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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的中国学术已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世纪之交的“三叉路口”，面临着回顾过去调整步履以最佳选择开启未来的历史使命。“回顾”与“展望”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两大主题，也是完成“继往开来”历史使命的“当务之急”。２０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多次发生急转突变，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呈现出与之大略相近的发展态势，既有良辰美景的歌吟，又有风暴急流中的挣扎哀鸣，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２１世纪是个神秘诱人的世纪，正处在学术转型中的小说戏曲研究须蠡测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以便确定自身的跑道，以便以明确的目标、清醒而强烈的意识投入到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之中。当然这回顾与展望不是凭一人之力就能做好的，它需要这个时代学者的共同智慧来支撑。笔者仅将在编写《二十世纪小说戏曲研究论文精粹》和《中国小说研究史》（与黄霖先生合着）中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奉献予时贤，就教于大家。
　　 一
　　２０世纪的小说戏曲研究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相融、整合的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国门开放的阔狭、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量与能力决定着文化交流的范围、深度和文化重建的面貌，也牵引、制约着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学术走向。由是观之，近百年来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六个阶段。
　　 （一）五四前后文化革新与学科创建期
　　本世纪最初的２０年，一方面国外强大的文化势力借用政治军事力量不断地冲撞、侵入国门，迫使立志图强的国内有志之士，有意地学习借鉴西方进步文化以推翻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重建崭新的中华民族文化。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盛唐晚明之后又一次空前的文化活跃时期。西方哲学特别是文艺理论纷纷拥入，彻底改变了轻视小说戏曲视之为文学末流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小说戏曲视为改良政治和国民的最有力的工具，进一步发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呐喊。其后，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建设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人的文学”反对封建“载道”文学，掀起了文学革新运动。革新运动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是从小说戏曲研究入手进行大胆扎实的实践，并以他们崭新卓越的学术成就显示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成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胡适的《红楼梦》等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独秀的《论戏曲》、郑振铎研究小说戏曲的系列长论、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齐如山的《说戏》等煌煌论着，便是这一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是本世纪小说戏曲新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上述奠基性着作所发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使人们深切地感受着，这种影响的力量不单是来自那些着作中的现成结论，因为结论不断地被后人补充修正着，而是导出结论的那些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
　　新的理论方法包含着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考据学派，一种是进化观念。二者是既承继着中国传统的两脉来源又吸纳了国外新理论而加以改造的结果。前一种方法的传统根基是比较重视考据、校勘、辨析、注释的乾嘉朴学。胡适借用美国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对乾嘉朴学的方法加以改造，意在将考据、校勘的方法用来达到“把我们所有的观念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的目的上去，提倡“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创造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考据的新方法。并将其首次成功地运用于小说的研究之中，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路径（以后又佐以地下考古材料并参照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发展成为“三重证据法”）。
　　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虽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有着很大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相通处。可以这么说，人们在利用中国传统的父继子业、子承父志的第次传承观念和有首有尾有源有流的自然观从事文学研究时，自觉地同达尔文等人的生物有共同祖先，经过变异、遗传、自然选择最终完成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进化论相结合，用进化论改造传统的历史观，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条理化，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更强的理论色彩，使之成为适应国内社会变革需求的新历史观和方法论。
