名的“右派”是汪立三、刘施任。当时，刘施任写过一个大合唱《祖国颂》，汪立三写过一个钢琴独奏《蓝花花变奏曲》，都很出名。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写了篇文章，标题是《论对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虽然口气很婉转，但实际意思就是说，冼星海的那些交响乐是不行的。尽管冼星海已经去世十多年，可他的《黄河大合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写的作品，连带他的其他作品都被染上了神圣的革命色彩，说他创作的交响乐不行，这还了得！于是，他们都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去了。

当时有一个政策，中学生不参加“反右”。但上音附中和大学部在同一个漕河泾校园里，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学校里整风运动时“引蛇出洞”的“鸣放会”那么多，穿梭其间的偶尔也会有附中的学生。这么一来，附中竟然也出了几个“右派”。

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曾一起主修二胡的吴兴达。他是浙江宁波定海人，口音很重，大家叫他“小宁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去参加了鸣放，最后成了“右派”。我和他关系并不密切，也不知道他接受了什么处理，有没有“戴帽子”，只知道这以后他就不见了。等再见到时，我已经在大学部，不知道他来学校做什么，是因为落实政策，还是看一看大家……

另一个是高我一级的同学金丽生，也是浙江人，主修笛子。他怎么卷进去的，我们都不知道。80 年代初，也就是二十多年之后，我在上音见到他——他被落实政策，安排回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虽然他已经被“平反”，但笛子荒废那么长时间，自然不行了，回到学校，安排在食堂里卖饭票。他跟我说回来工作了，并没有讲到下放改造的经历，还问我：“说我笛子不行了，我是不是不行呢？”我的印象之中，他希望能够继续搞笛子专业工作，但岁月无情，到这个年龄，丢掉的再也回不来了，心里是很难过的。

作曲专业的高班同学邓尔博也被打成“右派”。他是大学部作曲系老师邓尔敬的弟弟，在专业上他是早熟的，很有才华。1956年我刚入校，就知道我校去北京参加“首届全国音乐周汇演”的作品里，有他创作的钢琴独奏《新疆幻想曲》及竹笛独奏、钢琴伴奏的《喜悦的村童》，那时他才十七岁啊。可他还是逃脱不了政治的拨弄，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去安徽劳动改造……作曲专业还有两位同学被打成“右派”，一个叫丁泉生，另一个是王令康。

那年我十七岁，对这样的年龄来讲，“反右”留下的感受不是很深，但慢慢地，还是感觉到学校里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到“文革”前我毕业离校，大大小小的运动一直没有停过，我渐渐地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运动里磨灭掉的，往往是成绩最好、最有才华和前途的学生。

晚年龙榆生

关于“反右”，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明白。一次我们去大学部参加批判会，是批判“右派分子”龙榆生的。龙榆生我们不熟悉，只知道他在大学部任课，是词学研究方面的大家，偶尔遇见他，小小的个子，厚厚的嘴唇，大大的鼻子，戴一副黑色圆框眼镜，很容易记住。在那次会议上，一位教文学的老师发言批判他“向党进攻”的词作，其中有一句是“墙尔何来”——我至今都记得，真奇怪，这是五十多年之前的事情呢。可能是那位老师读这一句时的拿腔拿调“墙尔——何来——”让我记得这么深刻吧。我不明白的就是，那次会议的地点，我能肯定是在市区淮海中路、汾阳路校区的小礼堂里，也就是说肯定发生在1958年上音迁到市区之后。那一年全国都在热热闹闹地搞“大跃进”，怎么又回头搞起“反右”来了呢？在漕河泾“反右”时并没有龙榆生啊？

本文选自《秋籁居忆旧》

成公亮 口述

严晓星 执笔

（统筹：启正 编辑：松露）

中华书局1912 2015-08-23 08: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