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杨煦生:上帝如何在中国“隐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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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4年8月初,弘道书院约请三位儒学思想背景学者,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围绕“上帝、天道与儒家”这个主题,继续讨论“上帝在中国”这一话题。作者杨鹏现场发言“回到上帝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梁涛针锋相对,“有必要从中国历史上找出上帝来吗?”(详见周六推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杨煦生表达了对杨鹏研究的认同,他指出上帝在中国的隐遁,是一个被大家习惯了的精神事件。“超越性”的“隐遁”的过程,是孔子以后发生的。宋儒的新兴儒学,极大程度地强化了这个“隐遁”,现代儒学,某种意义上乃宋儒的深化。以下为演讲实录:


“上帝”的“隐遁”大家慢慢习惯的精神事件


我与杨鹏兄就这个问题的沟通,在两三年前就开始了,我还读过他正在记录的另一部宗教作品的一部分,中国颂诗的一部分。上帝主题,是大主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极有忌讳的重大主题。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都可切入,一个是回应西方,一个是回应当前全面的精神困境,回应我们对传统起码一百年的误读等等。我最赞同的,正是秋风兄反对的。


孔子以后,在儒学内部或者在中国文化内部,有一个对“超越性”部分的遗忘的问题。不说被抛弃或者被忘记,但确实有一个对“天”、对“帝”,对孔子作为依据的那些超越背景的慢慢遗忘的问题。1992-2003年,我做了一个题目,探讨上古“超越性”的问题,也就是“超越性”在中国思想史上“隐遁”的问题。 我并不觉得“超越性”就消失了或者消解了,而是觉得被什么东西遮蔽了,以一些形式“隐遁”了。具体的历史发展中,“超越性”用别的形式寄生、转型、变形,最后到现在,成为大家所看到“超越性”的似乎接近消失。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隐遁”的概念,不是恶意的,仅仅是遮蔽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精神事件,是大家慢慢习惯的精神事件。“超越性”的“隐遁”的过程,是孔子以后发生的。然后宋儒搞新兴儒学,极大程度地强化了这个“隐遁”过程。现代儒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宋儒的深化。


解决中国信仰问题,起码要回到孔子与董仲舒


我们要回到孔子与董仲舒心中的问题,要解决中国信仰问题,从儒学这条线上,起码要回到孔子跟董仲舒。儒学史上,有一个难度很大的变化,理性化变革,这是从周公到孔子之间所发生的路径,我理解为早期的理性化进程。理性化是无数次的,是多次的,多次反复的。秋风讲的“天”和“帝”的区分很精彩,从“帝”到“天”,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跟当时整个经济社会情况有关系,可能是有一个新的变种。起码,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理性化很早就发生了。所以追溯“天道”、“性”、“上帝”信仰或者“天”的信仰的衰微、被遮蔽的问题,我想,这个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节点,发生在周公跟孔子之间,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很关注的一点。参加本次活动后,我深觉自己有义务尽快把我多年前的作业重新做出跟大家讨论。


“上帝崇拜”仅存在于帝王家是精神霸权的问题


考虑到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宗教问题,核心是宗教被垄断的问题,是合法性被垄断的问题。杨鹏兄这本书,揭示了上帝崇拜普遍存在于帝王家,这里头有一个政治合法性的垄断。除此之外,有一个精神的垄断,精神霸权的问题。


毛泽东就讲君师合一。毛泽东在四个伟大里,只挑了一个。伟大领袖不要讲,伟大统帅已经是过去的事,没有人敢造反,毛泽东只要“伟大导师”。为什么?清代异族的自卑感或者毛的焦灼感,需要合法性,这是从消极角度讲的。当一个人的政治权力集中到最高形态后,可能就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鲁迅讲的,当了皇帝想成仙,生命的物理意义的延长;另外一个愿望是当世人师。君王要成为精神导师,这与中国传统君王垄断上帝祭祀有关。


“上帝”在“六经”里脉络清晰


“上帝”在“六经”里这么清晰,从思想脉络来讲,经过春秋战国一直到辛亥,与“上帝”相关的思想脉络是清楚的。学者认为“上帝”更多是商人的信仰,“天”是一种周人的信仰,其实这个划分讲不清楚。但确实有秋风讲的形态上的区别。假如要跟一神教宗教相比较,从犹太教、基督教到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里,首先上帝是说话的,第二更关键的一点,还需要清清楚楚的一批先知。上帝之言,上帝的律法,是通过先知之口传出的,这些律法成为人类社会政治的基础、法律的基础、社会的基础。律法是由上帝颁布的,通过先知之口传达的,这一点圣人与先知之间,是有差别的。


古代君王祭祀上天时以祖先配祭,升上去的祖宗最多是配天,配上帝,所以过去祖先崇拜仅仅是上帝崇拜一个别支。但为什么在后来的中国,祖先崇拜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东西?


看各种法律节目访谈,问那些罪犯,你这么做对不起谁?回答多是“对不起父母”,血缘最重要。父母延伸一点,就是祖先。


对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讲,今天社会上他什么都无所谓,但对父母,对祖先,有一份超越不了的情感。一个人是光宗耀祖还是辱没先人,这成为荣誉感跟耻辱感的分界点。祖先崇拜本来在商及周初期,是从属上帝崇拜的辅助,但后来怎么变成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主导性东西?


杨鹏说,祖先配天的传统,是君王垄断的,对皇家一直很重要,但现在随着君王的消失而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普通老百姓祖先崇拜的传统。这是一种解释,但还需要再讨论。


上帝崇拜如何隐遁了?是值得追究的精神事件


上帝崇拜,中华文明之开端,这个东西后来怎么就隐遁了?或者怎么就被隐遁了?还有周公制礼作乐,到今天为止还是我们文明的基础,这与上帝隐遁有关系吗?现在被大家公认的中国文明,从社会学角度,从古史角度,真正奠基时期是周公时代。周公时代,大变局之时代,那种曾有过的“超越性”追求,是不是在那个时代突然内化了?然后通过宗教权力的垄断来确立政治的合法性,来保障政治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做法,过去就开始,以后不断发生,直到今天。但为什么,超越性的东西在文明中的地位,突然发生转型了?这是需要我们从不同角度,从古史角度、社会学角度、人类学角度,当然首先是从精神角度看这个问题。这部分研究,对我们今天意义重大。我们面对的,刚好是三千年以来的天崩地裂的大变局,我们很悲哀地生活在这个时代,体会到这可能是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的时代,乱七八糟的时代。这样的混乱时代,正需要重新探索和梳理我们的精神生活结构,重新思考我们生活的根基,并且是在本民族现有的思想传统的框架里。所以杨鹏兄的工作非常重要,值得很多朋友一起来参与,从各自角度思考。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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