　　以上两种方法虽然在形式上有时是分开着的，但实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对具体问题的考证总离不开进化观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幅射。进化论与历史考证的方法在“历史”的共域内统一于进化论，进化论的理论容纳了历史考据学方法。我们只要读一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会对这种容纳有乾嘉传统的进化论学术研究模式有更具体、深切的体认。总之，这是２０世纪小说戏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研究的建设期、成熟期和辉煌期。
　　 （二）三四十年代由多元趋于一元的学术定型期
　　本世纪进入三四十年代，由于社会动荡的加剧，斗争日趋复杂，政治势力日趋明朗，活跃的文化日渐趋向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体系庞大科学严密更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历史的需求，日渐容纳消蚀了其它哲学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变化。如果说前２０年进化论是中国文化领域，特别是小说戏曲研究界被普遍接受和运用的主文化理论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取进化论而代之，且影响的范围和力度远远超过进化论。鲁迅、茅盾等是这个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小说戏曲的学术代表。
　　马克思主义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理论、方法的结构组合发生了新的变异。一方面，容纳乾嘉传统的进化论研究模式借助进化论的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接轨，开始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具有求实精神的新的批评模式；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高深、精严，不下一番大功夫、苦功夫便难以掌握，这使的前一阶段的部分研究者出现落伍、掉队现象，他们继续使用着习惯了的考据方法。于是，学术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考据派（如胡适、余嘉锡、吴梅、孙揩第、冯沅君、严敦易、周汝昌等），评论派（如陈独秀、齐如山、鲁迅、茅盾等），再加上上面所指出的融考据于评论之中的亦考亦论、论中有考的考据评论派（如郑振铎、吴晗、俞平伯、朱东润等）三种批评模式。三种研究方法同存共容，既是前一阶段热潮猛浪过后的余波荡漾，又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一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的大体走势是在上阶段开辟的领域内继续开掘拓展、补充丰富。研究者虽没有前一阶段那种大立大破的气魄，但对问题的探讨更趋精细，出现了诸如印度文化与中国小说戏曲，论行院、影戏、魁儡、南曲以及《水浒》、《三国》、《西游》的故事演变，曹雪芹家世、唐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等一个个学术专题系列，学者们在这些领域的辟荒耕耘奠定了和平环境下学术发展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一个世纪小说戏曲研究的主攻目标。
　　 （三）建国后社会学研究模式的生成与僵化及该学科的铺展与畸型
　　 收缩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唯一指导思想。从前苏联移植来的主要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分析文学作品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事的历史批评相融合，成为小说戏曲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五四时期曾引入的其它西方理论学派，诸如叔本华的意志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等在经受前苏联移植来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检验中，都被一一过滤、排斥掉了。考据的方法虽仍被人们经常使用，但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作为唯一的从旧时过来的幸存者，总免不了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再也不能与评论派平起平坐了。特别是将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加讨伐之后，考证方法也成了“笔伐”的对象，虽在曹雪芹生卒年、《水浒传》的作者、关汉卿生平等问题的研究中曾热过一阵，但不久又被压下去了。尽管这种方法没有消失，数量已大大减少，或化入评论文章之中了。实际上考据学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历史学的方法，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包容在社会学的范畴中的，它常常为社会学批评提供历史的实证。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小说、戏曲批评模式是一种容纳考据派批评的重视作品政治思想价值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模式，这是唯一的一种研究模式。
