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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五四”有牵连的作家全走了

►您说过，您写书出书，以及拥有现在的知名度，其实是为了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的书，您觉得您所谓的这个“阳谋”目的达到了吗？

陈丹青：我想达到了吧，我从来没有指望有很多人来读木心的书，但是我不愿意让它这么被错过、埋没，每当遇到一个青年对我说：“我正在读他的书，我非常喜欢他。”我当然会很高兴。我现在会遇到很多读他书的老人，比如说，我父亲就很惊讶，他读了《文学回忆录》，说你做这件事情比你一辈子画这么多画都有价值。我在南京遇到一个前文化局局长，66岁，也是我们知青这一代的，他居然以个人的力量买了一百套送给他的同事——下面的年轻人。他一定要见我，我们谈了一个晚上，他在书上做满了批注，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木心的读者各种年龄层的都有，我很高兴有些专门从事文学史教学的专家，也开始有若干篇写木心的文章发表出来。

►您也说过，木心可能是唯一的一位衔接古典汉语的传统和“五四”文化传统的作家。木心对此前中国作家“断层”的补白，是否满足了公众巨大的饥渴？

陈丹青：我不知道大家有多饥渴，这个大家是指谁。我当时说这个话，其实也蛮着急的，专业圈的人会非常不屑，或者觉得愤怒，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当然我不是文学圈的人，我读书很有限。可是，我想过去二三十年，有一个现象你应该注意到，就是最后一代跟“五四”有牵连的作家差不多全走了。

我一直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像沈从文、钱钟书，这些人都还活着，新世纪以来一个一个走了，到现在差不多没有了。但是我要说，基本我读过的，可以说20后、30后的作家，也就是在过去20年，差不多在75岁到90岁之间的作家，我看他们的东西都觉得是断层，他们的东西跟陈独秀、鲁迅、胡适是不一样的，就是已经开始有后来的东西，白话文以后的东西。

再年轻一点儿30后的，今天可能还健在的一些作者，像80岁左右的，我不觉得他们的文章是一个民国过来人写的东西，在文脉上，还是一个共和国以后的知识分子在写作。我指的是整个语言系统，包括思维。我们这代“狼羔子”不用说了，你看头一行就知道是1949年以后的写作，或者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写作，你读几个词就知道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在纽约发现木心以后，就觉得这个人没断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尤其是恢复高考以后，今天50后、60后一代研究文学的，或许知道世界文学史，论资料可能比先生还要多。但当他一开口、一下笔，文脉还是1949年以后的，或者是80年代以来的。我是这么看的，我不知道对不对。

再没有像木心那样说话的人了

►您跟木心的缘分开始于1982年纽约地铁的一次邂逅？

陈丹青：对，那就是一面之交，但是过了大半年以后，我在报上看见了他的散文，一篇，就一篇，我就找他，一下子谈到快天亮。从此就一直到他死，两个人变成很近的师友关系。陈向宏（乌镇旅游公司总裁）也是这样，当年有一个不知名的本乡居民寄给他一份报纸，是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面是木心1994年回乌镇一天一夜的感想，题目就叫《乌镇》。向宏看了很惊讶，说我们镇上怎么还有这么一个人，除了茅盾以外，怎么还有一个文学家、画家在美国。他就到处打听，完全没有线索，没有人知道他。一直到2000年，举办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王安忆来领奖，他从王安忆那儿才打听到有一个陈丹青在纽约跟他很熟，王安忆通知我，我就转告木心，这样木心就和向宏、和家乡联系上了。

►您当时读到文章的感觉是什么？

陈丹青：因为我从小喜欢读鲁迅，读“五四”有限的几个人，郁达夫之类的。那是一种语感，我并不懂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解读，但是我只是有一个少年阅读的记忆，我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一读到木心，我觉得这样一句一句往下写的怎么还有一个人，此前我当然读过一些大陆我的同代人写的东西，或者40后、30后写的，好的当然有，就没有那么喜欢，那么印象深刻。我马上就去找他，很奇怪，他当时是50多岁，比我现在还年轻，从此就来往了。

