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２０世纪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迫使人类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行为的合理性作出现代意义下的批判。从历史方面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体经历了古代的统一和近代的对立两个阶段，近几十年来，人们又更多地强调和谐、统一。笔者认为，对立与统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不是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只有坚持人与自然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才能推动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是靠人对自然不断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要不断调整人类行为规范，使其保持合理性。
　　　　１　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的本性与进步
　　在今天看来，人与自然对立的观点，即人与自然构成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是错误的，然而，在看到它对自然系统的破坏、给人类自身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也要肯定它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新进化。还应看到它是人类本性的一种体现，是不可能放弃的。
　　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从人类产生意识时就开始了。人类意识不仅有对象意识，而且有自我意识，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使人作为主体而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相反，动物心理并没有把动物自身同自然界其它事物区分开，没有自觉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也就没有自己的主观世界。能够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是劳动。
　　人类在最初的劳动中，在生活中由于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的区别，也就思考着如何使用环境和改变环境。“自然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猛的野兽、火、水，人总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并且是从自然界本身获得这些手段，利用自然来对付自然界本身。”［（１）］
　　人的意识、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从此，大自然的发展采取了一种被思维、意识所规定、预设和支配的方式；世界的运动发展变成了人的计划、设计和主动自觉奋斗的结果，其变化的速度和状态，就决定于最优目标设定。于是，大自然的演化发展到进化，又从进化迈入到优化阶段。
　　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加速了人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进程。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理论，为这种对立关系进行论证说明。这些说明中，较有影响的是目的论、工具论和资源论。
　　目的论说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是一种原因，一种为了一个目的而活动的原因”。［（２）］“在那些产生出来的，而且是由自然产生出来的东西里面，是有那种有目的的活动存在的。”“整个系列中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次一步；一般地说来，技术有一部分是完成自然不能完成的东西，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３）］尽管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近于不科学，但它确作为人与自然对立，对自然的一种反思。
　　工具论说明。弗·培根一直深信，人类统治宇宙万物的权力深藏在知识之中。培根认为“人的知识和人的权力归于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４）］很清楚，培根把科学技术的发明，凌驾于诸如亚历山大的武功、罗马帝国的建立等一向被历史看作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之上。后来法灵顿评论“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历史判断”。［（５）］在这之后的至少２００年里，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观成了占支配地位的科学观。在这种科学观的支配下，首先是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尔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类征服宇宙和改造自然制造了各种工具。
　　资源论说明。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这个神奇的工具，不断征服自然的同时，又把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财富。约翰·洛克认为，大自然中“有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可让匮乏者用之不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洛克成了宣扬无止境的增长与物质财富的哲学家。［（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点是物质的利益。他宣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经济学自然规律，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结论：最有效益的经济结构是放任主义的经济结构，即让一切都不加干涉，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之后，在这种资源论说明的鼓动下，人类为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发明。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与自然的区分，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一大进步。人类意识自己应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是人的本性所在，人类的主体性确立，标志人类的觉醒。人类利用自然建立了自己的物质文明，即人化自然，人类成为自然的精神，这是地球自然区别其它自然（星球）的一大特色。也应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对立，需要的是人类行为的理智，需要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以上几种确立人是自然主人的说明，偏颇之处也把人类引入了困境。
　　　　２　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
　　２０世纪科学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自然科学图景，而且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对峙局面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和谐。其实，从１９世纪以来，人们就提出各种理论来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的必要性。