　　这种模式突出体现为学术论文和着作的撰写结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作品主题思想、艺术成就等的四段式。前两段内容是考证方法的用武之地，或者说考证的成果被运用到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的撰述中，最终又被纳入从社会到作家，从作家到作品、由外及内，由大到小的社会批评模式里。而这种批评的意旨所向，不过是作品的社会政治思想价值而已，艺术美学分析既浮浅又死板。这种模式对社会时代与作品政治思想价值分析所占比重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突出体现在文学史的撰写中，从５０年代再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到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文学史》再到７０年代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南开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演变轨迹。５０年代出版的《琵琶记讨论专刊》、《关汉卿论文集》、《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中的评论文章几乎是清一色的四段式结构，不论多着名的专家包括郑振铎在内都没能摆脱这一“八股”式。
　　在建国后的近３０年中，社会学研究模式走过了一个由生成到僵化的历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之前，无论是文献学与经史观指导的研究，还是用来导读的评点批评，无论是曲话诗话注释辨析，还是引某一理论比附文本，都不及社会学研究方法说理因果明晰，理论条贯严密。而正是这种条贯严密的思维和将作品置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大思维视野中加以总体把握的方法，与中华民族在构建天人合一文化结构中形成的整体思维模式达成了一种默契，或者说使原来直感式、想象式的一统时空思维趋于理论化。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通过认知这一研究方法而打开认知俄国文化和西方古典哲学的大门，思想领域和学术的视野被大大地拓展开来了。因此，应该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能在中国这块文化故土落足、生根、生长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方法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进步性的。也正是因为其上述的进步性使得戏曲小说研究在建国最初１０年呈现出勃勃生机。其基本特点是出现了名着研究热、专题研究热。这既是上一时期研究路向的拓宽，同时也奠定了以后研究的范围、格局和基调。而这种研究呈现出几个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特点。一是宏观性与整体性，即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过程连同作品本身思想艺术的宏观透视和整体把握，结束了零打碎敲、顾此失彼的丛杂琐碎的考述时代。二是理论性的加强。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分析方法被普遍地运用于文学批评中来，使得文学研究更具有了理论的说服力。三是有组织的集体讨论的研究方式。如关于《琵琶记》评价的讨论、关汉卿及其剧作的讨论、《长生殿》主题的讨论、《水浒》争论、《儒林外史》讨论、曹雪芹生卒年的讨论等等。这诸多的学术讨论无疑大大推进了小说戏曲研究的深入。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向来有着极大的融释、重铸力，从而使得阐释中的马克思主义日趋中国化、使用化。由于政治实用主义对学术控制力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地位抬高而日渐强硬，又由于社会学理论本身偏重于政治思想价值的评判，一旦学术研究只是成为适应和满足社会政治斗争需要的工具的时候，这种批评方法便会偏离学术本身的轨道而降为社会政治和时代流行意识的违心图解，不但流于简单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生命力枯竭、僵死的命运也在所难逃。尽管在五、六十年代还不时地有人发出防止文学研究中的庸俗化倾向的呐喊，以求引起世人的警觉，然而到了６０年代中期这个学术悲剧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为小说戏曲研究的停滞、畸型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化、庸俗化不仅葬送了研究方法本身，也葬送了学术研究。建国初小说戏曲研究的对象范围呈横向展开之势，到这个时期，为迎合政治斗争需要而呈向内急剧收缩。前６年研究古代文化的机构瘫痪，大批报刊停办，大陆杂志由１９６５年的７９０种骤减至２０种（包括政治杂志在内的所有杂志）。古代戏曲被视为宣扬牛鬼蛇神、帝王将相的封建主义垃圾，随同“四旧”一起被扫掉了。舞台上“样板戏”一花独放，所谓戏曲研究不过是为之抬轿子吹号子而已。小说研究全国（除港台地区外）无一部研究古代小说的专着出版，无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学术的脉搏停止了跳动，广阔的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变成了无人敢涉足的莽莽荒野。后４年，戏曲研究未见有什么新起色。至于小说研究大多不过是适应“评红”“评《水浒》”的政治运动而制作的运动文章。理论方法为清一色的“阶级斗争论”和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主观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乾嘉传统的考据方法被赋予资产阶级的性质而横扫掉了，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了。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具体表现为：或者是远离文学主体，不对文章做艺术、美学分析，只从现实的政治实用出发，应需立论，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方法；或者是采用从材料中寻找“微言大义”比附影射现实的“索引”“影射”法；或者是从作品中找实例，附和印证现成结论的对号入座的比附填充法，或者是依据现成的理论设计题目、罗列实例、注释理论的“书不破注，着不破疏”的理论注释法；或者是习惯于用今人的价值观念苛求或美化古人的反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及只重政治思想评判而忽略艺术美学分析的研究倾向。这种主观化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既是文革前此种模式的恶性发展，它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又给予文革后的小说戏曲研究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新时期由收缩到开放、由单元到多元的学术转型期