►经常见面吗？

陈丹青：有一阵天天见面，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

►而且他也是美术出身。

陈丹青：我们都是留学的名目出去的，所以有一阵子有个合法身份，到了学校找个咖啡馆坐下来，或者直接走到学校后面的一个中央公园。

►您到现在想起，这算是人生里面最大的缘分吗？

陈丹青：是啊，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一辈子有很多缘分，木心当然是我最……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哪里再去找这么一个缘分。他走了，他那样说话的人就没有了，他用非常市井的语言跟我说话，以后不会有人可以这样聊天谈话了。

木心回应时代，同时又在回避时代

►木心先生在他的作品里也经常引用到尼采的那句话，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陈丹青：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话，但是我知道另外很多话是关于时代的，好像你对时代必须有个交代，你必须跟得上时代，必须传达这个时代。结果忽然我们听到你要克服这个时代，这是什么意思？我有时候看到木心，我想到的不是木心在说什么，而是想到我们，天天听到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有些东西是因为没有被看到。

陈丹青：当你读了一百本我们今天在市面上能够读到的书，有一本跟这一百本是不一样的，我们别说高低好坏，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从每一个字、每一句开始都是不一样的。那就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回到这一百个文本中，一种就是停下来看看这单独的一本，它怎么会是这样的，它跟那一百本有什么关系。木心恢复写作的时代，同时是中国新文学最热闹的时期，就是80年代初，国内一大帮新作家起来，就是我这一代人，其中包括莫言、阿城，所有你想得到的名字。同时有个老头子在那边，就一个人在写他那一路东西，蛮有意思的，完全没有人知道，可能当时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写完了手稿都会给我看。紧接着台湾知道了，台湾知道不久大陆的这些文学也开始在台湾出版。这个景观很有意思，木心从头到尾是一个人单独的，拥有很少很少的读者，几乎没有知名度。

这个情况只是到这几年才有所改变，但是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想要这个情况，而且他试图维持这个情况，他为这个情况要付代价，因为他渴望读者，渴望能够出版，但是他很在乎方式，也很在乎他的读者，谁在读他的东西。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实际上他的写作完全没有受到所谓时代，或者是流派的影响，他其实是更具有一种超越性的？

陈丹青：可是他又说他愿意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时候会听说一些非常清高，也挺干净的人，比如他们会说我愿意做魏晋人，我愿意在唐宋。他从来不说这话，他说我愿意生在现在，20世纪思想的能量比过去要好多了。他说我们目击这个时代的太多事情，我们想问题、看问题，就是跟前代不一样。他并不是在否定他活着的这个时代，而是用他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同时又在回避这个时代，用尼采的话说就是克服。

►台湾有个文学家郭松，他说木心的散文有一种彼岸性，作为对比的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只有“此岸”。您认为他这种彼岸性是自身的参悟，还是说信仰的力量，还是说一种什么样的神秘的力量？

陈丹青：我想有天性的原因，就是他经常说这句话：我不能辜负艺术对我的教养。他十几岁就在乌镇，在茅盾的书屋里读了那么多的书，这些书塑造了他。

►就是发自内心。是不是也因为经过了很多世事的变化，包括入狱的一些经历之后的感发？

陈丹青：一部分是无奈，因为在1949年以后他不打算也不可能再发表作品。另一部分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就是我不说话，我不露面，悄悄做我自己的事情。他有过这种想法，就是藏之名山，传诸后人。因为他看不到晚年，没想到台湾会出版他的书，也没有想到大陆有一天会出版他的书，他做好准备了，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章。但他没有停止，一直在写，这是很大的勇气，从来不发表，也没有读者。

本文选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怕与爱》 陈丹青等述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授权发布

花边阅读 2015-08-23 08:5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