　　人与自然统一的规律论阐释。１９世纪，恩格斯就告诫过人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７）］马克思告诉人们，人为着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置于和自然不断变换的进程之中。人使“自然物质的形态发生变化，就必须悉知他们所加工的物质的“形态”，即其规律，和他们周围的自然现象的本质，如果无视这一点只能灭亡。所有对自然的支配，总是以有关自然的各种联系和过程的知识为前提的。
　　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论阐释。英国生态学家斯坦利于１９３５年，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一科学概念。生态论认为，自然不仅包括从无机宇宙到有生命的地球出现的天然自然，也包括人工自然。如果人工自然无节制的扩张，则将遭到地球生态系统的瓦解。生态论主张，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责任也引入到自然本身的进化历程中。事实上，生态自然观是以一种开放的形态吸取了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人与自然统一的综合进化阐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的Ｅ·拉兹洛发表了《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一书，提出了广义综合进化论。广义综合进化论把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进化，统一在一个有它自己的规律和逻辑的首尾一致的框架内。“自然和人性，或自然和人类正处在漫长进化历史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只要人类进化过程一直要继续到太阳生命所容许的遥远的未来，那么就需要和谐。”［（８）］
　　人与自然统一的熵阐释。１９８１年，美国的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发表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作者认为熵定律已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只有以熵定律作为新的世界观来考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才能减慢熵的增长和延缓走向“热寂”的速度。他们主张建立低熵社会，“在低熵社会里，人类与其它动物，以及整个自然和诣相处的思想，取代了‘征服’自然的概念”。人类“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这样，后代们（包括人类和其它形式的生命）也能在将来享受到生活的甘美”［（９）］在低熵社会里，把一切现象都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论理解方法取代了我们脱离生态系统活动的现代人类观。尤其重要的是，低熵世界观也向我们展示出我们面对的客观限制－－我们地球资源的限制和我们必须施加在技术利用上的限制。
　　人与自然统一的各种阐释都各有其特点。规律论阐释强调人与自然统一于自然规律；生态论认为人与自然统一于生态系统的平衡；综合进化论认为人与自然统一于整体进化；熵解释认为人与自然统一于减慢熵增，统一于对资源使用的限制。这些论点共同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自然自身也是有秩序的。如果人类社会破坏了这个自然秩序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人在大自然中生存和发展，人与众多生物共同创造了适应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然而，人类为了自己的某种追求而使大量生物灭亡和过量消耗能量，人类就将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条件。因此，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基本条件。
　　　　３　人与自然关系：是对立？还是统一？
　　当人类高举征服之剑在建立了自己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产生出比他“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多更有害于人类的“垃圾”。这种“垃圾”到了２０世纪，已经发展到给人类生存造成相当大的威胁。７０年代，罗马俱乐部警告人类，这种情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类面临的则是黑暗的深渊，他们将日趋灭亡。罗马俱乐部提出的报告使昏昏欲睡的世界惊醒过来。
　　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调查报告中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之中，要使地球上人类生存繁衍下去，必须解决保护环境和生产持续发展的矛盾。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作茧自缚的痛苦。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在日趋复杂的混乱中，我们挣扎着保全自己。我们天天都感受到生物学家早就知道的真理：生物体不能在自己的污物环境中长久生存。”［（１０）］
　　１８世纪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和谐观。卢梭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要求人们回到自然中去，摆脱这个对人的束缚的科学，直接回到人和自然界相互完整的状态。让自然“做它自己应当做的事”，人所能够做的是按照自然行事，他不应该存在有非份之想，做自然的主人更加危险。卢梭以独特的方式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是唯一的，自然是一个整体，它通过自己的活动表示自己存在的方式；人则应与内在地寄于整体的自然之中，二者融化在一起不可分离。自然得到赞美和崇拜，同样应当映射到人的身上显示的独特的整体属性。然而，人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证明，这种“和谐”已经不可能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零增长理论”。这种理论提出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主张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全面的限制。他们断言，要使世界系统避免最终崩溃，唯一的办法是奉行零增长的政策。这种理论一提出就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它把局部的处理方法放大到全体（全球）；它也没有看到人的智力进化及其外化，在改造人与自然矛盾方面的作用；它更没有看到人类社会运动形式无限扩张的思想和实践始终是社会所固有的。因此，停止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从以上所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人的主体性、自然的客体性；人的主动性和自然的被动性，人是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人是自然的一员，人依靠自然而生存与发展；人的活动要服从自然规律和环境秩序；人的需要的扩张，要根据资源的现实有限性和未来开发的能力。
　　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在实践中，通过“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体现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统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通过劳动，人使自然界消除了原始直接性，成为对人有用的“现实的自然界”；另一方面，人也是自然的产物，通过劳动，作为与动物的感觉相区别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因“人化的自然界”的存在而产生出来，“自然的人化”使人的“特殊的感性的本质力量”得到客观的实现”，以适应“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１１）］