　　空前浩劫的结束，使中国的决策者面临着如何摆脱过去重新选择中国人未来命运的严肃历史课题。改革开放的明智选择给疲惫不堪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当经济体制完成了到市场经济的初步转换后，中国的经济、文化呈现为突飞猛进的态势。历史要求学术跟上这个伟大的转变，小说戏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学术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研究是继明末清初、“五四”时期两个高潮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而且思维方式的变革、研究方法的更新、理论的世界性、多样性、丰富性等都超跃了前两个高峰期，显示出了浓厚而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纵向看，这个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为拨乱反正期。在这６年里，学术研究在理论观念、思维方式、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完成了由文化大革命到新时期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个旧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尚未隐退，新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刚刚萌生的新旧交替时期，而习惯的思维定式是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在弃旧求新的心理导向和新文化传入的双向作用下逐渐消弱减势的。具体说小说戏曲研究呈现以下四种态势：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批评虽日渐消退，但余力尚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文艺观成为小说戏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理论；乾嘉考据学派适应着学术界厌虚务实的普遍心理趋向而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并在一定范围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相结合，构成了这个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的主潮；美学热、价值讨论热和比较文学的引入，给小说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高质量的尤少，却标志着小说戏曲研究的新趋向。
　　研究的理论、方法规定着学术研究的面貌，这是被本世纪以来的小说戏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当人们对此有清醒而深切体认后，便会对新理论、新方法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１９８４年全国兴起的方法讨论热潮便是人们方法论意识自觉的表现。开放的国策也使新方法的传入成为可能，于是美学、比较文学、心理学、原型批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接受美学、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模糊数学、阐释学、传播学、人类学等西方进步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欢迎，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默默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然而，崇尚实效的中国人懂得，只有国学根基深厚又善于吸收世界进步文化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新学术流派。中国的小说尤其是戏曲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小说戏曲研究也须建立具有世界进步文化理论的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文化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成流变史、成份构成、民族特性以及对小说戏曲文化的具体渗透无疑是深层的、高品位的文化研究和建构，这种艰深的探索直到现在仍继续向广度、深度进行着。
　　从横向看，研究领域呈扇形展开，日趋活跃。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最为显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七大小说名着，《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五大名剧，元杂剧、关汉卿杂剧、明清传奇等几个学术热点的研究仍是小说戏曲研究的重镇。戏曲与小说不同，除文学剧本的研究外，戏曲音乐、戏曲表演、曲谱、地方戏等向来就是戏曲研究家们关注的重点，全国研究小说戏曲的大家、精华、新秀都集中在这几个重镇上，门派种类众多，百家竞胜，空前热闹，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下千篇，出版的学术专着十几部乃至几十部。其它小说戏曲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深化着。
　　探讨小说戏曲生成、嬗变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宏观研究是这个时期仅次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又一重要文化景观。就方法而论也有着突出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利用叙事学的理论或叙事学与文化学、叙事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相结合的方法，重新梳理小说戏曲的观念史、叙事方法的演变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徐岱的《小说叙事学》、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杨义的《中国小说史论》、赵毅恒的《苦恼的叙事者》、宁宗一等编着的《中国小说学通论》、谭帆、陆炜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余秋雨的《中国戏曲文化史述》、周宁的《比较戏剧学：中国戏剧话语模式研究》等着作显示出这个时期上述研究的新成果。
　　特点之二，普遍自然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寻找中国戏曲在叙事抒情、表演形式上与西方话剧的差异，力求准确地辨析捕捉民族戏曲的根本内质。刘厚生《关于东方戏剧的几点认识》、马也《中国传统戏曲结构三题》、苏国荣《我国古典戏曲理论的悲剧观》、夏写时《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等便是这一问题研究的初步尝试。
　　特点之三，形成了断代史、体裁史、题材史专题研究热。小说史研究的成就尤为显着，齐裕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徐君慧《中国小说史》、杨子坚《新编中国小说史》、刘上升《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等小说通史是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反思、补充乃至创新。体裁、题材史的大量涌现是小说史研究不断深化、成熟的表现，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齐裕昆、刘荫柏、王海林等人的三部《中国武侠小说史》以及林辰《神怪小说史话》等“小说史话”系列。断代小说史的研究出版与上述小说史几乎是同步的，主要着作有：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萧相恺《宋元小说简史》、孙一珍《明清小说简史》、张俊等《清代小说简史》、欧阳健《晚清小说简史》。上述着作的问世表明小说史研究已进入全面展开、集中攻坚、成批收获阶段。戏曲史研究虽然没有小说那么热闹，但也呈现出日渐发展的势头。已有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张庚等的《中国戏曲通史》、李庆番的《中国戏曲文学史》、许金榜的《中国戏曲文学史》、刘荫柏的《元代杂剧史》、李春祥的《元杂剧史稿》等多部戏曲史着作问世。
　　特点之四，对小说戏曲的理论研究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古代小说批评研究在史料整理、理论探讨、批评史的梳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往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片断支语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一粟的《红楼梦卷》、马蹄疾的《水浒资料汇编》、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为一个时期资料整理之先导。朱一玄近二十年来整理出版的几大小说名着“研究资料汇编”系列，不但内容翔实，篇幅较大，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着体例，显示出独特的资料学思想体系。黄霖、朝同文编着的《中国历代小说论着选》是小说理论资料整理的典范之作。十来部小说名着的专门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整理的小说资料汇编，形成了小说研究资料整理的多样与繁荣。戏曲研究资料整理的成就似不如建国前后，没有见到像《中国古代戏曲论着集成》那样大部头的有价值的史料整理着作，不过庄一佛编着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王国维、吴梅、郑振铎等人的《戏曲研究论文集》之类的成果整理，隗芾等的《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以及关汉卿等剧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等也有填补资料空白的价值。同时，对王骥德、叶昼、李贽、金圣叹、李渔、毛崇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古代小说戏曲批评家的深入研究为小说、戏曲批评史的着述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一批小说批评理论史着作相继问世，如黄霖的《古小说论概观》、《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谭帆、陆炜《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周宁《比较戏曲学》以及祝肇年的《古典戏曲编剧六论》等。这个时期，在对中国传统悲剧观、喜剧观、戏剧演出理论、表演理论、表演结构、以及戏剧音乐理论方面的考察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突破。
　　新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基础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的两大困惑。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研究小说作者的家世、生平、年代、版本、人物原型等仍是新时期小说研究使用的基本、主要的方法。然而，史物史料是考据的生命，而史料、实物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人意所能强求。于是，考证者常面临“无米之炊”的困惑，并由此而生发出考证忽躁症：伪材料或真伪不明的史料被考证者视为至宝；或仅据孤证、内证便草率定论；或仅据传闻便捕风捉影；或材料不够假想来凑，如《红楼梦》研究中关于曹雪芹画像、书籍、佚诗等的“发现”，结果考证文章满天飞，但真能解决问题的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凤毛麟角，少得可怜。