　　于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自然界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这一过程，同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这一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因而，马克思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１２）］
　　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理论揭示出，人与自然的统一，既不是简单地把人归附于自然，也不是简单地把自然归附于人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辩证运动来实现的。
　　　　　　４　自然的人化科学性与人的自然化深刻性
　　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实质上就是自然的人化科学性与人的自然化深刻性的统一。可以说，１７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科学仅仅是打开了人与自然之间永不完结的对话的新篇章。
　　１９世纪中叶，物理学和生物学双方都发现自己陷入了同变化的性质有关的纠缠不清的矛盾之中。经典热力学和达尔文生物学确定的进化过程，在同经典物理学发生冲突的同时，它们二者之间也在相互冲突。“在经典热力学中，‘时间之矢’朝下，趋向无组织状态和随机性；相反，在达尔文生物学中‘时间之矢’朝上，趋向于一定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组织性的更高层次”。［（１３）］然而，经典物理学中，只有对时间的量的规定，没有质的规定，即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它理解的时间是一种可逆的时间。也就是说，经典力学并没有揭示出自然的进化和发展的机制。这样，１９世纪，人们发现的自然是时间模型，即进化和发展的自然。
　　２０世纪出现的非平衡热力学，把生命有机体看成是一个远离热力学平衡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中，经典的热力学定律仍然发生作用：如果系统不能从外部获得必要的有效能量（负熵），系统就会自发地趋向热力学平衡。如果这个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能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取负熵，这就使得在熵定律作用下的系统能够增加自身的组织性，从无序走向有序；在时间上，呈现出一个不可逆的、向上的进化过程。这样，非平衡热力学为自然与社会的进化、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这种理论框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引起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人不断消耗自然中的能量，最后要使自然资源能量枯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自然界的熵增大为代价的。“所有有用能量已消耗一空，到处是永恒的死寂”。另一种观点认为，地球的潜力和自然资源的潜力是无限的。如果说地球资源的潜力是“有限”的，那么也会被不久即将找到的地球以外的资源和领域所补充。
　　近年来，尽管环境科学迅速发展，但理论上仍存在严重分岐。生态学林立，许多生态问题无有头绪，实践中也无明确对策。其原因在于，“对环境发展的主因和主线则至今不明，因此，对当前呈现出的环境危机也难理解。”［（１４）］有人认为，生态平衡理论的根据是物质循环，但物质循环是一个封闭系统。而“这种把地球生态系统看成是孤立的、封闭的，原地循环而永恒不变的系统，不仅不符合当前环境危机的客观现实，也阻碍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１４）］有的学者，根据耗散结构理论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氧化生态观。这种观点认为：“地球生态系统是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还原性游离氢不断地自高空逸散丧失，由此牵涉到环境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的氧化。环境中的物质循环不是原地旋转，而是螺旋式上升运动，氧化变化是环境发展和生物进化的主线。氧化是当前环境最大的破坏者。生物圈的始态是还原态，终态是氧化态，生态环境是有始有终的发展过程。”［（１４）］氧化生态观提醒人们，注意引起生态崩溃的氧化阈值的到来。
　　２０世纪以来，人类重新认识了地球。人们发现地球是很不同于其它任何已知星体的特殊星球！原来认为地球具备能够满足生命活动要求的条件，所以唯独地球才有生命。但是，近年来科学界逐渐趋向于一个新认识，即反其因果，认为由于地球上有生命，所以地球表面才会有现在这样的环境状态，才能保持现有的远离天体物理学平衡的状态。
　　地球不同于其它星体的特殊在于它是一个靠生命捕获、转移并储存太阳辐射能，靠生命活动来驱动地球表层的物质元素循环，靠生命过程来调节、控制并保持其远离天体物理学平衡的开放系统。地球现有状态是生命参与的地质历史过程的结果，地球现有的状态也是靠生命活动调节、控制和维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球大气圈与水圈既是生命活动的场所，也是生命活动的产物。”［（１５）］这种理论告诉人们，保护地球上的生命是保护地球环境的关键。
　　人类是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塑造地球生物圈的，最终把生物圈变成理智圈（受人类控制和影响的生物圈）。然而，所建立起来的理智圈是否理智，则取决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深度；取决于自然观；取决于人类对其自身的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判断；取决于许多人类自身不断预料的因素及其配置，这就是自然的人化要具有科学性，这又与人的自然化的深刻性是一致的。
　　　　５　为人类行为的合理性确立原则
　　人类几千年文明的演进历程是一部伟大的发展史诗。而今日，人类要用高度的智慧与预见来控制、驾驭发展，使之与环境的进化和谐，趋于双方互益反馈，趋于双向良性永续，这一日益获得全球共识的观念转变，则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目前，人类正在把这一认识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并努力为其合理性确立原则。这些规范原则涉及各个领域，它也将引起人类文化、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的深刻变革。
　　人与自然关系优化的社会发展原则。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１９８７年４月它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为了保护全球的环境，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持续发展”的方针，即寻求一个“既满足人类目前需要和追求，又不对未来的需要和追求造成危害”的方法。１９８９年８月，联合国人类基金会等组织召开的“国际人口、环境和发展研讨会”，会议通过了《寻求持续发展的宣言》。１９８９年９月，科学家签名发表了《关于２１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２１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的研讨会建议书》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科学技术能力、政府调控行为、社会公众参与’三位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１５）］
　　人与自然关系优化的道德原则。人们认为应当把道德原则引入人与自然关系之中。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形成生态道德。生态道德原则要求人类承认生物物种的生存权力，尊重和维护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主张，人类应该把对生命的尊重放在第一位，因为生命的尊严是最高的价值，或普通的价值基础。他说：“生命是尊严的。这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等价物，任何东西都不会代替它。”［（１７）］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认为，“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它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都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１８）］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１９）］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融合看成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据报道，从１９２１～１９９２年，制定的有关保护野生动植物和保护资源的国际公约达１１８项。
　　人与自然关系优化的生产原则。生产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领域。许多人提出要纠正以往那种竭力追求单一目标，却留下一大片破坏的“先发展后治理”之路；要发展生态技术，谋求基本无废物的新生产范式；要变“掠夺”式生产、“破坏式”生产为“增益式”和“良性式”生产。《２１世纪中国的环境和发展研讨会建议书》中指出：“我们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建设、机构建设、法制建设、人才培养及全民意识的同时，重点倾斜于各主要产业部门的经济行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涉及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技术体系被真正地纳入规划，只有在科技长入和政府管理上真正实现有力度的倾斜，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得以保持和提高。［（２０）］
　　人与自然关系优化的消费原则。消费也是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领域。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在向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中写道：“人类将面临其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要求人类建立一种新的消费原则。一代人的消费要对整个人类的世代负责。资源是属于下代的。联合国发布的《世界资源保护大纲》中引用了一句名言：“地球并不是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而是属于我们的后代。”人们认为传统的朴素生活节俭往往从自家、国家的基础出发，而如今的朴素、节俭放在整个自然系统大环境出发，放在整个人类世代的发展出发。从而看出人类的意境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崇高人性的又一重要体现。
　　人与自然关系优化的共同体扩大原则。对于处理这种复杂的、易变的和不确定性的全球生态问题，西方后常规科学开出的“社会药方”是：科学事业的所有要素都必须有一个扩展。首先必须有这样一种专门技能，它的根源和关系不同于传统科学。这些新参与者，增强了传统的共同体，产生了所谓“扩大的共同体”。这里需要由不同专家组成的许多科学共同体的努力联成整体，而不是将以现有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得到成果简单累加。同时，在变化了的科学共同体中，形成一个科学民主化系统，使这些参与者能合法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和其它事物一样，也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的过程。同时，它也绝非仅仅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而今它又深扎在人与人的矛盾之中。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与全球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是同步进行的。全球性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同时，人与自然关系也会得到进一步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也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这样，研究和认识自然与研究和认识社会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１）　《黑格尔全集》第１１卷，转引自什科连科着，范习新译：《哲学·生态学·宇航学》，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页。
　　（２）（３）　《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９、１４７页。
　　（４）　培根：《新工具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９页。
　　（５）　法灵顿：《弗·培根》第４页。
　　（６）　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页。
　　（７）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４９－１６１页。
　　（８）　Ｅ·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页。
　　（９）（１０）　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９２、１８５页。
　　（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５－１２９页。
　　（１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２０页注①。
　　（１３）　Ｅ·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４页。
　　（１４）　武觐文：“人类环境的氧化生态观”，《自然辩证法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２４页。
　　（１５）　张昀：“新自然观与人类文明”，《哲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０期第３２页。
　　（１６）　“２１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建议书，《科技导报》１９９４年７期３－４页。
　　（１７）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２１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３０页。
　　（１８）　Ａ·佩切伊：《未来一百页》，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９页。
　　（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０页。
　　（２０）　《科技导报》，１９９４年７期第３－４页。
　　自然辩证法研究京035-040B1哲学原理滕福星19951995滕福星，１９４２年生，东北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　范勤宇）　　　　　　 作者：自然辩证法研究京035-040B1哲学原理滕福星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2:2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