　　斗争论和社会学批评在解决文学自身的深层问题上显得单调、浮浅、逗游其外而不入其内。西方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客观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些理论直接地拿来是不够的，往往会文不符题或适足削履，需要在借鉴、改造、吸收的基础上，重新创造适合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理论体系。新时期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界正在向此迈进，但据目标尚且遥远，于是便表现出了初期的种种弊端：对新理论的食而不化，或用新概念术语在研究对象身上贴标签，或用某种小说现象简单而随意地比附理论，或打理论革新之旗而做就事论事之实。这种求新不求深、务虚不求实的现象归根结蒂是理论的转化与重建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新时期以来采用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古典小说的文章、着作并不多，而经得起时间推敲的更少得可怜。因此，扎实地进行理论方法的研究和创造是当前古典小说、戏曲研究需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
　　 二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小说戏曲研究所经历的坎坷多艰的历程，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很多，笔者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以就教于大家。
　　 （一）学术研究的根基及其两重性。
　　学术研究具有两重性：科学性与当代性。但这二者并不是平起平坐，科学性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属性，是一切学术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即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弄清研究对象的真实面目，而绝不是让实事迁就我们的主观愿望。我们无论借用什么样的认识工具，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客观地认识对象的目的。有人不承认科学性是研究的归宿这个观点，而把服务于当代视为最终的归宿，这实质上是“经世致用”观念在今天的继续。“经世致用”有其合理性，然而容易走向实用主义，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本世纪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沉重的，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和否认学术的另一属性：当代性。因为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活动的同时就已经注入了自己当代的意识了，不过应当说明的是研究者的当代意识只能有助于对研究对象客观真实性的把握而不是相反，这是其一。其二，所谓服务于当代也不是直接的，不是直接服务政治，更不是直接服务于经济，而是通过精神生活（古人的精神生活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相通性）来间接地服务于当代的。用当代人的意识去阐释古代的文化现象自无可非议，但其前题是在阐释之前首先须弄清你所要阐释的对象的面貌，就好像射击首先要找到靶子的准确位置一样，这恐怕是个极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极简单道理并非人人都懂得，尽管近百年来我们因此而付出惨重的学术代价：为了注入当代意识，以时髦的政治思想价值评判为旨归，不断地虚构适应时代流行意识需要的意义世界。时过景迁，方晓得那不过是用当代意识吹起来的学术泡沫。然而可悲的是这种学术泡沫在今天还有人在吹或企图再吹，如提倡文学研究要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云云，便是旧伎在新形势下的重演。我们应当以历史为鉴，不可重蹈学术史悲剧的覆撤。
　　 （二）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学术独立性与文化共生、同构性。
　　学术研究的根基（第一性）——客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每一类别都有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独立性是由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殊性和特有的规律性决定着的，如戏曲不同于小说是因为戏曲比小说多了一层表演的形式等，因此每一类别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都具有客观的属性。学术研究的价值，学术研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正是通过它自身的独特性的发挥来完成的，正像一支支乐器发出的粗细不同的乐音汇成为动人的交响曲一样。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又是建立在其它文化的相通性、共存性基础上的，它们的相同性说到底是人的精神的相同性以及共同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建设增砖加瓦的目的的同一性。小说戏曲研究愈是保持和体现自身的文化独特性便愈能为人类的精神文化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任何无视学术的客观性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毫无意义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样的教训，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人否定传统戏曲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主张废除旧戏；又如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对小说戏曲研究的干扰、控制等等。
　　 （三）文化的兼融与理论的创造。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吸收新文化的营养，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气量和吸纳力决定着学术发展的面貌。换言之，学术发展的力度取决于文化政策开放的程度。中国历史上诸侯间的文化交流、南北方文化的融汇、中印文化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本世纪小说戏曲研究出现的两大高潮也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多元比单元好；竞争比一统好；开放比关闭好。但是广泛地吸收与世界进步文化的兼融只是文化发展的前题条件，文化发展的实质性进步在于立足于吸收基础上的理论创造，建立适用于中国自身文化需要的具有中华民族风格、气派的民族理论体系。这比简单地将现成理论拿来比猫画虎一番要复杂得多，有意义得多。但是对于小说戏曲研究者来说一般都缺乏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他们的时间精力都花费在了具细项目的研考中，对他们似不应有额外的苛求。不过有这种创建和没有这种创建是不一样的，本世纪的学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采用什么样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直接关系着学术研究的品格和面貌。传统方法与外来理论交汇的形态大体呈现为三种层状：不顾研究对象的适足削履式的生硬套用；依据研究对象化用外来理论；从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出发吸收世界进步理论的合理内核创造第三种新的理论。学术研究也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品格、层状。胡适在小说考证方面取得的具有时代性、奠基性的成就与他以实用主义理论改造乾嘉传统而别创新方法不无直接关系。新时期以来理论方法的多元化造就了一代学人理论知识的多元化和理论能力的提高，在小说戏曲研究界出现了追求理论研究的高品位和民族性的好势头，标志着民族理论创建意识已经起步走向自觉的阶段。
　　 三
　　本世纪最后２０年是小说戏曲研究成就最丰厚辉煌的２０年，这期间虽然没有出现像“五四”时期王国维、鲁迅、胡适、闻一多等那样卓越的大家，但学术的基础和整体水平较高，且逐代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决定的，最具有导向性的是国际大文化的发展走向和国内社会发展的世界眼光。开放的国策加快了中西文化交流接轨的步伐，西方文化的自由性、进步性、理论思辨性和丰富性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理论、学术视野，学术界的理论意识普遍增强。这种增强不仅表现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接连出现的美学热、主体论热、宏观热、方法论热、文化热等社会文化思潮，而且表现为小说戏曲研究的本体化、理论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学科的纷纷建立，即研究者逐渐将小说戏曲从文学、艺术的大家庭中独立出来，突出文体自身的独特性，建立小说学、戏曲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把小说戏曲当成文化现象运用多种理论方法研究，其涉及的知识范围必然远远超出文学领域，必然带来小说戏曲与其相邻学科的交叉综合问题。如，小说美学、戏曲美学、小说心理学、小说叙事学等。不同学科在交叉结合后又相互补充、综合优化，可取得比任何一个单独学科更好的研究效果。除此外，小说戏曲研究的宏观性和理论化还表现为研究课题的整体系列化，即学术竞争的激烈性促进了研究者的整体性思维，课题的设计注重整体性和系列性。如小说史系列、小说叙事系列、戏曲人物系列、戏曲题材系列等，呈现出由散兵游勇到兵团作战、由单本出版到丛书推出的转变。毫无疑问，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的理论性以及诸家出版社更乐于推出系列丛书的出版意向，对小说戏曲研究的宏观性、理论化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不过学术的理论化总是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的，总不偏离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轨道，民族文化研究成为结合、融铸中西文化的学术中介、结合部、孳生带，从而使得民族化、理论化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小说戏曲研究的一大主潮。
　　校勘、考据的方法仍然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掌握这一方法是进行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新时期成长起来和培养出来的学者只搞校勘、考据，不懂理论或只懂理论而没有考、校基本功的人已愈来愈少，成就较高的学者大多是或考或论，考论兼而有之。但考据的传统方法也面临着如何更新增强自身能力使其更具有活力的问题。实验主义方法、地下考古佐以地上史料的方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都曾经使这一古老的方法获得新生。随着微机的迅猛发展，不断地有人将计算机手段运用于考证校勘之中，如通过对文本设定词汇的定量分析确定作者等。尽管这仅仅是初步的，但前景极为广阔。随着图书资料的光盘化和计算机速度功能的增强以及国际联网的普及将会大大提高资料查找的速度、效率，使考证的手段进入现代化。同样，考据的方法也需要引进有利于克服自身固疾的思维机制和思维方法。考据方法意在探索历史事实的原貌，说明事物是怎样的不是怎样的。历史的面貌是粗糙的、零散的、模糊而不易识别的，特别在大量史料被散失、作伪、埋没的情况下，再现历史原貌（实指遗留貌）便尤其困难，尤其需要视野的宏观和思维的整体性、多层次。当然，旧的考据方法也离不开逻辑思维，只是视野太狭小，思维的方式太单一平面化了。将多维整体理性化思维引入考据方法中来，可以更充分有效地利用史料。因此，考据方法的更新以及与理论思维的兼容同样是今后一个时期小说戏曲研究的路向。
　　 〔责任编校 傅丽英〕＊
　　
　　
　　
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96-102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许建平19971997 作者：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96-102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许建平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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